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门头沟煤矿盗采屡禁不绝 老板日利润可上千

　　8月3日下午，门头沟区斋堂镇张家村，6名男子进山盗矿，先后窒息死亡。

　　自2001年门头沟区关闭小煤矿政策实施以来，该区9成以上煤矿被关闭。而与此同时，因利润的诱惑，盗采煤矿现象屡禁不绝，盗矿者与执法者之间的“猫鼠游戏”，令执法者头疼不已。而习惯了“挖煤挣钱”、“只会挖煤”的部分村民，在煤矿关闭之后，突然间似乎不知所措。

　　几乎每天，老杨都会和同事们上山，寻找盗采煤矿者、炸封盗采煤窑———除了下雨———“雨天是不会有人上山的，窑里很容易塌方。”

　　门头沟斋堂镇矿山执法队队员老杨，打了一个比方来形容自己的这份工作：猫捉老鼠，老鼠会躲猫，猫有时也有危险。

　　2001年起，门头沟区开始陆续关闭小煤矿。截至去年，该区从原有的260多个煤矿，缩减为现在的7家。

　　曾经的主产区斋堂镇，已再无一家煤矿继续开采。但老杨等执法队员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却未能与这些煤矿一起退出历史。

　　8月3日，6人在该镇张家村盗采煤矿，被困窒息身亡。死者中，张广宇(音)，是惟一的本村村民(另五人为河北籍)。

　　已无正规煤矿被允许开采的斋堂地区，却无法杜绝私挖盗采的时有发生。低成本、高利润的诱惑，使盗采者们铤而走险，在执法队检查与矿窑塌方的双重危险间，攫取着原煤与利益。

　　曾经的“金山”

　　村民李先生在矿上做挖煤工人时，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个月能收入2000多元。

　　8月7日，雨后的张家村干净了许多。村口通往山上的路是黑色的，煤块自然铺成的路面弯弯曲曲通向山顶。路旁，除了四处散落随意堆放的原煤外，五六处被炸封的窑口清晰可见。

　　“山里已经没有矿了，都关了。”年过6旬的村民张老汉说，当年，全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劳力在矿上干活。

　　年轻时在大队集体煤矿做炮工的张老汉回忆，虽然那时候的收入不比现在，但限于当时的生活水平，每月的收入足够养家，甚至有些村民靠采矿，成了“万元户”。

　　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私人承包下了山里的煤矿。由于挖煤的工资远高于其他工作，一时间，在矿上务工成了十里八村都很羡慕的职业。

　　与张家村紧邻的杨家峪村，也同样位于矿区。村民李先生就曾经在矿上做挖煤工人。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个月的收入有2000多元。

　　“我们那时是三班倒，一天采出的煤将近40吨。”他说，由于当时进山买煤的人很多，囤积的原煤只过几天便被抢购一空，收入最多时自己一个月可以挣到3000元，养活一家三口绰绰有余。

　　张老汉称，很多村民当时都不愿去别处务工，“守着这么个大金山，也不盼洋房汽车，日子还是很舒服的。”为了多挣钱，有些人家父子都进山采矿。

　　然而，这样的日子在几年前结束了。

　　村民的委屈

　　习惯了挖煤谋生的村民突然不再挖煤，他们对今后的生活感到了迷茫。

　　2001年起，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的有关政策，门头沟区开始陆续关闭辖区内小煤矿。门头沟区委一相关官员介绍，截至去年，该区从原有的260多个煤矿，缩减为现在的7家具有开采资质的煤矿。

　　作为门头沟主要产煤区之一的斋堂镇，所有的煤矿陆续关闭。前日，斋堂镇组宣部一工作人员证实，目前镇内的煤矿都已被封，已无一家煤矿具有开采资质。

　　村民们在离开了煤矿的同时被告知，未经政府允许，私人采挖煤属于盗采，是违法行为。

　　从事了几十年的劳动突然被禁止，让周围几个村子的村民很不习惯。习惯了挖煤谋生的村民，对今后的生活突然感到了迷茫。

　　李先生说，煤矿关闭后，当地政府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封山护林，大力发展种植业和旅游业，他和部分村民如今靠上山种树维持生计。但“种一天树20多元钱，每月也只有将近700元的收入”，与此前挖煤的工资相差甚远。

　　杨家峪村的村民们证实了他的说法，并称如今村里留守的都是些老弱病残，100多户的村庄只剩下了10多户人，大多数青壮年都进城打工，其中大部分从事的工作是看厕所，一个月最多800元。

　　村庄的变化不仅于此。

　　随着正规煤矿的关闭，个别不满生活现状的村民，为了改善现状铤而走险，返回山里私挖盗采。而这一不能见光的行为，对山村的损害更加深远。

　　李先生说，由于盗矿不重视技术环节，导致地表土壤下陷，耕地也被破坏了。原本连接成片的耕地，已经破碎成了巴掌大小的“孤岛”。如今，很多村民只能保留着还不到1亩的口粮地。

　　村支书张万岐的父亲说，土壤下陷随之带来的是地下水位的下降，不仅耕地无法用地下水灌溉，连居民平时的饮用水也由原来的地下水变成了山水。

　　“地里只能种些玉米和谷子，一年下来四五百斤的收成，只够自己家糊口。”李先生说，由于灌溉条件差，种地还要盼着下雨，然而每逢下雨，散落在村里的煤渣就混着雨水四处淌。

　　一些村民承认，山村的现状与盗采不无关系。在山里时常看见挖煤的陌生面孔，更让村民们感到不安，大山日渐脆弱，村民们除了羡慕，更有一种“自家的宝贝让别人抢了”的委屈。

　　盗采暴利

　　一天下来，老板至少可获利四五百元至上千元，遇到开采量大或者煤质好的时候，甚至能获利上千甚至数千元。

　　“一锹铲下去，挖上来的全是钱。”李先生这样形容盗采煤矿的诱惑。斋堂地区煤矿资源丰富，而且分布广、埋藏浅、易开采，盗采事件时有发生。

　　盗采的利益有多大？李先生和几位村民一起，算了一笔账：一般煤质好点的矿，开采出一吨煤卖价在二百六七十元左右，煤质不好的也在一百四五十元。

　　挖煤者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工钱按挖一立方米、一手推车或一吨煤计算，一手推车通常在六七百斤左右，一般在15至20元之间。换言之，无论怎么计算，根据煤质好坏，每吨工人们可得60元到80元不等的报酬。剩下的钱归老板。

　　对于盗采一吨煤的价格，斋堂镇综合执法大队的队员与村民有不一样的说法。一执法队员老杨说，煤质好的窑和矿，每吨煤往往能卖上400多元，甚至超过500元；而煤质不好的，也都在二三百元之间。

　　而据村民介绍，盗采的工具很简单，多数是锹镐和手推车。工人们的防护装置，大多只是安全帽和头灯。

　　小规模的盗采队伍，一天采煤量在五六吨左右。这意味着，一天下来，老板至少可获利四五百元至上千元，遇到开采量大或者煤质好的时候，甚至能获利上千甚至数千元。

　　“盗采的成本极低，利润巨大，这是诱惑盗采者铤而走险的主要原因。”老杨称。

　　村民介绍，采煤人和买煤人，除了少数本地人外，大多来自河北和四川。

　　价格谈拢后，买家只需出车在矿口或村口等着装车，装车后大多是现场现金交易。盗采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村民和外地来的工人背着箩筐或小车在浅煤层挖煤，这些人被村民称为散户，一天的出煤量在半吨左右，这些人坐等买家，卖出的一二百元钱全进自己口袋。

　　另一种是“矿主”把煤矿承包给其他采煤人，采煤人再雇人挖煤，成为二级包工头，挖出的煤按吨计算给矿主提成。“这样做安全省事，稳赚钱。”这所谓的“矿主”，有的是外地人，也有个别当地村民。村民张先生说，虽然按规定，他们没有矿的所有权和开采权，但靠山吃山，有些煤窑自然各有归属。

　　盗采多数在夜间进行，凌晨将原煤装车，运往外地(多为河北省)。李先生称，这是为了逃避“每天都上山查”的执法队。

　　猫鼠游戏

　　“‘煤耗子’时时刻刻都跟我们算计。”执法队员换班上山检查，有时候夜间行动，但队员们的面孔、车辆，早已为盗采者熟知。

　　前日中午，斋堂镇矿山执法大队一间工作室里，三名刚下班的执法队员躺在床上休息。“这种天气，是不会有人上山盗采的”，执法队员老杨看看窗外正下的雨说：“窑里很容易因雨水浸泡而塌方。”

　　老杨说，斋堂镇执法大队驻扎在两个地方，他所驻扎的队里有二十多名执法队员，共管理方圆数千亩土地的煤矿。按照正常的工作，现有的人员配置应该够用。

　　执法队员的日常工作，就是带着炸药上山检查，见到有私挖盗采的现象和痕迹，他们的主要措施就是用炸窑封矿，“有时候执法一天，能用上百儿八十斤的炸药(炸窑)。”老杨说。

　　虽然几乎每天都去，但没人能说清辖区的山上到底有多少煤窑，“今天炸了一个窑，或许过两天就在窑旁边又出现一个洞。”

　　“‘煤耗子’(盗采者)时时刻刻都跟我们算计。”老杨说，执法队员一般每组六七人，换班上山检查，有时候夜间行动，但队员们的面孔、车辆，早已为盗采者熟知。

　　“(盗采时)半山腰、山顶和窑洞口都有放哨的，有时候我们还没等进村就被发现了，他们也提前逃之夭夭。”一名执法队员说，有时山路边停的小汽车，就是盗采老板的，他们一来监督工人，二来“监督”执法队。执法过程中在采煤现场也曾抓到过盗煤工，但很少能抓到老板。

　　“既像是打游击战，又像是猫捉老鼠，而猫有时候也有危险。”老杨回忆道，夜间上山巡查时，执法队员也曾遭到过石块的袭击。“天黑漆漆的，很难防备。”还有一次，执法队抓了几名盗矿的工人，没收了他们的盗矿工具，竟然有人闹到执法大队驻地。

　　几名执法队员称，抓到盗矿者后，通常将他们移交给当地派出所。这与村民的说法有所出入，村民称，执法队抓到盗采者，通常的处罚方式就是罚款。

　　对此，几名执法队员均称，他们没有对盗采者罚款。

　　“我们也想早点抓完‘煤耗子’，但只要山里还能挖出煤，他们就不会绝迹！”一执法队员称。

　　-链接

　　近年发生的部分盗采事故

　　●2007年6月1日凌晨，门头沟区大台街道办事处南涧沟的一小煤窑发生坍塌，一名工人被困身亡。

　　●2007年5月29日，房山区史家营乡大村涧台西煤矿上方一煤窑发生塌方，3名矿工被困，1人死亡。

　　●2006年12月25日，在门头沟木城涧大华沟内的一个非法小煤矿内，几名男子盗采时发生塌冒事故，两人身亡。

　　●2006年6月2日，房山区大安山西苑村非法采矿点塌冒，3名矿工被埋身亡。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贾鹏 李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