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医学辩护

　　把哪种医学称为“主流”或“非主流”是不科学的，未来的医学是包含了各民族优秀医学成果的世界医学，那时“中医”与“西医”两个名词将会同时消失。

　　雷元星(湖北松滋)

　　21世纪的中医正在它的故乡艰难地蹒跚着，故乡的新生代不时投来疑惑的目光，中医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酷的审视，除了那些被西医判了死刑的癌症患者之外，谁也不肯把自己的生死之柄轻易交给他们，中医正在被他自己的国度与时代深深地误解，故有必要为她进行一番辩护。

　　一、 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古代科学，不是“封建迷信”。

　　今天把人体物质的最小单元称为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分子链、细胞，古代称之为“太极”，虽称谓不同，所指实为一物。今天把性之男女、病之深浅称为正负、内外，古代称之为阴阳、表里，虽说法不同，所指之实相同。今天把细胞各层分为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膜表层粘液、电解质等，虽然现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古人也曾见到过细胞的形状，但他们相信人体就是由太极来组建的。

　　太极就是一个小天地，同现在的细胞结构完全一样，最内层包裹着的是核，最表层布满了气，用古人对地球各圈层的说法，就是金(震、地核)、木(乾、巽、大气层)、水(兑、坎、海洋)、火(离、地幔岩浆)、土(坤、艮、地壳)，俗称“五行”。“人法地”，地有“五行”，人体何以没有“五行”呢？整部《黄帝内经》都在借喻天地的结构与运行状态来描述人体的构造与病理，这种形象、直观的讲解方法与“封建迷信”毫不相干。如果把今天的地球环境科学家叫做“天医”的话，那么中医就是“天医”与“人医”的结合，中医学的方法就是“推天道以明人理”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现代科学中还在被广泛使用。

　　比如卢瑟福的原子模型，就是按太阳系的结构来建造的，玻尔的电子轨道，也是想像中的行星轨道。难道我们非要用显微镜看到电子和原子才能建立“粒子模型”吗？西医是看着患者体内的细胞下药的吗？如果把“推天道以明物理”的方法也叫“封建迷信”的话，那么这样的“封建迷信”可不能丢，因为现代科学还要用它。

　　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就直接从“天道”中来，无论古人的称谓是何，其天体、人体的基本结构是万古不变的。无论你的科学多么现代，你永远不可能让地球和细胞无核(金)无皮(土)。不要说西方的外国人做不到，就是天外飞来的外星人也做不到。

　　二、 中医的整体观不仅不虚，而且有长期验证。

　　比如许多眼疾患者，用西药涂、擦、滴、敷见效很慢，而针炙医生在其脚背上扎上几针，很快就会痊愈。这在西医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眼与脚毫不相干，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一个用于视，一个用于行，何可眼痛而医脚哉？而疗效卓著，验之有据，眼与足是一个整体中相互联系的两个部分，这还值得怀疑吗？

　　正是在分析了大量临床治例的基础之上，中医才归纳出了上病治下、下病治上；左病治右、右病治左；内病治外、外病治内；冬病夏治、夏病冬治等医学理论。中医的整体观不仅把人身各部分和各器官看成一个整体，也把人身同居住地的气象、地质、水源、食物等联系起来，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来分析患者的病因病机，于外改善人居环境，于内药攻体内疾患，内外齐理、标本兼治，以达尽快治愈之目的。难道这样的整体观是虚幻的？把天同人都看成是一个病案的整体，这还没建立在分析基础之上？这样综合出来的医案还缺哪些要件呢？难道现代西方的环境医学能否认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三、“三焦”、“经络”、“穴位”是有用的

　　中医对人体结构与功能的认识已经超出一般解剖学的理解深度，虽然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臆测性”与“模糊性”，而正是对人体脏器具象的特意模糊，才能从更高的层面来准确地把握病症，掌握攻克病敌要害的契机。一个成功的军事家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敌我双方的每一个细节了如指掌，或记住敌我双方每门火炮的具体位置，但他对己之所长与敌之所短必须清楚，正因为有了这些带有“臆测性”或“模糊性”特点的军事家，才留下了中外历史上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

　　中医的“三焦”、“经络”、“穴位”的确是虚构的，但它们在治疗实践中是有用的。中医的确没把人体的脏器分布与具体功能弄清楚，甚至把脑叶这一最重要的脏器都忽略了，这与医学文献的遗佚与失真有关。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医们观念中的“模糊人体”是清楚的，对病因病理及其医药方案是心中有数的。当然，中医们的确应该认真吸收西医解剖学的优秀成果，纠正古代医学文献中的错误描述，让人体器官与阴阳五行真正对应起来，重新构建一个中医学的真实的人体。

　　四、中医对病菌病毒性疾患并非没办法。

　　中医对病源体的确没有什么研究，无论何种病菌与病毒感染了人体，都被说成是风火燥湿寒，这让一般的患者很难理解。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中医的理论，以为中医对病菌病毒性疾患毫无办法。道理应该这样来说：首先，一切受病菌、病毒感染后的患者都会表现出风火燥湿寒五种症状，对这五种症状有某种共通性的治则，如果把寒症当热症来治，必加快患者死亡。如果药能对症，必可治愈，至少能减轻病候。其次，对于流行病来说，西医虽然能确知其病源体，并知道它们的传播途径，但西医也解释不了一个事实，即同样的人群受同样的感染，为何有的因感染而病死，而有的没事儿呢？西医常说的“抗体”是什么“体”？“抵抗力”又是什么“力”呢？为何有的人不断被感冒病毒感染，而他身边的另一些人却不被感染呢？因此，仅仅知道病源体为何是远远不够的，天地间的病源体几十万种，你能弄出针对它们的千剂万药？

　　中医虽不知具体的病源体为何，但他们可以通过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发挥人自身抵抗病菌病毒侵扰的能力。也就是说，平时注意对自己生命状态的感验，保持人体健康所需要的营养、凉暖、动静、心境、温度，人体自身就有足够的能力来抵抗外界病源体的入侵，用西医的话说，就是保持足够量的白血球来同病毒作战，这种居安思危，殷城固守的战略，比去逮杀那漫天遍野的病源体实际得多。

　　五、中医也有其源头活水

　　另一种很无知的说法是，中医还停留在先秦《黄帝内经》的水平，因循祖训，不求发展，故迟早要被求新求变的西医淘汰。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他们既不懂西医的演变过程，更不懂中医的发展历史。

　　首先，从古罗马到延续了一千多年的中世纪，西医基本没有什么发展，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医。而中医理论体系在商周时期就已基本形成，《黄帝内经》仅仅是对先秦医学的一次历史性总结。

　　其次，中医尊《黄帝内经》为自己的学术圣典，但并非泥古不化，不求发展。先秦两汉时期，对中医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就有扁鹊、淳于意、华佗、张仲景、皇甫谧。两晋隋唐时期，又出现过王叔和、葛洪、陶弘景、巢元方、孙思邈、王冰等医药大家。宋元之际，中华民族进入大融合时期，以汉医为主体的中医吸收了各少数民族与佛道医学之精华，革故鼎新，出现了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等著名医家，俗称“金元四大家”。明清以来，以李时珍、陈实功、张介宾、张锡纯等为代表的医学名家把中医推向了又一个时代的高度。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东南亚也代有名医出世，对先秦汉医进行了大量改进与发展，创建了具有他们本国特色的医学体系。

　　《黄帝内经》与《神农本草》仅仅是医学之源，虽然中医药之流源于《内经》《本草》，但它高于、精于、实于、博于这两部古代典籍。中医十分重视古籍的继承，但绝不迷信前人，不求发展，清代的王清任写《医林改错》就是对古代经典的批判与发展。两千多年的中医药演变发展史说明，中医同西医一样，不仅都有各自的源头活水，而且也正在自我完善与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向前发展。

　　就吸收现代科学成果的多少而言，中医的确不如西医，其原因是许多现代科学成就首先在西方国家诞生，西医当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但中医并没排斥用现代科学手段来改善传统的医药体系，比如针炙师就主动采用了“电脉冲器”来辅助治疗，许多中药从制法到储运、包装都用上了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受西医“病源体”思路的影响，中医也在把不同病源体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症状与温暑燥湿寒对应起来，并研究专治这些疾病的动植物药剂，比如在治疗爱滋病、萨斯等全球性传染病方面，中医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同西医一样在研究各种治疗方案，检验治疗效果。尤其在“戒毒”领域，中医所表现的治愈前景要远比西医更加乐观。

　　诚然，中医以前的确不知道是青蒿素治愈了疟疾，但没有中医首先找到青蒿，西医能发现青蒿素吗？世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太多了，比如量子力学中的量子假设，没有哪位物理学家说他们观测到了“量子”，但用这种不知其所以然的“量子”假说的确能说明许多物理实验。西医依然有大量“不知其所以然”的领域，尤其是他们的心理医生，淀粉片或奶干片时常挽救那些想自杀的患者，也“消灭”了许多想去杀人的罪犯，难道他们真正知其所以然了吗？

　　六、中药同中医是不可分割的

　　中医和中药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把中医留给历史、把中药献给西医的思路是行不通的。从神农尝百草至今，无数代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来体验自然万物的药性，这种全民性的药学研究在西医历史中是找不到的，正是在同病魔进行了几千年的斗争实践中，才建立起了属于中国人的中医药体系。

　　若现在把中药同中医分开，褒药贬医，就如同让将军与利剑分开，褒剑贬将，这不明摆着要中医缴械并向西医投降吗？把中药交给西医之后，西医搞得懂这几千种药物的药性药理吗？还有中医独特的治疗方法交给谁？汉医的刮痧与藏医的火针，西医能替代吗？又比如针对几十种蛇毒的上百种草药，中医虽不知这些蛇毒的分子结构，但用这些草药治疗十分方便有效，如果把全部草药交给西医去搞什么“分子建模”，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这样的“科学”能解老百姓的水火之急吗？

　　七、中医药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中医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不能退出未来的医坛，而且应该对全人类的健康与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为实现这两个目标，中医药大学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医医院得到的扶持不是够了，而是远远不够，21世纪中医的身影不仅应出现在中国，而且应出现在全世界。中医不再是西医的配角，而应和西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并驾齐驱，走向融合。那时的人类医学将中中有西，西中有中，并包含着世界各民族的医学精粹，为后世子孙的健康繁衍预警导航。

　　中医作为一种学术文化与生存实践，是与中华民族共存的，必然会垂于万世而不死。当西学东渐，西医跟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初期，两种医学体系发生相互冲突非常自然，不存在谁征服谁、谁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中医在近一百年间也在东学西渐，并受到过欧美各国医疗管理部门的多重限制。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人对中医的态度在近些年有所改变，不仅旅居欧美的针炙医生可以开门接诊，许多中药也已由日、韩等国输入西方，与中医相辅的健身气功、武术(如太极拳)也逐步受到外国人的喜爱。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中西医看成是势不两立的两大营垒，还应看到它们长期共存、相互融合的一面。那些把中医看成中华传统文化之糟粕的人就更不对了，《周易》是儒道两家共尊的圣典，其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六十四卦的概念都取自于天地自然，全为实指，并无虚言，既是唯物的，也是科学的，是可以被无条件重复检验的。中医以这种理论为基础，当然是吸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把这些基础理论运用于研究生命体，是对这种优秀文化的拓展与延伸，对传播与普及《周易》所揭示的至理大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中医都不能自存，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还会剩下什么呢？

　　八、应理直气壮地宣扬中医的科学性

　　近年来，中医研究遇到了科学主义的严重干扰，中医理论被一些科学卫道士带上了“伪科学”的大帽，许多本来热心祖国医学的人士害怕受到株连，常常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一是主动把自己的中医专长放在“配角”的位置，委身去当西医的陪衬；二是回避中医的科学性问题，违心地称中医理论只是一种传统文化；三是不敢把中医学纳入现代科学体系，而是自动站在所谓“主流医学”的边沿。总之，大多数中医专业人士都不敢理直气壮地宣扬中医的科学性，往往敬“科学”二字而远之。

　　作为医学与科学的旁观者，笔者实在为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扬而担忧，更为我国传统医疗产业的未来而焦虑。如果这种状况不尽快改变，“让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呼声将成为一句空话，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医学遗产将无声地消亡。在目前这种不太正常的学术氛围下，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像珍惜古迹那样珍惜中医，像保护国粹那样保护中医。

　　可以很明确地说，中医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科学遗产，而且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东方科学。为什么要理直气壮地宣扬中医的科学性呢？主要理由有四：

　　一、中医的基础理论是科学的。由于《周易》是中医学说的理论基础，《周易》的基础理论是伏羲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观测实践中得来的，我国早期的先民运用了从观测到归纳，从实践到理性，从已知推未知，以一通演百通的方法，这同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周易》的作者们从万事万物中归纳抽象出了“阴阳”、“五行”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仅是科学的，也是辩证唯物的，是以天地自然为本体的。

　　二、中医学的诊治方法也是科学的。函数论是微积分的基础，函数的基本方法讲“对应”，集合论的基本方法讲“映射”，物理学家要搞数学“建模”，分子生物学讲“复制”，军事学要讲沙盘“演练”，现在的一些所谓反伪科学网站也在大搞“镜像”，这些方法都是以此物推及彼物的方法。中医为何不能把古人从天地自然中抽象出来的“阴阳五行”概念与人体中的部位和脏腑相“对应”呢？电磁力学可以讲电荷的阴阳，中医就不能讲人体的阴阳？古人可以把地球五大圈层的运动简称为“五行”，今人就不能把人体脏腑的运化“对应”于“五行”？西医可对乙肝患者讲“大三阳”、“小三阳”，东汉的张仲景就不能讲“三阴三阳”？一提“阴阳”二字就“封建迷信”了？

　　三、中医与科学的检验标准是一致的。一项科学理论或技术方案提出之后，检验它是否正确或可行的唯一标准就是观测或实验；一套医学理论或一种治疗方案是对还是错，也得靠实践来检验。中医学说的形成是以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为基础的，直到今天还继续在为世界千百万患者服务，难道说这样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具有科学性？现在不少中医的批评者对中医与西医使用双重标准，他们不从本质上去研究两种医学体系的一致性，而是片面夸大它们形式上的区别，用西医的学术语词对中医说三道四，甚至一切要以西医现有的尺度为评判标准，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四、中医与西医都是人类医学体系中的宝贵财富。虽然中医与西医诞生在不同的国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但工业文明与信息化时代毕竟使它们走到了一起，相互学习、相互融合将是它们的主流。由于这两种医学的使命与目的都是治病救人。因此，把哪种医学称为“主流”或“非主流”是不科学的，未来的医学是包含了各民族优秀医学成果的世界医学，那时“中医”与“西医”两个名词将会同时消失。

　　雷元星，1951年8月出生于湖北松滋，1982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1996年在四川省委宣传部退休，同年专业从事学术研究与科普创作，发表了三百多万字的文字作品。雷先生是文理兼通的两栖类学者，因其观点另类、追新立异，一直不被学术界主流所认可，还不时受到各种非议，其人生境遇颇为悲凉。但作者心性豁达，并无韩非之《孤愤》、屈子之《离骚》，只知默默地在科学文化的田野里耕耘，在中国学术界的边缘游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