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房东们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13日09:59 南方人物周刊

  龙姑娘

  我第一个房东是同学的同学的姨妈。那时我大三,在广州实习,和三个女生一起租的房子。房东一家就搬到了我们楼上。我带着行李到那儿的时候,他们正在搬家具。房东女儿跟我说,一些旧东西都留给你们,我们搬家买新的。过几天发现,原先留下来的凳子一天比一天少了,变了形的旧扫帚都不见了,怪不得房东天天下来敲门!

  因为只有一个房间有空调,我们都挤在那间睡觉,但窗户前没有窗帘,怪怪的。我问房东女儿能不能把别的房间的窗帘换到我们睡觉的那个房间。她说没问题,回头给我们换。一会儿房东果然下来了,跑进别的房间,“噌噌噌”几下把窗帘都拆下来,全拿走了。

  在这个没有凳子没有窗帘的屋子住满一个星期,我们交了半个月的房租搬走了。打电话告诉房东要离开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是喊老公下来看我们有没有关灯。

  工作后租的第一套房子是单位的同事帮忙找的,我从没见过真正的房东。每个月,我都是到楼下的一家绘图公司交房租。公司老板说他只是帮朋友放租。不过他做房东代表倒很热心,管理费、水电费全都帮我先交了,直到一年后我搬走,才把收据拿出来一张张跟我算。

  我本来没想搬,但从未谋面的房东把房子给卖了。新业主想把屋子

装修过后分成三个单间出租,很想我继续租下去,她还邀请我在装修期间搬到她家里去住。在该计划未遂后,她发现和我是一个行业的,就提出让我帮她写报告抵租金等匪夷所思的“建议”。我只好马上请了两个壮汉帮我搬家。

  我现在的房东是个家庭主妇。每天送儿子上学,然后到酒楼喝早茶,接着去买菜,每月月初时正好逛过来跟我收房租。合约到期,她给我打电话,非常窘迫的语气,吞吞吐吐地说要加房租,同时展望了这一区域美好的交通发展前景和楼市的持续增长行情,并反复解释说见面时都不好意思提这个事情,最终还是鼓起了所有的勇气打电话给我。这么为难的事情,她还是坚持在半年内做了两次。

  除了不好意思提加房租,她也不好意思明确提任何要求。她说儿子很想回旧房子看看,其实是上来检查一下我对房屋的使用情况并提出批评。她说要送个旧冰箱给我,我表示已经有一个了,她还是坚持搬了一个旧冰箱和旧消毒碗柜存放在我这里,并且不声不响地把一张小茶几带走了。

  我将来的房东是银行,我想这位房东不会天天下来敲门,不会要我帮忙写报告,不会带走我的小茶几,当然,更不会不好意思提加房租。

  缺乏弹性的人

  醉琴

  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是个非常缺乏弹性的人。

  比如,虽然我出国多年,对于吃,我就是喜欢吃中国菜。在中国菜里面,最好是川菜。在川菜里面,最好是渝乡人家。在渝乡人家里面,最好是百盛商场楼上的那家。在百盛商场楼上那家渝乡人家里,最好点水煮鱼。

  身边的朋友已经纷纷对三明治、比萨饼、各式奶酪缴械投降了,只有我,总是在辗转反侧地思念一大盆红灿灿的水煮鱼。当朋友举着奶酪说“好吃”时,我不知道该为自己的民族气节而骄傲,还是该为自己的偏执口味而羞愧。

  对理想住宅,我也有非常固执的念头。我就想住在大城市,高层公寓楼,10层以上,开放式厨房,竖条的地板。注意!竖条的地板!方块状的不行!

  哦,对了,楼下步行5分钟之内一定要有卖酱油的地方。最好那地方是个大超市,最好超市里还卖冬瓜和卤猪耳朵。

  我要住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可能用乡间的田园风光说服我的,也不可能用游泳池草坪有落地窗的大

客厅说服我的,甚至拿比尔·盖茨的
豪宅
跟我换我都不动心的。我所要的,如此清晰、僵硬,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影响了对其他食物的胃口。

  我怀疑自己心理上始终没有超越童年的某个阶段。我侄子3岁的时候,睡觉一定要捏着他的小毯子的边,否则就睡不着。现在他5岁了,不再需要捏他的小毯子。而我,被卡在了3岁那个心理年龄段。

  落地灯必须是朝上开口的。电脑必须是3磅以下的。运动必须在黄昏时候。水果必须不带任何酸味。如果我买车,必须买甲壳虫。如果我养狗,必须是狮子狗。

  听听,必须!必须!必须!我就这样蜷缩在我僵硬的渴望里。一个缺乏弹性的人,多么可悲。虽然她的渴望无比坚硬,但现实总是更坚硬。

  我觉得我必须身高1米65以上,基因没听我的。我觉得我必须有三五知己隔三岔五跟我一起吃饭吹牛,际遇没听我的。我觉得樱桃的价格必须降到一块钱一磅,水果贩子没听我的。我觉得恐怖分子必须停止袭击平民,恐怖分子也不听我的。

  全都反了,他们,她们,它们。

  于是,我就成了孤家寡人。既没住上10层以上的公寓楼,也很难吃上渝乡人家的水煮鱼,垂头丧气长大,意识到生活不是老爸开的银行。

  很快,我就要被发配到英国的一个大学教书。人们碰到我总是问:得到这个教职,你是不是特别激动啊?我特别想语重心长地对这些人说:我说同学,到那儿我家楼下又没有卖冬瓜和卤猪耳朵的超市,有什么可激动的?!

  德国酷雷锋

  Yolanda

  每次经过机场海关和出入境处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就像有人遇到考试就要频频去洗手间一样,这几乎成了我的条件反射。

  慕尼黑机场的入境通道里,旅客出乎意料地少,用不着排队,我就径直来到了窗口。

  玻璃挡板背后是一张年轻男人的极其严肃的脸。我战战兢兢把护照递过去,他一边伸手接过,一边大声地吐出几个含混不清的词。

  天啊!他说什么?

  我慌乱地看着他,虚弱地说,“Pardon please.”,内心紧张到极点。上次看到报道,两名中国旅客因为签证条形码有问题,被法国海关怀疑非法偷渡……

  年轻的海关官员终于抬起头,眼神有些不耐烦,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终于听清了,是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一声“hello”,一个冰冷的德国式问候。就以这样一个冷漠的问候,德国给我这初来乍到者来了一个下马威。

  后来才发现,微笑稀缺症并非那位年轻海关官员的专利,怕是同德国人的天性有关。清晨在街上,迎面碰到捧着咖啡、拿着报纸的陌生人,彼此点头微笑,道声早安,这在伦敦或巴黎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在周游德国南部的一个多月里,我一次也没遇上。好几次我的嘴角已往上翘起,可对方的眼神冷淡地从我身上滑过,我蓄势待发的笑容顿时又流产了。此后一直告诫自己,在德国要避免过分热情。

  德国人就一定生性冷漠?好像也不尽然。

  那天在慕尼黑地铁站,我面对密密麻麻的指示牌,正苦恼该换乘哪条线路的火车。一位男士快步走过来,用英语问道,“你要去哪儿?”我吃惊不小,还以为是地铁工作人员,但看打扮,茄克,牛仔,大背包,不像啊?看我还在疑惑,他又问了一遍,心急火燎的样子,好像搞不清楚方向的人是他,而不是我。我告诉他,我要去马克斯·约瑟夫广场,他不假思索地说,“在对面站台乘U4再换S4,过5分钟火车就来了。”我连声道谢,他却没任何反应,转过身又为后边的两位德国老人指点起来。

  身旁其他几个人也围了过来,我赶紧从人群中退出来,站在不远处看那位德国雷锋飞快回答各位问询者。他一丝不苟,极富效率,俨然是位专业咨询人员。人群很快散去,德国雷锋若无其事地回到候车线上,自始至终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看来德国人未必不友善,只不过他们的友善不是写在脸上。连他们助人为乐的雷锋也是这般酷模样!

  姚家姆妈排队记

  以色烈

  大清早,姚家姆妈拧开无线电,几个人拉家常:食用油涨了,方便面涨了,鸡蛋也涨了。

  鸡蛋!姚家姆妈一个激灵,彻底醒转。昨天早锻炼听张家姆妈说超市有平价鸡蛋,每人限购2斤,队伍老长,要赶早。

  赶早,姚家姆妈有经验。有消息说油价要涨那阵,她赶了个早。石油涨,汽油涨,归开车的儿子管;炒菜油涨,归拎菜篮子的姚家姆妈管。她天天跑超市蚂蚁搬家,把花生油,葵花籽油往家挪,用个一年半载不成问题。

  姚家姆妈小时候,听她外公讲过在外滩轧金子的故事,就是用金圆券换铜角子,然后当紫铜卖掉,据说赢利近3倍,队伍从中央银行门口一直排到北京路。上海人向来擅长排队,加上“人来疯”,半夜里就密密麻麻人叠人,天一亮交通即陷于瘫痪。

  姚家姆妈做姑娘时排队。那时候,要用布票买的确凉、灯芯绒。她手巧,这边给荷叶领衬衫锁钮洞,脑子里零头布已经变成一块台灯罩。

  嫁人之前排队。那是在南京路先施百货买床单枕套和被面,龙凤呈祥和百子图,凭票供应,排队的人喜气洋洋。

  生了小囡也排队,一直排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象比较深的,是给儿子买电子表和滑雪衫,排了好几个钟头。电子表40元一块,她买了两块,儿子一块,老头子一块。有段日子,老少两个男人人前人后总抬抬手腕,像问人,更像问表:“这歇,几点钟啦?”

  姚家姆妈一边在脑子里放电影,一边洗漱停当,挽上布袋子赶去大卖场。人已经很多了,一人一只购物篮立成一条蜿蜒的队伍。最前面竖块纸牌,斗大的黑字:平价3.2元/每人限2斤/不许插队。一道黑墨汁,顺着“队”字那一捺流下来。

  一会儿功夫,姚家姆妈发现面前只有购物篮,人都不见了。大家很活络,让篮子排队,自己上别处买东西去了。有一个维持秩序的老伯伯,负责篮子们的挪动,当然是用脚。

  时间差不多,人渐渐又多起来。前面有点骚动,大家探头去看。一位老阿姨排了两次队,被卖蛋的认出来,她辩解:“你又没写每人限排一次队。”卖蛋的一下噎住,买到4斤平价蛋的老阿姨得胜而返。

  鸡蛋最便宜的时候两块五一斤,最近小菜场里涨到四块一斤。百叶涨、面筋涨、凉粉豆腐涨,连带豆浆也涨了。带壳毛豆里总是浸了水,小排骨很久没有上桌了。

  班车停在桥堍,姚家姆妈拎着2斤蛋慢慢走。桥下的水面上浮着蓝藻,一眼看到。蓝藻,电视里放过,她认得。姚家姆妈想:明天,要不要去买几箱瓶装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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