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房东们

　　龙姑娘

　　我第一个房东是同学的同学的姨妈。那时我大三，在广州实习，和三个女生一起租的房子。房东一家就搬到了我们楼上。我带着行李到那儿的时候，他们正在搬家具。房东女儿跟我说，一些旧东西都留给你们，我们搬家买新的。过几天发现，原先留下来的凳子一天比一天少了，变了形的旧扫帚都不见了，怪不得房东天天下来敲门！

　　因为只有一个房间有空调，我们都挤在那间睡觉，但窗户前没有窗帘，怪怪的。我问房东女儿能不能把别的房间的窗帘换到我们睡觉的那个房间。她说没问题，回头给我们换。一会儿房东果然下来了，跑进别的房间，“噌噌噌”几下把窗帘都拆下来，全拿走了。

　　在这个没有凳子没有窗帘的屋子住满一个星期，我们交了半个月的房租搬走了。打电话告诉房东要离开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是喊老公下来看我们有没有关灯。

　　工作后租的第一套房子是单位的同事帮忙找的，我从没见过真正的房东。每个月，我都是到楼下的一家绘图公司交房租。公司老板说他只是帮朋友放租。不过他做房东代表倒很热心，管理费、水电费全都帮我先交了，直到一年后我搬走，才把收据拿出来一张张跟我算。

　　我本来没想搬，但从未谋面的房东把房子给卖了。新业主想把屋子

装修过后分成三个单间出租，很想我继续租下去，她还邀请我在装修期间搬到她家里去住。在该计划未遂后，她发现和我是一个行业的，就提出让我帮她写报告抵租金等匪夷所思的“建议”。我只好马上请了两个壮汉帮我搬家。

　　我现在的房东是个家庭主妇。每天送儿子上学，然后到酒楼喝早茶，接着去买菜，每月月初时正好逛过来跟我收房租。合约到期，她给我打电话，非常窘迫的语气，吞吞吐吐地说要加房租，同时展望了这一区域美好的交通发展前景和楼市的持续增长行情，并反复解释说见面时都不好意思提这个事情，最终还是鼓起了所有的勇气打电话给我。这么为难的事情，她还是坚持在半年内做了两次。

　　除了不好意思提加房租，她也不好意思明确提任何要求。她说儿子很想回旧房子看看，其实是上来检查一下我对房屋的使用情况并提出批评。她说要送个旧冰箱给我，我表示已经有一个了，她还是坚持搬了一个旧冰箱和旧消毒碗柜存放在我这里，并且不声不响地把一张小茶几带走了。

　　我将来的房东是银行，我想这位房东不会天天下来敲门，不会要我帮忙写报告，不会带走我的小茶几，当然，更不会不好意思提加房租。

　　缺乏弹性的人

　　醉琴

　　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是个非常缺乏弹性的人。

　　比如，虽然我出国多年，对于吃，我就是喜欢吃中国菜。在中国菜里面，最好是川菜。在川菜里面，最好是渝乡人家。在渝乡人家里面，最好是百盛商场楼上的那家。在百盛商场楼上那家渝乡人家里，最好点水煮鱼。

　　身边的朋友已经纷纷对三明治、比萨饼、各式奶酪缴械投降了，只有我，总是在辗转反侧地思念一大盆红灿灿的水煮鱼。当朋友举着奶酪说“好吃”时，我不知道该为自己的民族气节而骄傲，还是该为自己的偏执口味而羞愧。

　　对理想住宅，我也有非常固执的念头。我就想住在大城市，高层公寓楼，10层以上，开放式厨房，竖条的地板。注意！竖条的地板！方块状的不行！

　　哦，对了，楼下步行5分钟之内一定要有卖酱油的地方。最好那地方是个大超市，最好超市里还卖冬瓜和卤猪耳朵。

　　我要住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可能用乡间的田园风光说服我的，也不可能用游泳池草坪有落地窗的大

客厅说服我的，甚至拿比尔·盖茨的

豪宅跟我换我都不动心的。我所要的，如此清晰、僵硬，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鱼刺，影响了对其他食物的胃口。

　　我怀疑自己心理上始终没有超越童年的某个阶段。我侄子3岁的时候，睡觉一定要捏着他的小毯子的边，否则就睡不着。现在他5岁了，不再需要捏他的小毯子。而我，被卡在了3岁那个心理年龄段。

　　落地灯必须是朝上开口的。电脑必须是3磅以下的。运动必须在黄昏时候。水果必须不带任何酸味。如果我买车，必须买甲壳虫。如果我养狗，必须是狮子狗。

　　听听，必须！必须！必须！我就这样蜷缩在我僵硬的渴望里。一个缺乏弹性的人，多么可悲。虽然她的渴望无比坚硬，但现实总是更坚硬。

　　我觉得我必须身高1米65以上，基因没听我的。我觉得我必须有三五知己隔三岔五跟我一起吃饭吹牛，际遇没听我的。我觉得樱桃的价格必须降到一块钱一磅，水果贩子没听我的。我觉得恐怖分子必须停止袭击平民，恐怖分子也不听我的。

　　全都反了，他们，她们，它们。

　　于是，我就成了孤家寡人。既没住上10层以上的公寓楼，也很难吃上渝乡人家的水煮鱼，垂头丧气长大，意识到生活不是老爸开的银行。

　　很快，我就要被发配到英国的一个大学教书。人们碰到我总是问：得到这个教职，你是不是特别激动啊？我特别想语重心长地对这些人说：我说同学，到那儿我家楼下又没有卖冬瓜和卤猪耳朵的超市，有什么可激动的？！

　　德国酷雷锋

　　Yolanda

　　每次经过机场海关和出入境处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就像有人遇到考试就要频频去洗手间一样，这几乎成了我的条件反射。

　　慕尼黑机场的入境通道里，旅客出乎意料地少，用不着排队，我就径直来到了窗口。

　　玻璃挡板背后是一张年轻男人的极其严肃的脸。我战战兢兢把护照递过去，他一边伸手接过，一边大声地吐出几个含混不清的词。

　　天啊！他说什么？

　　我慌乱地看着他，虚弱地说，“Pardon please.”，内心紧张到极点。上次看到报道，两名中国旅客因为签证条形码有问题，被法国海关怀疑非法偷渡……

　　年轻的海关官员终于抬起头，眼神有些不耐烦，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终于听清了，是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一声“hello”,一个冰冷的德国式问候。就以这样一个冷漠的问候，德国给我这初来乍到者来了一个下马威。

　　后来才发现，微笑稀缺症并非那位年轻海关官员的专利，怕是同德国人的天性有关。清晨在街上，迎面碰到捧着咖啡、拿着报纸的陌生人，彼此点头微笑，道声早安，这在伦敦或巴黎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在周游德国南部的一个多月里，我一次也没遇上。好几次我的嘴角已往上翘起，可对方的眼神冷淡地从我身上滑过，我蓄势待发的笑容顿时又流产了。此后一直告诫自己，在德国要避免过分热情。

　　德国人就一定生性冷漠？好像也不尽然。

　　那天在慕尼黑地铁站，我面对密密麻麻的指示牌，正苦恼该换乘哪条线路的火车。一位男士快步走过来，用英语问道，“你要去哪儿？”我吃惊不小，还以为是地铁工作人员，但看打扮，茄克，牛仔，大背包，不像啊？看我还在疑惑，他又问了一遍，心急火燎的样子，好像搞不清楚方向的人是他，而不是我。我告诉他，我要去马克斯·约瑟夫广场，他不假思索地说，“在对面站台乘U4再换S4，过5分钟火车就来了。”我连声道谢，他却没任何反应，转过身又为后边的两位德国老人指点起来。

　　身旁其他几个人也围了过来，我赶紧从人群中退出来，站在不远处看那位德国雷锋飞快回答各位问询者。他一丝不苟，极富效率，俨然是位专业咨询人员。人群很快散去，德国雷锋若无其事地回到候车线上，自始至终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看来德国人未必不友善，只不过他们的友善不是写在脸上。连他们助人为乐的雷锋也是这般酷模样！

　　姚家姆妈排队记

　　以色烈

　　大清早，姚家姆妈拧开无线电，几个人拉家常：食用油涨了，方便面涨了，鸡蛋也涨了。

　　鸡蛋!姚家姆妈一个激灵，彻底醒转。昨天早锻炼听张家姆妈说超市有平价鸡蛋，每人限购2斤，队伍老长，要赶早。

　　赶早，姚家姆妈有经验。有消息说油价要涨那阵，她赶了个早。石油涨，汽油涨，归开车的儿子管；炒菜油涨，归拎菜篮子的姚家姆妈管。她天天跑超市蚂蚁搬家，把花生油，葵花籽油往家挪，用个一年半载不成问题。

　　姚家姆妈小时候，听她外公讲过在外滩轧金子的故事，就是用金圆券换铜角子，然后当紫铜卖掉，据说赢利近3倍，队伍从中央银行门口一直排到北京路。上海人向来擅长排队，加上“人来疯”，半夜里就密密麻麻人叠人，天一亮交通即陷于瘫痪。

　　姚家姆妈做姑娘时排队。那时候，要用布票买的确凉、灯芯绒。她手巧，这边给荷叶领衬衫锁钮洞，脑子里零头布已经变成一块台灯罩。

　　嫁人之前排队。那是在南京路先施百货买床单枕套和被面，龙凤呈祥和百子图，凭票供应，排队的人喜气洋洋。

　　生了小囡也排队，一直排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印象比较深的，是给儿子买电子表和滑雪衫，排了好几个钟头。电子表40元一块，她买了两块，儿子一块，老头子一块。有段日子，老少两个男人人前人后总抬抬手腕，像问人，更像问表：“这歇，几点钟啦？”

　　姚家姆妈一边在脑子里放电影，一边洗漱停当，挽上布袋子赶去大卖场。人已经很多了，一人一只购物篮立成一条蜿蜒的队伍。最前面竖块纸牌，斗大的黑字：平价3.2元/每人限2斤/不许插队。一道黑墨汁，顺着“队”字那一捺流下来。

　　一会儿功夫，姚家姆妈发现面前只有购物篮，人都不见了。大家很活络，让篮子排队，自己上别处买东西去了。有一个维持秩序的老伯伯，负责篮子们的挪动，当然是用脚。

　　时间差不多，人渐渐又多起来。前面有点骚动，大家探头去看。一位老阿姨排了两次队，被卖蛋的认出来，她辩解：“你又没写每人限排一次队。”卖蛋的一下噎住，买到4斤平价蛋的老阿姨得胜而返。

　　鸡蛋最便宜的时候两块五一斤，最近小菜场里涨到四块一斤。百叶涨、面筋涨、凉粉豆腐涨，连带豆浆也涨了。带壳毛豆里总是浸了水，小排骨很久没有上桌了。

　　班车停在桥堍，姚家姆妈拎着2斤蛋慢慢走。桥下的水面上浮着蓝藻，一眼看到。蓝藻，电视里放过，她认得。姚家姆妈想：明天，要不要去买几箱瓶装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