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走出的中国外交官

　　在外交部的武汉籍外交官有近100名，均毕业于武汉外国语学校，年纪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23岁

　　核心提示

　　外交舞台风云际会。在中国渐渐强大的外交身影中，有一群来自武汉的外交官用自己特有的智慧、敬业、勤奋，为中国外交事业默默地奉献着。这个夏天，让我们第一次走近这些武汉精英。

　　祝青桥，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武汉人。据他介绍，在中国外交部，有近100名武汉籍外交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毕业于武汉外国语学校，有相当一部分被保送到名牌大学，再经过一系列选拔进入外交部。

　　现在，这近100名武汉人，有的是驻外大使、有的是参赞、有的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有的负责地区事务。他们中年纪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才23岁。

　　这些武汉精英们，在中国外交事务中，尽职尽责，发挥着自己最大的能量。

　　祝青桥外交部拉美司副司长

　　驻巴西七年，没到现场看过足球赛

　　7月18日，北京朝阳门外交部大楼。

　　这栋建筑面积为128600平方米的大楼呈灰色，半圆弧形结构，有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庄重巍然的立于闹市中心，大楼前飘扬着中国国旗。

　　记者来到外交部东门，外交部联系接待的同志下来，拿出自己的工作证明，跟门岗内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填完会客单，再让记者凭记者证换一张进门磁卡。进入大楼需要刷卡，结束访问后用磁卡换记者证出门。

　　这位工作人员说，外交部的访客规定很严格，内部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入部卡，而驻外工作人员回国入部，也需换入部牌才能进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办公室，祝青桥正在处理巴西坠机事件。作为拉美司的副司长，他要拟一份主席慰问电。

　　在此起彼伏的电话声、收发传真声中，记者见识了“外交无小事”。“每当发生这种重大事件，外交部就要启动应急机制，紧急排查有无中国人，如果有，就要赶紧进入救援和相关程序，如果没有，也要根据相应的国家外交礼节对受难国表示慰问。”祝青桥说，这里的工作，加班加点是正常的，“时区不同，手机24小时开机，保证驻外工作人员能第一时间联系到你”。

　　祝青桥曾驻巴西7年。一次，为了考察一个水利开发项目，他们乘坐一架四人小型飞机，“我带着清凉油，后面两个巴西人都吐了”。在云里飞来飞去，让祝青桥记住了小飞机的惊险。

　　巴西与中国面积只相差100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中国的八分之一。“生活水平不比我们差，因为相距遥远，相互认识有误区，可能人们对巴西除了桑巴舞和足球，其他了解不多。事实上巴西的工业门类齐全，汽车工业发展比我们强，小飞机制造也比我们强，所以中国准备和巴西合作，在哈尔滨引进一条生产装配线。巴西资源很丰富，中国很多铁矿石都向他们购买。”

　　谈起巴西，祝青桥就打开了话匣子，但实际上，在巴西七年，他只回国两次，“没去现场看过足球赛，没看过巴西狂欢节”。

　　年轻时，祝青桥还到条件相对艰苦的莫桑比克驻外三年。当时那里还在战乱，不敢出城，生活非常枯燥，报纸很少，电视一个星期就放三、四天的节目，每天只有三个小时。除了这些，还得忍受可怕的疟疾。

　　“但我很受锻炼，初到一个艰苦的地方，刚开始确实很难适应，但还是坚持下来了。”祝青桥把这归功于武汉外校的培养，他从很小就开始住校，什么都要自立。

　　祝青桥的夫人也是外交官，孩子六岁半，上幼儿园是整托，上学也住宿在学校。“我们不能经常在家，现在就让小孩学会自立。”

　　辛苦之余，光荣也溢于言表。祝青桥说：“因为处理的是跟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不管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还是涉及国家形象的，都直接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第一条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要掌握政策，听候国家调遣，还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工作能力要强，要善于判断复杂的形势。”

　　费胜潮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

　　7年魔鬼式训练 当上国家领导人翻译

　　7月19日，北京外交部大楼附近的星巴克咖啡厅。

　　两杯卡布其诺摆在费胜潮和周宇的面前，在这个不太安静的咖啡厅，两位出自武汉的外交官，一起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也许是工作的影响，费胜潮给人的感觉很端正——容貌端正、坐姿端正、思想端正，一直强调“做外交工作，最重要的是政治素养”。

　　费胜潮1992年从武汉外国语学校毕业，考入武汉大学外语学院，1996年进入外交部。现任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他担任两位主翻之一；2006、2007年，他连续两年担任“两会”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现场翻译。

　　费胜潮介绍，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主要是完成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交部一些重大外事业务的口笔译任务，另外就是培养外交翻译人才。

　　历经镁光灯的闪烁，费胜潮显得很平静：“因为人们都很关注国家领导人，所以才会关注到我。”他看上去老成持重，讲话温和有礼。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信条里，又格外强调政治素养：“作为外交翻译，代表的都是国家形象，经常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掌握国家秘密，对政治素养的要求很高”。因为工作优秀，他多次在外交部年度考核中被评定为优秀等次。

　　今年两会，费胜潮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总理旁征博引，那些古典诗词怎么翻译？

　　“其实我背后，有三四十名同志做指导和陪练。”费胜潮说，像这种重大场合，一般会先做模拟，搜集历年来温总理的重要讲话，把其中的古语、成语或经典的名句作为练习素材，再根据新近发生的国家事务，找一些类似的古籍、文献，研究句式和翻译规律。“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从来都是没有演讲稿的，都是要靠临场翻译，积累必须深厚。”

　　费胜潮拥有今天的地位，也是经过层层遴选和魔鬼式的训练，积累7年才完成。他介绍，每年的应届毕业生要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再通过外交部的考试，才能进入外交部工作，这个比例大概是70人中选1人。然后进行英文翻译，200多个入围的人中，通过层层考试，留4到6名同志。这几名同志再经过魔鬼式的训练，不做任何工作，脱产培训半年，培训内容有各领导人的发言讲话、国际媒体的国际形势报道及各个行业的英文读物和《人民日报》的社论。

　　能进入到外交部，本身就有很强的翻译能力，需要更多的是实战与经验。经过培训后，才能进到翻译室做一些实践工作，也有机会到国外学习，但这种状态需要2年时间，“这个培训有点像高考，可能经过两三年磨练，语言能力和专业水平很高，但还是觉得你不大适合做翻译。”

　　费胜潮说，做翻译不仅要有稳定的心理素质，还要身体结实、精力充沛，因为工作起来有时一天休息不了几个钟头。这项工作对专业和精力都是极大的考验，“经常跟随领导人出访，只要他讲话，你就要马上翻译出来，一天到晚吃不上饭很正常。我一年有近150天都在出差。”

　　周宇外交部翻译室英文翻译

　　“给领导人做翻译，一般先给其夫人做翻译”

　　周宇接电话时，说“hello”不说“喂”。她1999年进入外交部翻译室时，费胜潮已是培训部的老师，“他经常选择《经济学人》这种专业杂志来培训我们”。

　　周宇的家在汉阳，从初中开始在武汉外国语学校就读，后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专业。她参加外交部考试正好是1999年，当时行政机关都在精简机构，“考试特别难，没想到自己会考上”。她和费胜潮一样，经过魔鬼训练和多年积累，现在常常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

　　周宇担任过前外长李肇星新闻发布会的翻译，也为国家领导人胡锦涛、贾庆林做过翻译，“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会先给领导人夫人做翻译。”也就是先由一般的场合一步步到重要场合，练到不怯场为止。

　　参加国宴，翻译都随领导人入席，陪坐旁边。但翻译随时要翻译，常常没法吃东西，他们也学会了一些小诀窍：喝汤要一口吞下，不能太烫，吃菜要切成小块，能一口吃就全吞下最好。

　　做翻译，“只有听不到，没有翻不出”。如果当时没有听到，就一定要问，“耳朵的敏感度要高，不能多问，否则别人就对你没信心了。”无论是诗词、还是专业术语，都一定要能翻译出来，“现在的领导人都懂英文，有时他会对你的翻译提出不同看法，不一定是在指责，只是提供一个更好的翻译建议”。

　　周宇说，作为女性能胜任这份工作，身体要很好。每逢重大场合，领导人车位都有固定排序，一般翻译都会和领导人同车或紧跟其后。但如果领导人在第一个车位，翻译被安排在第十个车位，“你就要一下车就跑，赶快跑到领导人身后，随他一起进入正式场合”。如果有条件，一般会提前看场合安排翻译的位置，“这些位置都是礼宾司提前安排好的，如果没有安排，就要根据当时情况判断，这个靠经验”。

　　重大场合，人比较多，难免会有混乱，“作为翻译，人要很机警”。一次，亚欧会议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召开，周宇担任现场翻译。活动结束，各方离开会场时，周宇和几个同事发现领导和随行的车都走了，他们被落在了会场。“那是总统府，又没法打的。”好在很快被发现，同事又开车回来接。

　　蒋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国家领导人不耻下问”

　　按照费胜潮的说法，“蒋端经历丰富”。

　　蒋端曾担任过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还曾驻新加坡、印度、尼日利亚等国担任外交官。

　　他彬彬有礼，显示着良好的外交官风度。四十出头的他，看上去至少要年轻十岁，“也许因为我心态好”，他笑言。

　　蒋端1982年毕业于武汉外国语学校，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英语专业。进入外交部后，在翻译室做了将近12年。

　　跟国家领导人接触多了，就会感觉他们也很亲切。“朱镕基京剧唱得好，还爱拉二胡；乔石特别喜欢书画，字写得非常好；李瑞环对京剧很有研究，还专门组织出版了一本京剧影像资料全书。国家领导人都非常爱学习，在为江泽民做翻译时，他遇到不懂的单词就会问我，然后很认真地去背。”

　　有一次，蒋端陪李瑞环出访，看到李瑞环在房间里聚精会神地读《邓小平文选》，很多地方还做了记号。“李瑞环从普通工人做到国家领导人，很注重学习思考。他跟我们聊天，说当年骑自行车上班，就把要学的东西做成纸条贴在自行车前，一边骑一边学。”

　　在大多数人眼中，外交官总是和西装革履、高级宴会、出国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大多数外交官去的都是艰苦地区。蒋端在尼日利亚当政务参赞时，没有蔬菜吃，外交官们就在大使馆附近开块地自己种菜。这些情形，他已习以为常，“很多时候，自己种菜都是驻外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很多非洲贫穷地区，艾滋病、疟疾横行，不小心就会染病。蒋端传染上过疟疾，“回国后每年还会发几次，浑身打摆子，后来才慢慢好。”

　　在任何时候，外交官都代表国家，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2002年，印度发生恐怖爆炸。印度认为是巴基斯坦所为，两军对垒，情况危急，很多国家都已撤侨。蒋端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这时最要表现的是外交官的判断力”。印度和巴基斯坦到底会不会打起来？“当时他们对垒了两个多月。这么大规模的军队对垒两个月，消耗不菲，也一直没打起来。”综合考虑之后，中国外交官决定坚持下去，最后形势果然如他们所料。

　　现在的蒋端，借调到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做副主任，也是每天都要学习，“阅读大量国外杂志报纸，通过音像网络学习积累是非常必要的”。天天忙于工作的他，只好把孩子送到上海的外婆家。

　　林剑外交部办公厅三等秘书

　　陪丹麦议长参观三峡大坝

　　今年6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会见丹麦代表团，林剑给丹麦议长做翻译，并陪同他到宜昌参观三峡大坝。

　　林剑1995年从武汉外国语学校毕业，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后被外交部选派到丹麦留学，后被派往驻丹麦大使馆政治处，现被调往外交部办公厅。

　　“在外交部，鼓励做复合型人才，各种工作都要经历一下”。在政治处，主要调研驻在国的政策、趋势走向，形成调研报告提供给国家做政策分析。同时，还要对一些合作项目起到牵线搭桥作用。

　　丹麦在环保节能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通过调研，学习丹麦搞洁净能源，推动一个生物智能发电示范性项目在山东投产，还帮助联系丹麦最大的风力发电公司在天津设厂”。

　　当然，也会有很琐碎的事情突然来临。“在丹麦，有天周末早上还没起床，一个游客就打电话到使领馆，他跟着一个旅游团，在饭店吃饭时护照被偷了，来找我们帮忙。”

　　长期与家庭分离的繁忙工作，有同事开玩笑说：“林剑你干脆不要成家了。”

　　“现在驻外在物质上的回报好很多了，国家也进行改革。但有些东西不是物质上可以衡量的，还有精神上、感情上的需要。要能甘于寂寞、心平气和，要有奉献精神。”30岁的林剑觉得自己一直很幸运，也很顺利，“反而希望能多经历挫折，锻炼一下”。

　　张洋外交部领事司领事保护处二等秘书

　　抢救刘海若和组织汤加撤侨

　　张洋所在的领事司，主要负责本国公民在国外的合法权益。“如果你在国外护照丢了、被人打劫了、受伤了，都可以找我们。我们会援引国际法的原则，根据驻在国的法律提供协助。”

　　张洋从武汉外国语学校毕业后，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1996年进入外交部领事司，然后去英国大使馆领事部工作5年，期间参与处理多佛58人遇难案、莫克姆湾21人遇难案和抢救凤凰卫视记者刘海若等重大领事保护案。

　　刘海若当时已被英国大夫宣布脑死亡，张洋和领事司的同事介入后，专门从国内请了一个脑外科很有名的大夫，经过20多天的治疗保住了刘的生命，后来她在宣武医院经过半年治疗基本恢复。

　　从英国回来后，张洋继续从事我国公民在国外的保护工作，参与处理汤加撤侨和中国工程人员尼日利亚被绑架案。2006年11月，南太平洋岛国汤加因宪政改革分歧引发骚乱，约30家华人店铺被烧、被抢，500多名华人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下子有好几百中国人涌进大使馆，使馆厨师要给他们做饭，最后粮食都成问题。我们要照顾好大家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综合考虑之后把儿童、妇女、老人约四五十人安排到一家酒店集中居住，同时为仍在使馆避难的侨胞提供食物以及住宿。”后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派出一架有250个座位的波音747－400型客机远赴斐济，撤出在汤加的华侨华人，使馆特事特办，让侨民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到祖国。

　　现在，张洋还在从事领事保护立法和海外安全状况评估的专题调研工作，工作的忙碌无法言说，“去年中国出国人次已达3452万人次，今年估计还更多。这么多中国人在国外遇到问题，我们都要处理”。结婚5年，张洋真正和妻子呆在一起的时间才2年多一点，“欠家庭特别多”。

　　蒋薇外交部领事司欧美大领事处副处长

　　新奥尔良飓风的救援

　　蒋薇和张洋从小就是同学，后来又一起进入外交部，现在同在一个司，张洋开玩笑：“我们是青梅竹马。”

　　在外交部，武汉外校的毕业生很多都有类似经历，从同学到同事，大家感情很深厚，“但因工作的特殊性，并不能常常聚会”。

　　外交部有很多夫妻外交官，蒋薇和他的先生就是一对。“如果有了小孩，两人都驻外，孩子怎么办？”因为工作特殊，他们一直没有要小孩，虽然驻外会把两人派往同一个地区。

　　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突发飓风，蒋薇所在的领事司要组织协调中国公民撤离该地区，领事官员自己来不及撤离，要到处奔波通知和寻找中国公民。“当时我们开通热线电话，24小时轮流值班，鼓励人们反映有哪些中国人需要救援。记下他在哪个地方，然后把情况汇报给当地负责人。如果找到人了，会在第一时间和他的家人取得联系。”

　　熬了几个通宵，接到家属打电话说人找到了，蒋薇觉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在蒋薇看来，辛苦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委屈的是辛苦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有时候尽心地为对方做了很多事，只是由于无理要求没有被满足，有人就会拿话伤人，说你办事不力。”

　　本报记者 吴娟 实习生 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