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身体铺平生命之路

　　□今报特派记者 张英/文 范新亚/图

　　河南陕县支建煤矿69名矿工在各界努力下，实现“完美救援”的奇迹。党中央国务院高层高度关注，省委省政府等各级领导亲临现场指挥抢险，各职能单位不计得失通力合作……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在这次抢险中的英勇表现值得我们铭记。请记住这5个名字：白林绍、朱铁岭、王明丽、李顺刚、任耀。如果把这次抢险救援比做一组精密的机器，那么这些来自基层的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就是一颗颗螺丝钉，时刻冲锋在前。

　　○白林绍：第一个跳入水中，用身体挡住洪水

　　8月3日的《解放军报》第二版党的“十七大”代表名单中，可以找到一个名字：白林绍。因为表现突出，在全国武警部队42名代表中，他是唯一的“兵”。而此前6天，他正执行陕县“7·29”抢险任务，结果背上长满痱子，裆部溃烂。

　　“他本来可以不参加这次抢险，舒舒服服去参加提干培训。”武警三门峡支队副支队长张进福说，可他非要去。

　　他们第一个任务就是封堵住铁炉沟河洪水涌入的废旧矿井口。张进福给记者描述时，亲手绘制了一幅“作战图”：铁炉沟河畔两个废旧矿口泄漏，最威胁被困矿工生命安全，必须堵住；暴雨劈头而下，河水最深处有两三米；河堤只有不足5米宽，外侧就是高约8米的峭壁，峭壁下两米多外，就是一个直径二三百米的大矿坑，已是一片汪洋，坑有多深，谁心里也没底。

　　暴雨越下越猛，必须堵住废旧矿口，可水流也越来越急，白林绍也急了，第一个跳入浑浊的水中，其他战士一看也纷纷跳下，用身体挡住15立方米/秒洪水的冲击，保证填堵泄漏口的沙袋不被冲走。

　　7月29日晚暴雨如注，武警战士从当天14时到次日6时，激战16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一刻，终于堵住泄漏点。

　　他们一直坚持到8月1日矿工全部安全升井才撤离，而8月3日记者采访时，白林绍又奔赴卢氏县抗洪去了。

　　○朱铁岭：抢险中门牙磕掉了，自己都不知道

　　昨天，朱铁岭跟记者说话时，嘴里漏着风，他右侧一颗洁白的门牙就是在这次抢险救援中“光荣下岗”的。

　　朱铁岭是义煤集团观音堂煤矿的一名矿工，这次抢险救援接到的任务是，开动水泵把井下积水往上抽。

　　7月29日14时朱铁岭下井开始抽水，直到30日凌晨3时才结束第一轮工作。休息后，30日22时朱铁岭再次下井。

　　“井下作业面特别小，巷道只有1.5米高，直不起腰来，巷道底下都是泥水。”朱铁岭说，他就蹲在巷道里，用手扶住水泵和抽水管，累得实在不行了，就一屁股坐在泥水里，算是休息一会儿，但手还是不能离开水泵，因为朱铁岭怕泥水里的杂物塞住水泵，“那就麻烦了”。

　　救援的几十个小时里，水泵正常运转，没被塞住一回。

　　31日10时许，在井下作业12个小时后，朱铁岭结束第二轮工作，进到休息车里，拿出一小包药，用水冲下。就在他仰脸张口的瞬间，观音堂煤矿的副矿长李矿军突然说：“老朱，你牙咋掉了？”

　　朱铁岭以为在开他玩笑，可一摸嘴，“呀！可不，门牙少一颗”，说话还漏着风，可他实在想不起来是啥时候在哪儿磕掉的。“第二次下井前我吃药时还在啊。算了，不就是一颗牙嘛，跟69条命比起来算个啥？”

　　○王明丽：为抢险救援铺平“生命之路”

　　正当朱铁岭们在井下为救援69名矿工而奋斗时，王明丽也正手持铁镐，在矿井外为救援队伍顺利进入矿区铺平道路。

　　王明丽是陕县公路局养护股的副股长，这次抢险带了60个“兵”。“那您也不大不小算个官了？”记者问。“啥官不官的？比我大好几级的官都拿着铁锹挖土铺路，我能说啥？”

　　王明丽，有一个听起来很柔弱的名字，干起活来却有“拼命三郎”的劲儿，今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41岁的他刚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下310国道到支建煤矿，约有15公里的路段路况非常差。“都是给重型车轧坏的。”王明丽说，有的大坑，一整车混合料（石子、沙子、水泥混合而成，用来铺路）倒进去都填不满。

　　抢险刚开始，王明丽有两个任务，一是最短时间内把道路弄平整，以保证各路抢险队伍能顺利到达煤矿；二是事发当天预报有大暴雨，必须疏通道路泄洪边沟，防止洪水冲垮道路。从7月29日17时到次日清晨5时，整整12个小时，王明丽天天干活的手都被磨烂了，一双来不及换的皮鞋彻底报废，双脚被水泡得煞白。就在这天夜里，王明丽带着人修复两处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修复面积有1000多平方米。

　　30日，他又接到新任务，负责这段道路的养护，保证救援通道畅通。直到8月1日最后一辆救护车绝尘而去，王明丽才撤回，此时，他已累得喝水都端不起杯子。

　　○李顺刚：安装微波，高烧39℃爬上60米基站顶

　　抢险指挥部的手机掉线了，救援指令发不出去，外界信息传不进来，紧急！原来支建煤矿附近山头上移动信号基站，同时通话负荷已经到达极限。

　　三门峡移动公司网络部基站班机务员李顺刚接到任务后，7月29日19时30分，立即对基站进行扩容，同时在线通话人数从70人左右上升到150人，后来又扩容到220人，这是基站最大容量。

　　救援队伍不断壮大，还是不能满足需求。30日凌晨0时，移动应急车开到现场，但必须在基站上安装微波，应急车才能发挥效用，满足更多用户人群通话。

　　但此时李顺刚感冒了，高烧39℃，且暴雨倾盆，雷电交加，无法到达基站顶部。1时许，李顺刚回到市区打上吊瓶，烧刚退一点就又赶回煤矿，5时许，雨小了些，他和一名同事带着30多斤重的微波器材，步行4公里来到基站下，仰望顶部，60米高。

　　基站其实就是个信号发射塔，铁架子搭建，雨后很滑，李顺刚系好安全带，小心翼翼爬上顶部，安装好微波，却突然发现，一道山梁挡住视野，找不到应急车位置了。

　　而微波必须对准应急车才能接收信号，凭借记忆、凭借丰富经验，李顺刚小心调试着，寻找着，半个小时后，应急车终于发挥了效用。

　　○任耀：69名矿工都是他亲手拉上来的

　　8月1日12时54分，最后一名被困矿工曹百成出井时，所有照相机、摄像机都对准了他。

　　大约40分钟后，一位满脸煤灰的年轻矿工疲惫走出，他是最后一位升井的义煤集团救援突击队员，因为救援时，他冲在了最前面，从第1个到第69个矿工，都是他亲手拉出来的。

　　但比起被困矿工，他显然不是主角，相较曹百成出井时的“风光”，没有媒体追随的他显然是落寞的。他叫任耀，27岁，单纯直率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还要计较什么“风光”不“风光”，他称自己是“煤黑子”，并没有因为亲手救了那么多人就觉得自己突然高尚起来，“都是兄弟，我要落难，他们也会这样救我”。

　　但这次救援，还是给任耀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清理淤泥的时候，他看到远处有微弱的灯光，就开始喊话：“有人吗？”但是，远处没有声音，灯光摆了几下。“我知道肯定是他们，就喊，出来吧兄弟们”。

　　从第1个到第69个，任耀一双手，把他们挨个儿拉了过来。任耀说，这是一生中，第一次参加如此重大事件的救援工作。他今年3月刚刚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他说“积极分子，就应该积极冲到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