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重庆市委书记建言网友:收到会面邀请难以置信

　　因向市委书记致信阐述《关于新特区建设的十大建议》，重庆市民杜术林收到市委书记汪洋两次亲笔回复，并被约参加7日下午举行“问计求策”优秀建言者座谈会。

　　与会的还有其他通过电子邮件、书面来信、网络帖子等形式奉献良策的13位各界人士。他们就农村土地流转、产业发展、荒田利用、农民工制度以及城市管理等有关问题，向市领导当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自重庆市委书记、市长就“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问计全球网友以来，截至昨晚9时，重庆市公众信息网的“建言献策”一栏，已有40页网友留言。

　　重庆市8月下旬还将举行第二次座谈会，届时市委书记汪洋、市长王鸿举等领导将与十余位优秀建言者座谈。

　　对话人物 杜术林

　　男，32岁。

　　“农村娃”出身，现为重庆市沙坪坝区新闻中心电教电视部负责人。

　　杜术林“十大建议”

　　“重庆新人文运动”

　　从思想层面、意识层面和制度层面进行改革，破除城乡歧视的鸿沟，农民应率先享受“国民待遇”。

　　“普及12年制教育”

　　农民最缺的是融入城市社会的文化和技能。人才战略上应该重点强化城乡孩子的职业教育。

　　“重塑城市价值观”

　　一定要成立一个高水平的城市营销和策划机构，改变人民对重庆作为西部城市的一些误读。

　　“推进乡村民主进程”

　　须推进直选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变向上负责为向上和向下负责。

　　“构建城乡一体社保”

　　一方面需要实施包括农民的全民医疗保障，一方面要对重庆的

医疗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和大城市、大集镇，培育一代合格的脱胎于农村的产业工人。

　　“推进重庆乡村建设”

　　一些地方推出土地相对集中、房屋统一规划的行为可能对远郊并不适应，建议对农民新居进行引导。

　　“改善政农关系”

　　强化对农业的“绿箱”政策，也就是巨额补贴，支持乡村公共设施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城乡对接”

　　解决政府的办事效率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教育问题、进城人员和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难问题。

　　“更新人才观念”

　　农村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突出，建议在人才的评定和选择上清理取消阻碍人才使用的条款和壁垒。

　　“我就是个农村娃”

　　新京报：为什么想给市委书记发这封信？

　　杜术林：我在农村生活了整整20年，虽然大学期间离开过一段，但我的整个生活方式、形态都是“农村式”的。现在，我自己读大学出来了，爱人也是城市的，但父母和大哥都在农村，是个典型的“城乡统筹”家庭，所以我一直非常关注农村建设这块。

　　新京报：你的建议就是从亲身生活经历中得来的？

　　杜术林：对。我那天开会时就说过，“我是以一个农村娃的身份来的”。现在城市里经常有人骂农民，正是城市对农民工的不了解、不理解，才产生了那些误会。

　　新京报：你的视野主要是围绕农村问题吗？

　　杜术林：不完全是，我的十条建议里，跟农村相关的占了一半。重庆搞“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要解决的不只是农村问题，不只是三农问题，是“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问题。

　　新京报：既然是经历了长期的思考，选择最近表达出来的直接动机是什么？

　　杜术林：前段时间，我打车碰上一个

出租车司机，说农民工抢了城里人饭碗。我就给他讲，不是这样子，中国现在叫“世界工厂”，核心

竞争力其实是人的因素，现在中国的农民工是这个世界工厂的主体。

　　我跟他讲的第二条是，农民进入城市后，城市快速扩张。通过土地增值，政府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这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依靠。

　　那天我打车大约半个多小时，就跟他讲了这些。后来，他说我讲得好，还要少收车费，我谢绝了。

　　新京报：你受到哪些启发？

　　杜术林：偏见都是因为不理解才产生的，所以我们要从思想、意识、制度层面进行深刻的、影响深远的行动。

　　收到回信“很惊讶”

　　新京报：这次和汪洋书记网络交流，想过会得到回复吗？

　　杜术林：根本没想过。平时我在单位都用公共信箱，私人邮箱很少用。那天我用私人邮箱写的信。发的时候，说老实话，就是尽自己的社会义务，根本没留联系方式，本想不署名，写到最后想着不妥当、不礼貌，就署了个名。

　　对我来说，这件事当时就算完了，我就是做一个农家子弟该做的事。

　　新京报：接到回复时情形如何？

　　杜术林：当时非常意外。6月26日写完信，我因为有事，又请了假，一直到7月11日才忽然想起这件事，就赶快打开邮箱一看，竟然有封回信。

　　书记说很想有机会约我面谈，如有不便也可继续在网上交流，落款是汪洋亲笔。我当时很惊讶，觉得难以置信。心情真是比较复杂、比较激动的。

　　我马上写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说非常乐意跟书记交流或网上交流，因为有事没及时回信感到十分内疚，最后就是些客套的话：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什么的，很简短。落款就留了联系方式。

　　新京报：后来，你第二次及时地查看到了回信？

　　杜术林：是啊。当天发信3个小时后，就收到了第二封回信。书记说，会在适当的时候约我。

　　新京报：你相信两封信都是书记亲自回的吗？

　　杜术林：后来我去开会时，问了市发改委的同志。他们说是真的，是书记亲自回复的。

　　“问计求策”实实在在

　　新京报：汪洋书记后来是怎么约你的？

　　杜术林：8月6日上午，我接到市发改委的电话，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要邀请我参加座谈会，还说书记已经看到了我的建言，想进一步了解基层情况，通知我第二天下午去开会。

　　新京报：你做了不少准备吧？

　　杜术林：6日实在太忙了，晚上12点还在做抗洪的采访。第二天早上，我就围绕十条建议精心地做了发言准备。

　　新京报：谈谈会上的情况？

　　杜术林：其实开会就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了，还是很严肃的。叫“‘问计求策’活动市内优秀建言者代表座谈会”。加我一共13个人，不全是网络建言者，而是各方面代表都有。但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就一个，我应该是年龄最小的。

　　能看出来市里对这次会很重视，把我们的发言稿都装订成册了。13个人轮流发言，最后是书记总结。会议一直从2点半开到6点，绝大部分时间全部留给建言人。

　　新京报：会上给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么？

　　杜术林：书记总结时有句话：只有科学的民主，才有科学的决策。这句话让我印象最深。

　　“公民”身份重于“网民”

　　新京报：你怎么看网络这种官民沟通的形式？

　　杜术林：我们处在信息时代，正亲历这个大国的崛起。民主思想我们有了，而且实现方式很多，比如博客、论坛，这为决策者纳谏、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渠道。我个人认为，这可以称为“个体民主的时代”。

　　新京报：那么你怎么看待网络对于“个体民主”的作用？

　　杜术林：以往，领导要听取大家意见，就是开会、调研，成本很高，而网络成本则很低。信息社会为决策者实现民主的方式提供了很多可能。

　　也有人把这个提高到“网络政治”层面，但我认为民主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网络能扩大我们的民主，提高民主程度。

　　新京报：“公民”与“网民”，你更认可哪个身份？

　　杜术林：我更看重“公民”的身份。这件事可以说启蒙了公民意识。市领导能广泛地问计于民，吸纳公民意见和建议，是对市民最大的尊重。

　　新京报：现在媒体相关报道很多，你怎么看？

　　杜术林：我这几天看了很多报道，感觉像在看别人的故事。对我来说，这只是履行公民义务，我不想想太多。我只是在某一时候写了个东西，它跟我的成长经历、思想状态都有关，而书记看到了，就是这样。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相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