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的新战场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在被媒体热炒的厦门PX项目事件中，新媒体所起的作用引人注目。新媒体指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和第五媒体的手机。厦门PX事件只是比较典型，但并非新媒体起作用的特例。从山西“黑砖窑”、贵州两个教师胁迫13岁至17岁女生“出卖处女”、太湖蓝藻事件，到早前重庆发生的“史上最牛钉子户”、彭水诗案、稷山举报案，再到更早前的刘涌案、孙志刚案等等，都能看到新媒体在信息传递方面的巨大作用。

　　发展到现在，类似事件几乎形成了一个套路——最先由知情者在网上发帖，事件迅速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随后被主流媒体关注报道，这些报道又迅速在网上被广泛转载，网上民意涌动，网下短信满天飞，段子以几何速度在手机间传播，最终引起政府重视，影响政府决策，事情得到回应或解决。

　　综观近年的重要事件和热点话题，几乎没有一个能完全绕过新媒体。在很多事件中，新媒体都起着推波助澜甚至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媒体的力量

　　近年，新媒体的政治影响力日渐巨大。新媒体似乎成了传统媒体寻找新闻线索的重要工具，一件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总会从新媒体流向传统媒体，然后舆论监督开始起作用。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合谋”之下，舆论监督的力度日益强大，已经几乎没有可以捂得住的恶性事件。

　　一件能引发民愤的事情，即使只在网上挂了5分钟即被迫删除，也已经被多家网站转载，并被个人下载通过邮件转发。一些在报纸杂志上很难见到的对官员个人问题和政府“恶政”、“乱政”的质疑和抨击在新媒体上都会呈现。新媒体成了民意的聚集地，中国下情上达的渠道一向不够畅通，拥有话语权的也是少数人，新媒体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的重要甚至唯一渠道，人们通过新媒体尽情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北大、人大的教授也选择在网上公开和校方的矛盾。近年的“两会”期间，总有代表和委员开实名博客，及时向民众传递信息并接受意见和建议，各大网站也会开通民众和政府的互动板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网站也早已开通。新媒体促进了民意与政策的互动。

　　对新媒体，亚马逊前首席科学家韦思岸如是评价，“过去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将蜕变为其中发言的一分子，相较以往会形成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价值格局，它将尽可能地改变人类社会原本信息不对称的现状。”新媒体使每个人顺畅地表达意见成为可能，新媒体时代，是一个民意勃发的时代，民意作为一股力量，不仅表现为它已经变得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它事实上已经在影响政府的决策。在村民自治、全民选举之外，普通百姓有了新的政治参与方式。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很关注新媒体。他们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面对网络舆论，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就谈到了自己如何浏览网页听取民众意见的问题。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网民数达到1.62亿人，半年来平均每分钟就新增近100个网民。手机用户更是已经超过4亿。如此庞大的用户群，加上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即时交流互动功能，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速度和内容，更已经并且还在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新媒体的发展如此迅猛，以至美国《时代》周刊将新媒体的使用者“全体网民”评为2006年的年度人物。新媒体作为一个时代的标点，意味深长。

　　网络暴民与民主政治

　　新媒体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一种最乐观的观点认为，通过新媒体，人们有了充分表达的自由和能力，新媒体把人类带入“电子民主”的新时代，加速人类的民主化进程。社会越不发达，政治权力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新媒体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政治能力。

　　根据托夫勒的观点，工业社会后，非群体化社会开始增多，动员多数人变得越来越困难，民主将越来越难以实现。新媒体在民主参与、直接性、公开性等方面达到了现代政治所要求的最高程度。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认为，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实际上是行使民主权利。所谓互联网政治，其性质就是民主政治。网络成为“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景象。互联网成为传递原生态的群众情绪和民意的重要渠道。

　　另一方面，也无法否认，充分表达的自由可能产生网络暴民，更可能被操纵。在政治信息传递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条造谣信息可能会比一条真实信息更具有吸引力。资深时事评论员蒋兆勇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充分发育的社会组织和法制，通过新媒体进行的公民行动并非全然是社会之福。网络往往是偏极端的，网络表达的是趋同除异的。网上的民意是碎片化的，零散的，集合起一个权威的意见，形成具有公信力的东西需要传统媒体或大型网站的引导。网上的民意也是有漏洞的。一个人一天可以发出几百条帖子，很容易做假，如果网管本身有趋向性，论坛很容易被操纵。因为表达意见的其它渠道不畅通，在网上调动起来的民意是比较危险的。

　　当西方社会进入危机的时候，西方学者都在说制度化。社会变迁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变化，如果很多社会变化能够制度化，把社会矛盾用制度化的方式处理，就能避免进入动乱高发区。美国罢工已经被合法化了，甚至不再像是社会运动，而是利益集团政治。这些都发生在新媒体兴起之前。

　　乐观和担忧其实并不矛盾，只是点出了新媒体发展的两种可能方向：一种是重于监督，利用即时交流互动的技术特点随时监督政府部门、官员的一举一动；一种是凝聚民意。从目前的发展看，后一种方向所起的更多的是参考作用，而监督方向值得给予足够期待。不管新媒体对民意的聚集作用是好是坏，有一种趋势已确定无疑，那就是新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如何引导和界定新媒体对政治的参与，是个重要课题。

　　对互联网公司的新闻审查已经越来越难，百度公司公开发誓他们保守任何一个该公司用户的秘密。早在2005年，雅虎公司一宗涉嫌泄露用户邮箱的事件，遭到了全球舆论的谴责，这迫使网络公司更加恪守开放和中立立场。哈贝玛斯提出了“公共空间”的概念。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形成了作为公共意见载体的公众。新媒体就是这样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空间的管理需要政府的智慧，在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智慧格外重要。

　　新媒体时代的政府智慧

　　PX事件之后，有报道称，厦门市政府正在酝酿一项地方法规，名为《厦门市互联网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管理和处置办法》，要求厦门的网站取消匿名发帖，论坛贴文将先审后发。这实质上是实行严格意义上的网络实名制。厦门政府的举措，有网友嘲弄：“这个办法还是不太理想，最好是给每个人都安上大脑芯片，实时监控每个人的思想。”据悉，迫于各种压力，这一动议也“暂缓”了。

　　和新科技作对的成本极其高昂。如果采取压制的手段，当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不断积聚，在一定时间内突然迸发，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可能会超过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从而使一个国家陷入政治不稳定。中国现在同时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这已是共识，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维持稳定确保发展是重中之重。

　　如何将激涌的民意，控制在目前国家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实现民意充分表达的同时，又避免因民意的过度表达而冲击政府权威、引发政治冲突，将考验政府在新媒体时代的执政智慧。北京学界已有声音，呼吁官员们学习“互联网政治”。这其实是要官员学习在新媒体时代如何执政。

　　“记者通过即时通讯、邮件、手机等工具，能第一时间获知事态走向，而官方层层过滤层层报告层层掩饰难知真相。千篇一律的应急方案实在无用。”这是重庆钉子户事件中在媒体和学界人士中流传的短信。

　　新媒体时代，是全民提供线索的时代，民众关心并调查政府在做什么，官员遭遇全面监督和直接批评成为一种常态。新媒体的政治参与，使现行的政府运作方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冲击是革命性的，政府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应对。旧有的管控方式和思维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需求。

　　另外，短信的快捷和网络的普及使隐藏真相变得越来越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曾公开表示，官员在互联网时代还试图“捂”住真相，无异掩耳盗铃，“是比较天真的一种愿望”。中纪委监察部和15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很多地方纪委也建立和开通了网上举报，一些地方还开通了手机短信举报。

　　一些新闻管理手段也正在发生变化。有地方部门提出，“堵了一个记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不了互联网上网民的口”，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消除出现“负面报道”的源头，是唯一和最重要的。有些地方宣传部门开始松动对媒体长期沿袭的堵、盖、封等手段，尝试建立一套新的信息发布机制，重大突发信息改由自己说、主动说、专人说、及时说。蒋兆勇认为，控制型社会官僚体制调整起来非常困难，这是一种体制性迟钝。新媒体的发展，将迫使政府部门不得不日益透明化并改变行政方式。这一趋势几难逆转。因为公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已经在新兴媒体上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