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疗史学者的从医经历

　　文/廖育群

　　我与中医的缘分，始于幼时的耳提面命。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医坛则云：“熟读汤头三百首，不会开方也会开”。所以五六岁时即开始就着唐诗背“汤头”，其后继之以《药性赋》、十二经脉、针灸腧穴，最终则是《伤寒论》、《黄帝内经》等经典的学习，这大概就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的写照。然而虽说是“家传”，但实际上我与父亲几乎是同时接近中医的——因为他这位出身于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的“洋”工程师，是在中年患病后才改弦易辙变成了一位笃信传统医学的“土”中医。所以除了中医书籍外，父亲也让我读朱洗所著《荷尔蒙》之类的近代生命科学著作。

　　据父亲说，神农采药时总带着一只透明狮子，随时让它吃药并观察体内的变化。而爸爸的“透明狮子”，就是他自己和我们姐弟三人。记得那时家中至少有三个煮药的砂锅，学医不久的父亲一会儿说我们脸红“上火”了，便令每人喝上一杯清热之剂；一会儿又说我们脸变白了是“脾虚”，于是又让每人喝上一杯“四君子汤”。酸的谓之“梅汤”，苦的说是“咖啡”，连哄带逼反正得把药喝下去。所以我想告诉你：“实证”并非近代科学的专利。

　　不知是自幼当惯了“实验动物”，还是父亲“实证”身教的影响，使我养成了“尝药”的习惯，毫不夸张地说：凡是出自我笔下的药，没有没亲自吃过的。不仅是乌头、肉桂、大黄、芒硝这些一般医生望而生畏的“将帅之药”，而且我还长期服用过硫磺、偶尔尝过砒霜——因为小时听爸爸讲，冬季入水摸鱼的人之所以不怕冷，是因为常服“能起命门真火”的硫磺；某种口红中掺有砒霜，能延长青春。所以提笔开方时，对于某药吃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多大剂量才能起到作用、这付药会是什么味道等等，皆心中有数。

　　初中毕业“上山下乡”，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争取到当一名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员的机会，并开始接受西医培训。从此头脑中便有了两种医学，并由此造成认识上的第一次“中西医学的冲撞与汇通”，每周总要写上几封信问父亲许多问题，例如：西医的“伤寒”，是中医的什么病？而中医的“伤寒”，又是西医的什么病？等等。那时对拔牙、开刀、用洋文开张西药处方真的非常迷恋，也觉得比使用针灸、草药更有面子。但到了想靠“一技之长”谋个离开边疆的出路；或是离开边疆、返城当了工人，又想谋个职工医院大夫的岗位时，都还得靠“祖传中医”这张牌，于是便又从灵魂深处心甘情愿地回到了中医的“阵营”。屈指算来，在那八年“无照行医”的岁月中，凭着家传的技艺，也确有不俗的表现：在贵州绥阳，一纸药方治愈十八个小孩的“慢脾风”，使得县医院的院长当场开出接收证明，同意将我从云南兵团调入当地的医院当大夫；曾在安徽某汽车制造厂供销科长身上大施三折肱的妙手，痛快地购得当时极为紧俏的

　　1977年“文革”结束，使我有机会进入医学院校接受正规教育，由此在新的层面上展开了第二次“中西医学的冲撞与汇通”。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固然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掌握医学基础知识的必由之路，但对于许多中医院校的学生来说，却成了学习中医、理解中医的障碍。当他们进入学习中医的阶段后，类似前面所言“西医的伤寒是中医的什么病，而中医的伤寒又是西医的什么病”之类的问题，同样会困扰着这些初尝“两种医学体系冲撞”之滋味的中医后学。许多人也许会在从事多年临床治疗后，仍然摆脱不了“西医诊断、中药治疗”模式的束缚。而现代医学知识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然有过多年中医实践、早已反复体验过“冲撞”滋味的人来说，却倍感亲切——因为只有在系统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后，我才获得了理解中医何以能治疗某病，中医何以要如此治疗某病的“密钥”。

　　大学毕业后，意外地走上了治“科学史”的道路。这一新的经历又意外地使我获得了更多理解中医的契机。概言之，现代科学知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医何以能够治病的问题；而历史知识却能告诉我们那些玄妙的中医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我知道，如此高度的概括总结，对于毫无切身经验的人来说，恐怕根本无法理解。因而不妨举两个小例子：一次无意间听到有人讲：“我的口疮一吃辣椒就好。”这确实太让我吃惊了，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普通百姓也会说：口疮是因为“上火”，吃些“牛黄解毒丸”败败火就会好的。但吃辣椒无异于火上浇油，怎么口疮反倒好了呢？这个问题伴随我多年，直到接受正规的科班教育后才找到答案。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即“科学知识”的作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在“无照行医”的年月中，虽然不乏“过五关，斩六将”的骄人战绩，但也有“走麦城”的丢人之时。一次，仿效《黄帝内经》中“半夏秫米汤”的意思，为一位失眠的患者处方一纸，次日，当听到患者说：“大夫，我昨晚整夜未闭眼”时，顿时汗流浃背。但究竟错在何处，乃是在我学会以历史的眼光去分析《黄帝内经》何以要用半夏、秫米治疗失眠的原因后，才认识到的。总之，科学知识可以在中西两种医学体系间架起理解的桥梁；历史知识，可以在古今之间铺设沟通的道路，但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一个二维空间的平面，只有将科学的解释与历史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构建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才有可能全面地理解“中医”。

　　小时候，爸爸曾经对我说：“有朝一日，你把《黄帝内经》彻底批判了，就是真正读懂了。”这些年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正是在朝着这个目标不断逼近。所有中医的“忠实”捍卫者一定会情绪激动地说：“你这是在挖中医的祖坟！”但我可以轻松地回答说：“不必紧张，因为今日的中医，早已不是《黄帝内经》时代的中医；旧瓶之中早已换了新酒。”

　　1998年5月2日，75岁的父亲突然出现轻度中风的症状。由于这些年来，年老的父亲对于中医的“忠诚”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状态——听不得任何找他看病的人说：“西医如何如何说”，每逢此时他一定会把病人大骂一顿、把西医大骂一顿，并经常说：“我决不会住医院、让西医去整治”等等，因此我想让他在家吃些中药，慢慢恢复。但两天后情况仍不见好转，体温开始升高。不得已，只好将他送进了医院。CT检察的结果是大面积脑出血，是否转到专科医院手术治疗，需要家属决定，当然结果不可预料。在这种状况下，每当有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进来查房时，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父亲总会怒目相视、掀开被子、表现出要回家的样子。最终：我决定坚持保守疗法。做出这一艰难的决定，除了我的医疗经验、其他大夫的预后分析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父亲的心愿。这是一个悲壮的抉择，因为两种治疗途径都有或生或死的可能。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因接受手术治疗而得以存活的父亲会是怎样一种尴尬的表情与心态？他能够承受这种现实的折磨吗？他愿意接受这一结果吗？既然两种治疗途径都有或生或死的可能，我何不遂了他的心愿，成全了他的“晚节”呢。5月11日，父亲离开了人世。他的学生安慰我说：看着老师那慈祥微笑的面容，知道他已经到了一个极乐的世界；并告诉我说：老师常说“人之生颇易，死却极难，总是要受尽磨难才能超脱。”而我的父亲却是在基本没有什么痛苦，在诸多学生的日夜精心照料下，安详地走了。我时常会问自己：父亲对我的决定是否满意？——作为一个中医！

　　廖育群，1953年生，祖籍湖北省兴山县。1982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以中国传统医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在中医的医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此外，对于东亚范围内的其他国家的医学也有所涉猎，比如日本和印度的传统医学。著作有《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合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科学出版社，1998)，学术论文主要发表于《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华医史杂志》、《中国科技史料》等刊物。(本文为作者《医者意也：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台湾三民版序言，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