一名正处级秘书的受贿经历

　　本刊记者/杜智娜 通讯员/尔轩

　　“一直以来我是认罪的，我愿意受到法律的惩处，希望将来能够重新回归社会，为社会和国家做点事。”站在被告席上的吴功阳在最后陈述时，言语哽咽。

　　吴功阳，原系商务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信用组组长，曾任商务部办公厅秘书一处正处级秘书。他在为商务部一位副部长做专职秘书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李涵静等5人跑汽车进口配额和焦炭出口配额，先后9次非法收受贿赂款93万元，美元3.39万元，共折合人民币121万余元。

　　2007年6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吴功阳受贿一案。

　　坐在被告席上的吴功阳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刚刚冒出黑茬的光头，一脸的络腮胡子，白色衬衫外面套着蓝色号服，与他身着西装的照片对比，判若两人。在回答公诉人的讯问时，他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互握，右腿轻轻地颠动，面无表情。

　　吴功阳向法庭供述了自己受贿的全过程——

　　结识“大姐大”李涵静

　　被称为“焦炭大姐大”的亿万倒姐李涵静，是第一个拖吴功阳下水的人。“都是她害了我！”吴功阳曾对承办检察官说。

　　我是2001年下半年认识李涵静的。当时李涵静来部里找副部长，副部长不在，我们就认识了。

　　我们聊了很多事，我无意中说起了副部长的女儿向我借过钱，还向副部长的好多朋友借了钱。当时她没什么反应，后来有一天，她到我办公室给了我一个信封，说她是副部长女儿的干妈，替干女儿还我钱。因为在办公室也不好推辞，我就收下了。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10万元人民币，都是100元面值的。

　　据此案的承办检察官说，当时副部长的女儿仅借了吴功阳五六千元人民币。

　　借出去五六千元，还回来10万元，吴功阳很清楚这差额中的含义，“我认为她是想借替干女儿还钱的名义，跟我拉关系”。

　　果不其然，此事过后两三个月，李涵静找到吴功阳，让他替中煤地质公司申请一些汽车进口配额。吴功阳没有找副部长在申请文件上签字，而是凭着自己是副部长秘书的身份，直接和机电司打了声招呼。最后中煤地质公司的申请文件被批准了。

　　这次顺利地办完事后，没过多久，李涵静再次找吴功阳帮忙替中国南方机车车辆公司申请一些汽车进口配额。她私底下把申请文件交给吴功阳，吴利用职务之便把这份文件放在要报给副部长的文件里。最后，这份申请文件副部长批了，并按照正常的程序走到了机电司。

　　网上有人透露，炒卖汽车进口配额利润大得惊人，一张工本费只有10元的进口汽车许可证，在黑市可被炒到十几万元。

　　猛攒一笔的李涵静并没有忘了给她利润的人。

　　2002年底或2003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和李涵静在地坛附近的一个茶馆见面，李涵静在茶馆里把一个纸袋给了我，我拎回家了，过了两天，我打开纸袋一看是20万人民币，是100元面额，1万元1捆。她给我钱是因为我在汽车配额上帮助了她。

　　2003年年底，李涵静渐渐退出汽车进口配额的倒卖，因为当时中国履行WTO议定书的承诺后，逐步取消机电产品配额的管理措施，使得这一交易无厚利可图。

　　2003年底、2004年初，李涵静找到我，说现在进口汽车配额在市场上不是很紧俏了，而焦炭配额很热，能不能让我帮助她找一家做焦炭的公司。后来，我通过我的朋友邹德海给她介绍了大连大化集团。李涵静还自己找了一家山西焦炭集团。她通过自己的运作请到了一位领导在这两家公司申请焦炭配额文件上签字。

　　吴功阳供述，焦炭出口配额的审批不是副部长的权限，所以李涵静把这两份有签字的申请文件交给他后，他按照内部的要求把装有这两份申请文件的信封上贴了条形码，放在了部长的交换信箱中。过了不久，这两家公司的申请批到了外贸司，外贸司也最后批准这两家公司各4万吨的焦炭配额。

　　2004年9月左右的一天，李涵静的约我吃饭，饭后我坐李涵静车到西堂子胡同，当时还有李涵静的司机。到那后，车停下来，我和司机在车里等候，她从楼上拎了一个纸袋下来，在车里她把纸袋交给我，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我拎了一下，意识到里面可能有钱，我收下了。之后车把我送回了家，我把纸袋放在了家里的大衣柜里，后来一看里面有23万元人民币，2捆没开封的10万元和3捆1万元的，面额都是100元一张的。

　　当承办检察官讯问吴功阳为什么要收李涵静的钱时，吴功阳说：“我收李涵静的钱每一次的心态都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我利用我当秘书的职务便利，帮助李涵静申请汽车进口配额和焦炭出口配额，然后她给我好处，我觉得我帮李涵静做了事，她才给这些钱。虽然我也推辞了，但由于贪欲作怪，尽管当时心里很不安，我还是收了。从根源上来讲还是贪念，使得我没有意识到是在犯罪。”

　　吴功阳在向检察机关供述时说，李涵静给他的53万元人民币，他一部分用来

装修新房，大部分投资到他的一个朋友开的公司了。

　　一根线牵出另外四起受贿

　　据媒体报道，李涵静倒卖焦炭配额，收取了最高达180美元/吨的“中间费”。2006年春节过后，李涵静被“双规”，并供出了吴功阳。2006年3月26日上午，刚刚到单位的吴功阳被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带走了，此时他意识到“东窗事发”了。

　　承办检察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吴功阳是法学硕士，应该说是懂法的，所以一讯问，他就全招了，不仅是李涵静的受贿情况，还主动交待了与其他4个人的经济往来。”

　　检察官所说的其他4个人就是古丽佳汗、邹德海、董新玉、叶在富。检察官说，这4个人找吴功阳都是为了汽车进口配额。

　　吴功阳与这4个人相识各不相同：认识古丽佳汗是在她找副部长时，吴功阳是副部长的专职秘书，接触过几次便熟悉起来；而邹德海原是商务部下属的一家鑫恒安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因为工作关系，两人相识；董新玉则是一位朋友介绍的；说起叶在富，他们最有“缘”，当时吴功阳在外经贸部(商务部前身)人事司负责招收干部，去厦门大学招收应届毕业生时对叶在富进行面试。通过面试后，叶在富分配到了中国华润总公司工作，当时吴功阳的前妻也在华润公司工作。

　　在检察官的讯问中，吴功阳详细地供述了与这4个人的经济往来——

　　在这4个人中，新疆的古丽佳汗是出手最大方的一位。在求吴功阳办事之前，就重重地投入了一笔。

　　大约是2002年7、8月份的一天，我们在江苏大厦吃饭，饭后临走时，她给我一个纸袋，说给小孩以后上学用，我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我把纸袋拿回家后一看是15万元。我想她给我钱也是想让我以后能够帮助她，铺路子。

　　吴功阳没有猜错，2002年底，古丽佳汗的公司就以新疆残联的名义向商务部申请汽车进口配额，她提出让吴功阳帮她。“拿人手短”，收下了人家的钱就得为人家办事，吴功阳把古丽佳汗的申请文件转给了副部长。副部长批示后，文件按正常程序走到了机电司。

　　事成之后，古丽佳汗也没亏待了吴功阳，她以送给孩子玩具的名义给了吴功阳一个手提纸袋，吴拿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是20万元人民币和900美元。“我认为她给我钱也是因为我在汽车进口配额上帮助了她。”

　　拿到古丽佳汗两笔钱，吴功阳将第一笔用于炒股，而第二笔还给了邹德海。此前，他向邹德海借了21万元人民币购买了汽车。吴功阳说他只还了邹德海20万元，那1万元不了了之了。

　　其实，邹德海巴不得吴功阳不还钱，他还想借机找吴功阳办事呢。

　　2002年下半年，邹德海有一家公司叫大连丝益服饰公司在申请外贸进出口权，申请文件递到商务部后，他托吴功阳帮他协调一下这件事情，让申请尽快批下来。在吴功阳的协调下，缩短了备案的日期，这家公司的申请很快被批下来了。

　　2003年底，邹德海到北京来，我去他住的中国大饭店看他，我们聊了一会，他给我一个信封，我一看是美金，先是推辞了一下，他说出国方便，我就收下了，信封里一共是3000美金。

　　2004年初，当时正是

禽流感期间，从美国进口冻鸡的业务都被冻结了。邹德海自己有一家公司有进口冻鸡业务，进口冻鸡的业务被冻结对他的公司影响很大。邹德海找到吴功阳，希望他能打听一下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进口冻鸡业务。吴功阳就利用自己秘书的身份，了解到大约在2005年初可以解冻的信息，并且告诉了邹德海。

　　为了表示感谢，2005年初，得知吴功阳要装修房子的邹德海，送来5万元人民币。

　　说起来给董新玉帮忙是最轻松的，吴功阳只在饭桌上露在面就成了。

　　董新玉是河南南光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2003年初，他想做法国标致公司在中国的总经销商，在请法国公司的代表吃饭，找吴功阳作陪。在吃饭时，董新玉向对方介绍说吴功阳是商务部副部长的专职秘书。过了不久，董新玉的河南南光公司成了法国标致公司在中国的总经销商。

　　吴功阳的身份为董新玉带来了机会，董新玉自然不会忘了吴功阳。“那件事之后的一天，我和他一起吃饭，饭后他给了我装有1.7万美元的一个信封，说是给我小孩上学用的。”虽然董新玉口口声声说钱是给孩子的，但是吴功阳明白，“这钱是因为我帮助过他”。

　　这4个人中，吴功阳最欣赏叶在富。叶在富对中国汽车市场很熟悉，吴功阳觉得他对汽车贸易业务很有眼光，因此两人常在一起探讨业务问题。

　　与叶在富有了初识后，他们再次相遇在2002年，当时叶在富在华润公司汽车贸易部任副经理。之后，两人交往多了起来。渐渐熟悉后，叶在富提出想在领取汽车配额方面更加方便，吴功阳让他写一些关于他们公司在经营汽车方面的一些情况给主管司局和部领导看，这样有利于他们公司的形象。过了不久，叶在富就写了一份他们公司关于汽车进口方面的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经过华润集团董事长的签批后，报到了商务部，后经过吴功阳转给了副部长，副部长批给了机电司，让他们作参考。

　　像这样的情况在2002年到2003年期间总共有两到三次。2004年，我做专职秘书的最后一年，三四月份的一天，叶在富约我在北京地坛公园对面的金鼎轩吃晚饭，饭后在餐厅外我准备回家时，叶在富给了我一个信封，说我要离开秘书岗位了，感谢我对他的帮助和支持。我推辞了一下就收下了。回家后我没有打开，第二天我把这个信封带到办公室，打开后发现里面是面额100美元一张的美元共1.3万。这些钱我大部分兑换成人民币购买高尔夫球卡。

　　断了翅的金凤凰

　　庭审过程中，吴功阳认罪态度特别好。他的代理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法院可以去商务部人事部门调取吴功阳的平日表现，“如果他的表现不好，是不可能给领导当专职秘书的”。

　　翻开吴功阳的个人档案，他是江西寻乌县人，1985年的高考让他鲤鱼跃龙门，考入杭州商学院会计系，成了县城里飞出来的金凤凰。

　　1989年，大学毕业的他步入仕途，到外经贸部(商务部的前身)派驻北京市平谷县外贸公司基层锻炼。之后他的仕途一路平坦：1990年10月调入经贸部人事教育劳动司，7年时间内，他从科员升职为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1997年9月他又到对外经贸大学镀金，攻读法学硕士。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外经贸部人事教育劳动司办公室任副主任。之后，他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地转型，担任商务部办公厅副处级专职秘书。2001年6月份，他升任正处级专职秘书，成为某副部长的专职秘书。直到案发前，他被调到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信用组组长。

　　承办检察官告诉本刊记者，在讯问吴功阳时，她觉得吴功阳人挺老实的，话并不多，但问什么说什么，认识比较到位。吴功阳说，他跟他们交往，给他们办事，跟他这个秘书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不能收钱，一收钱这性质就变了”。

　　因为吴功阳将送来的钱多用于股市和消费，所以案发后，检察机关只追缴了一辆汽车和不到10万元的人民币现金。

　　但吴功阳一再向承办检察官表示：“我觉得对不起组织、领导、同事和家人。我认识到我犯了严重的罪行，我愿意退出赃款，全部上缴检察机关并接受法律的制裁。”

　　法庭最后陈述时，吴功阳哽咽着说：“今天站在这里，我感到很惭愧。一直以来我都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做事，明明白的做人’，做专职秘书前两年，我工作一直很努力，后来是我自身原因，思想上有所改变，法律意识淡薄了，有些事情当时在做的时候，很少向法律这边靠。通过一年多的反省，感觉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给社会国家造成特别大的危害，特别是帮助过我的领导、同事，还给我的家人带来了伤害，所以一直以来我是认罪的，我认罪是因为希望自己在良心上得到一丝宽慰。我愿意受到法律的惩处，希望将来能够重新回归社会，为社会和国家做点事。”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7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