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往事

　　7月30日，两位电影大师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相继去世。由于和中国有着复杂的渊源，安东尼奥尼的逝世则显得有些伤怀。1972年安东尼奥尼拍摄完成纪录片《中国》后，分别受到了中国和意大利两国指责。此后，他再也没有来到中国。在他逝世前，他的妻子在接受本报特约记者采访时称，安东尼奥尼一直挂念着中国。

　　文/侯宇靖

　　2004年9月，在罗马，我与安东尼奥尼第二次见面。罗马的楼层都不高，他的家在六楼，顶楼，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远处美丽的台伯河，而阳台地上和窗台上是一些正开着白花的绿色植物，还有一列颜色和造型各异的玻璃瓶子—不是工艺品摆件，而是一些日常所用的玻璃器皿—放在一起，像一幅构图别致的静物图画。

　　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安东尼奥尼正在画画。安静平和的下午时光，安东尼奥尼坐在画板前感受他自己的时光影像，更内心的。疾病之后的安东尼奥尼患有严重的语言和拼写障碍，也就是说，他既不能流畅地说，也不能写很多。绘画成为安东尼奥尼最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方式了，而且，只能用左手。安东尼奥尼的画作，抽象、色彩鲜亮；有些有着中国画中晕染的意思，也有现代派的几何构图，但是画作中色块和色块之间的边界都很明显，对比强烈，充满想象。这些是安东尼奥尼的印记，他是一种活在自己强大的内心世界中的人，除了色彩和形状没有多余的东西。就像他与恩丽卡的家一样，舒适、独具品味，但是没有一点铺张奢华的感觉。我望过去，公寓房大概有150平方米左右。

　　“他是我遇到的最勇敢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爱上他。”这是我采访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2005年5月，我们在罗马一同观看了恩丽卡所拍的《和米开朗基罗一起》的纪录片。安东尼奥尼在看这部纪录片时眼角潮湿，并几次用手指拭泪。我跟恩丽卡谈起这段相差40岁的恋爱时，恩丽卡说了这段话。

　　恩丽卡说起莫尼卡?维蒂的一段回忆让我加深了这种印象。维蒂是安东尼奥尼的御用女演员，在他的《爱情三部曲》中担任女主角。在拍摄《奇遇》时，摄制组遭遇到旋风，几乎把所有人的身体和信心吹垮了。维蒂一直在颤抖。而安东尼奥尼不关心这一切，在一边冷静地拍摄旋风。维蒂描述，他后来开始数落每个人，想解雇每个人。当维蒂辩解说“它要把我们都卷走了”，安东尼奥尼则说：“没关系，我们应该坚持。”

　　安东尼奥尼的这种勇敢常常表现为一种近乎偏执的力量，这种力量强大、暴躁、不容半点置疑。很多时候，在工作中，安东尼奥尼显得很难相处，特别是在他表达出现障碍之后。德国的电影大师维姆?文德斯回忆起他们合作拍《云上的日子》时说，安东尼奥尼严格地执意表达自己眼中的世界，当别人的领会和他看到的画面有偏差时，他就会发怒，撕毁样片，不断地要求更改，不断地对文德斯说“Zitto”(“闭嘴”)。

　　“生命对我而言只意味着一件事：拍电影。”——这种态度没法不让一个人勇敢。文德斯在他的《与安东尼奥尼一起的时光》中说，“当他用忧伤的眼睛内疚地望着你。那样的眼神无法抵挡。当我想象如果我像他那样，能够在脑子里解决一切却无法作任何沟通，我会是多么狂躁，我不能不原谅他那些‘走开’、‘ 出去’和‘决不’以及偶尔的拳头。”

　　在我看来，安东尼奥尼性格中有暴虐的成分，但他如此高寿，与绘画有很大关系。绘画的沉静起到了平衡作用。有本书称安东尼奥尼为“视觉诗人”。他的愤怒与焦躁，平静与深刻才形成了他鲜活的灵魂。

　　在自己的理想世界里勇敢的人，在生活中，往往有孩童的一面。卡罗迪?卡罗和安东尼奥尼有四十多年的友情，是他的好友兼策展人。他的温和和安东尼奥尼的性格互补迁就。他回忆说：“我和米开朗基罗有联系开始于1961年，我想安排一个和他的见面。有一天早晨我打电话给他，问他是否能来波洛尼亚。他回答我：“你第二天再给我打过来。”我第二天打过去了，他回答说 “你第二天给我打过来”。这个故事延续了37次。第37次打过电话之后，他来了。我们永远都记得这个故事。”

　　还有一次卡罗病了，安东尼奥尼在第二天送来了全版世界各地猫的图案的邮票。这让卡罗倍感温馨。因为，往常安东尼奥尼到卡罗的家，总是欺负他的猫，并让它去死。

　　或者说安东尼奥尼是那种把情感放在心里的人，这种情绪接近于孩童。我第一次跟安东尼奥尼见面时，当我拿出我两岁时在河南林县的照片时，安东尼奥尼会抱着我大哭。林县是安东尼奥尼1972年时拍摄纪录片《中国》时到过的地方，这份中国情结在安东尼奥尼心里一存就是35年。在安东尼奥尼心里，中国是一片理想的土地，独立、有自己的秩序和生命力。在对西方而言中国还是一个荒芜的概念的年代，安东尼奥尼来到那里，现在仍想去。有次我拉着他的手问他：“您想回中国吗？”他只能简单含混地说几个字，却是“我们一起走，赶快”。

　　(感谢吴慧雯对此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