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上海滩，一位传奇的世纪老人

　　-本报记者　陈璐　见习记者　沈勇兵

　　【周末报报道】薛耕莘老人，今年103岁。他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在前往上海采访公安博物馆的时候。

　　整个博物馆，展品捐赠者名字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他。

　　有他担任法租界特级督察长的证件、有他自己撰写的表现旧社会警察生涯的回忆录《孤岛风云》、有他和黄金荣结拜兄弟程子卿的合照……

　　照片里长相非常英俊，一脸笑容的薛耕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从浩如烟海的资料里，查询到一份1993年3月9日的《欧洲时报》——

　　当日，该报以《马黎一奇人》为题，记述了这位旧上海法租界特级督察长奇特的生涯——按帮会排座，他的辈分当在杜月笙之上；大汉奸汪精卫查缉的国民党政府重要档案，他藏匿了数年；他接济过中共地下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李克农；他受命于宋庆龄，保护过中共江苏省委的一笔巨款；是他透露出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使周恩来及时虎口脱险……

　　这一个个沾满了历史尘埃的片断，渐渐帮我们拼凑出一个旧上海滩的传奇。

　　坐上法巡捕房的第三把交椅

　　薛耕莘是个混血儿。1904年，他出生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父亲薛仲江曾担任浦东陆家嘴英商鸿源纱厂棉花部主任。母亲是英国人，出生在英国一个大户人家。

　　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将其送往比利时读书。在他的同学中还有后来担任比利时首相的莱奥·廷德斯曼。

　　1917年，他13岁，一封告知母亲病危的电报出现在他面前。

　　他急忙赶回上海，见母亲最后一面。

　　病床前，他嚎啕大哭。母亲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孩子也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你爸爸的祖国。不要受你舅舅影响加入英国籍。中国是个有高度文明的古国，将来一定有希望。”母亲断断续续地说完，就去世了。

　　母亲去世后，薛耕莘转入上海徐汇公学。凭借在比利时读书期间打下的法文基础，薛耕莘毕业后先在松江邱家湾圣心教会学校任法语教师，后至上海《法文日报》社任翻译。

　　1930年，他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任政治处社会股翻译，他的一生也由此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薛耕莘进巡捕房后仍然不忘求学，经保荐，入上海名校震旦大学法律系半工半读。1935年毕业时，薛耕莘又获法国巴黎大学颁发的法律硕士学位。

　　薛耕莘是法租界巡捕房中少有的华人高材生。1938年，法租界政治处增设马龙特务班，薛耕莘任正探长。第二年擢升为一等督察长。由于薛耕莘能够周旋于各方之间，凭借出色的表现，年底又升为惟一享受法籍待遇的特级督察长，一跃成为法巡捕房里华人的最高职位者，坐上了法巡捕房的第三把交椅。

　　法国总领事对各分局长说，从现在起你们都要听薛耕莘的命令。

　　最初，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员一律由以法国人为主的外国人组成，后来才准许雇佣中国人当巡捕。到1933年的时候，巡捕房警务人员已有近2000人，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华人高级警官。当年黄金荣的结拜兄弟程子卿就曾任督察长一职。

　　薛耕莘在当上了特级督察长后，程子卿还专门来看过他。

　　不过，薛耕莘真正能在上海滩站稳脚跟，还是因为他帮助法国上司“摆平”了黑帮大亨杜月笙。

　　“摆平”杜月笙

　　上世纪30年代初，法商水电公司工务部的工人发起了大罢工，罢工延续了两个多月，法租界所有的有轨电车都陷入了瘫痪。

　　这件事的起因，却是和杜月笙同刚刚担任法国巡捕房总巡的法伯迩中校的纠葛有关。

　　在薛耕莘的眼中，这个新任法国总巡比较清廉，不愿与流氓打交道。而当时的杜月笙正如日中天，认为手中的钱能搞定一切，企图将其拖下水。

　　很快，杜月笙给法伯迩送去一副“金台面”(注：台面指一桌酒席所需的餐具)。这副“金台面”是用200两黄金打制的，碗、盆、杯、碟、匙、筷一应俱全，装于雕刻考究的红木小箱里。没想到法伯迩不但拒绝收受，而且要杜月笙在《申报》、《新闻报》上刊登启事，说明送此厚礼的目的，并保证今后不再做类似的事情。否则的话，法伯迩要下令把杜月笙驱逐出法租界。杜月笙讨了个没趣，决定给法伯迩“一点颜色看看”。

　　后来，杜月笙的弟兄高鑫宝建议挑起法商水电公司工务部工人罢工。杜月笙在该公司有不少门徒，其中有在工会中担任要职的赵志英和沈连芳，当时工人中正好也有想通过罢工增加工资的想法，于是一拍即合，这工一罢就是两个多月。

　　这件事让法伯迩伤透了脑筋。此时，薛耕莘进巡捕房不久，还在当翻译，碰巧他与沈连芳是同学，几次交谈便将背景摸得一清二楚。

　　于是，薛耕莘找来督察长曹炳生，一起向法伯迩汇报说，上海滩的流氓势力历经百年，根深蒂固，情况复杂。为此，处理与这些大流氓之间的任何事端必须小心谨慎，不宜太严，也不应太宽，可定下一个原则郑重处理。况且杜月笙这个人最讲面子，要他在报上公开认错，他是万万不会干的。

　　薛耕莘提议说，是否可令杜月笙改登报道歉为用中文八行纸写一份悔过书，承认送“金台面”的错误并保证不再重犯。这封信，可找一中间人代为送交法伯迩。这样既维护了法国人的尊严，又给了杜月笙面子，是私下认错而不是公开出丑，“两全其美”，法伯迩欣然同意。

　　杜月笙同样对薛耕莘提出的建议表示接受。“金台面事件”就此了结。于是，杜月笙马上转过来帮助法商水电公司平息工潮。

　　薛耕莘在其自传中说：“从此，法伯迩视我为心腹，十分信任重用我；黄金荣、杜月笙也对我另眼看待，称我‘小弟弟’，还每月送我500元‘车马费’，以资联络。我在法租界捕房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

　　义救周恩来

　　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我党中央常以租界作为活动基地。薛耕莘利用他的特殊地位，利用中法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巧妙周旋于法国人与国民党之间，为我党、为中华民族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

　　1931年6月22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危在旦夕。

　　关于当时的危急情形，在邓毛毛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有描述：“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也就是黄木兰告诉我：‘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在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10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6个手指头，60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11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几个人赶快转移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

　　和黄定慧一起在咖啡馆的那个在巡捕房作翻译的朋友是薛耕莘的同学，名叫曹炳生。向忠发的叛变，正是薛耕莘专门透露给他的。

　　根据史料记载，向忠发被捕后，供出了大批中共党员的住址，以及设在戈登路(今上海江宁路)的中共秘密机关。更为严重的是，向忠发竟亲自带着特务们去抓捕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如果让其得逞，中国革命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但是向忠发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叛徒行为却为一个法租界巡捕所不齿。

　　那一天，薛耕莘看见王朝槐(上海军统行动队队长)、杨凤歧(军统行动队督察长)和向忠发鬼鬼祟祟地嘀咕着什么，预感到他们要有行动。薛耕莘就马上找到曹炳生，将向忠发他们可能去抓捕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透露给了曹，并要曹赶快把这消息传出去。

　　这一无比珍贵的情报使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人及时躲避了敌人的疯狂搜捕。后来，向忠发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在此期间，薛耕莘与中共地下党人潘汉年、李克农以及高真常等人多有往来，传递信息。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时期，薛耕莘还多次协助高偷运药品给苏北新四军。

　　保护江苏省委的巨款

　　与透露情报、间接营救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不同的是，薛耕莘还多次直接参与救助过被捕中共党员，并且无意之中为我党立了一大功。

　　1934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上海卢家湾法捕房三楼政治处突然来了几个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他们手持法租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的拘票，声称在法租界侦查到了一名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姓李，是负责分管共产党江苏地下组织财政的。

　　薛耕莘听了，立刻联想到宋庆龄女士打的招呼。原来两天前，宋庆龄通过杭州市市长赵志游的夫人、法国人麦加利特，向薛耕莘打招呼，说住法租界的一位共产党要人已被警备司令部侦查到，情况万分危急，希望薛耕莘予以帮助。赵志游是薛耕莘的证婚人，早年

留学法国，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但他不满老蒋独裁统治，倾向国民党左派，与宋庆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天，薛耕莘和上司、查缉班班长席能(注：据薛耕莘回忆，法国人席能，出身贫穷，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悬殊十分反感，同情为中国穷苦百姓作斗争的共产党人，所以薛耕莘帮助共产党的行为一直受到他的默许)奉命前往巨籁达路(今巨鹿路)搜捕那位共产党人。他俩根据淞沪警备司令部提供的情报，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巨籁达路某弄的一亭子间，见到了共产党人李加德。略加盘问后薛耕莘和席能就进行了搜查，在床下的一只箱子里搜出了一张英国麦加利银行的存折，面值27.4万英镑！

　　此时，站在一旁的席能对那人说：“这张票子由薛先生帮你保存，这对你会有好处的。”李加德似乎从中理解了什么，一声不吭。不一会儿，薛耕莘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原来是法捕房强盗班的格兰探长随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伙人前来搜查。格兰问席能和薛耕莘有否发现什么。他俩回答说没有什么。接着，格兰又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进行了全面搜查，折腾了好一阵子，结果一无所获。最后，他们准备将李带往法租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

　　薛耕莘清醒地认识到，李加德如果再由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移提到苏州高等法院，情况就会复杂多变，有许多共产党人在法租界被捕，在移提后就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了。所以，薛耕莘坚持移提要有充分的证据。一周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拿不出什么证据，李案也就不了了之。事后薛耕莘设法将那张27.4万英镑的存折归还给李，并嘱他从法捕房的后门离开，为防意外，又派人用汽车将其送走，做到万无一失。

　　一个星期后，薛耕莘接到李的电话：“感谢你的帮助，方便的话，我想与你叙谈一次。”薛耕莘答应了。于是，他来到约定地方见面，除李先生外，还有一位姓秦的先生。那秦先生对薛耕莘极为客气，见面后就热烈握手，真诚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你们法租界当局的有些外国人和中国人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表示深切的感谢，永远不会忘记的！现在，我有事就要走了，今天特地向你道别。”

　　后来，薛耕莘才知道，那位秦先生就是秦邦宪，也就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博古。

　　薛耕莘的故事很多，几个精彩片段断，为我们展示了昔日十里洋场的别样传奇。

　　但风云莫测，上世纪50年代之后他的经历却并不顺利。

　　可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母亲“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你爸爸的祖国”这句话。

　　“文革”结束他回到了上海，回到了这片繁华依旧的故土。

　　此后的二十多年应该是他一生当中最平静的时候，作为离休干部、上海文史馆的馆员，他不断地在记录着有关当年法租界的历史，有关他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历史……

　　8月7日，记者发稿前，从上海市文史馆获知：这位世纪老人目前正在

医院安然度夏。

　　世事沧桑，尽显本色，祝福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