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声：感受名师

　　【周末报报道】　-　左元

　　采访地点：孔六庆书房

　　采访时间：2007年8月3日

　　姓名：孔六庆

　　性别：男

　　年龄：52岁

　　职业：教师

　　对80年代印象：转折，积累

　　人物档案：1955年，出生于无锡1970年，插队于江苏高淳1978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9年，全国高校教师硕士学位研究生班结业

　　2000年，考取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研究生，2003年获博士学位

　　现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工笔花鸟研究组组长

　　走进艺术殿堂

　　孔：1977年恢复高考，我参加了南师大美术系的专业考试，一个是当年南艺没招生，二个我没底，想先考一下试试。结果考得不错，相继给我来了文化考试、体检通知。因为我一心想上南艺，半年后南艺就会招生，就没有再进行下去。后来南师大还特地打电话到高淳教育局，问是不是有人阻挠我参加高考。

　　1978年我考进了南艺，当时同学们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所以特别用功。记得那时我的感觉是：只要你把全身每一个汗毛孔都张开，就能吸收到艺术养分。南艺有很多名师，不管是教过我们的还是没教过的，都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

　　影响最大的是刘海粟。那时候他80多岁了，还是声若洪钟，经常到我们同学中来。真是大艺术家的气派，能说能写能画，对我们年轻后生总是多表扬、鼓励，我们请他动动笔时，他往往会哈哈笑着又写又画，为人很随意。

　　我到现在还记得刘海粟跟我们讲过的一些话。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写生是我发明的”。虽然这句话讲得有点过，因为写生自古就有，不是他“发明”的，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一个艺术家的自信、底气，至于这句话是对还是错则是另一回事了。

　　刘海粟挂名教我们的山水课。我们大二的时候，刘海粟七上黄山。他一路自己画画，一路打招呼：马上我有一批学生要来写生。因为他打招呼，我们南艺学生一路上处处受到照顾，吃、住都很方便。

　　刘海粟那种大艺术家的磅礴之气，他对艺术认识的通透，对我们年轻学生的影响相当深，我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什么是艺术大家。

　　第二个给我印象至深的是谢海燕。谢为人温文尔雅，虽然他没给我们上过课，但他当时是副院长兼教务长，开学典礼上，他说：“你们是‘文革’后考进来的第一届，国家要把你们培养成为专门的高级人才！”说这话时他的眼神、语气充满了慈祥与真诚，你能感受到老一辈艺术教育家对年轻后生的期待，那种眼神，跟“文革”中上来的干部、还有一些转业干部和我们讲话的眼神完全不一样，那是艺术教育家的眼神。在谢海燕身上有一种儒雅之气，这种气质浸润于他的小写意花鸟画作品，是我非常推崇的。

　　第三个人物是罗叔子。刘海粟是个一生难得流泪的男子汉，但讲到罗叔子的死，他流泪了，这对我触动很大。后来，其他老师跟学生闲聊时也不断地提到罗叔子，而且经常提到南艺后面他自杀的那座小山。我那时候喜欢钻山林，每走近那座小山，心底总会升起一种敬畏感。

　　罗叔子是个才子，写意花鸟画得好，印刻得好，美术史论也好。在图书馆里，我读过他的专著，发现他文笔不拖泥带水，认识较独到，文章开头往往直指前人研究的不足或错误，一看就知道他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看头。这影响了我，我作学术论文，也会直率地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开宗明义。罗叔子的写意花鸟画很有特色，很有灵气。他是一个大画家的料，可惜在“文革”中受迫害，死得太早。

　　第四个，俞剑华对我的影响至深。我们进校后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就是俞剑华的追悼会。追悼会的场面很大，灵堂两边挂着一副很长的挽联，其中有两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时我看了就觉得震撼。后来学习中知道这是明代董其昌说的。随后在图书馆读书，经常看到俞剑华的著作，是关于绘画史的和中国古代画论的。还有，他画也画得很好。追悼会后，美术系举办了他的遗作展，他主要画山水，继承清代新安画派一路梅清、查士标、程邃、戴本孝等这一笔墨系统，笔墨研究做得相当深厚。他的画虽然不能用专业画家的标准来要求，比如他没能画出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作为美术史论家有这样深厚的笔墨研究，是很不简单的。这给我的启发也很深——作为一个美术史论家该具有怎样的艺术素质。

　　后来我成了周积寅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在周老师的身上，我更深地体会到了俞剑华做学问的如何扎实。周老师是俞剑华的学生，很好地继承了俞剑华的学术传统。我跟周老师读博，所学的东西很多。最大的收获，是深切体会到做学问要扎扎实实。现在北京有人提出“俞剑华学派”的概念。俞派的特点，我的感受是：不但做学问扎实，而且还重人品。这一点的宝贵，可能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里更具特别的意义。

　　还有其他一些大家，像陈之佛、张道一、张华清……都给了我很深的影响。其中李长白当然对我的影响至深。我在南艺有两个恩师，第一是李长白教授，第二是周积寅教授。

　　选择工笔花鸟

　　孔：我进校的第二年，就进了李老师的工笔花鸟画班。其实当时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工笔花鸟，之所以还是选了工笔花鸟，就是因为仰慕李长白老师的画品与人品。

　　李老师教学极其严谨。他的工笔花鸟画教材体系，在中国绘画史上做得最完整，《白描花卉写生》、《花卉设色》、《翎毛写生设色》等，是他多少年辛勤的积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材体系，对于现当代工笔花鸟画发展做了很好的筑基之功。记得最初跟李老师画工笔花鸟写生，是用我们进校前多年画画的熟练去对待的。一片叶子的基本功训练，第一堂课就画了许多。但李老师过来看了看，就让我们全部擦掉重来。一片叶子，一个折枝，怎么处理，怎么用从客观对象启发出的主观审美对待客观写生，是一个理念问题。李老师在这问题上丝毫不含糊，要求极其严格，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右手抓铅笔左手抓橡皮地去画。随后，就是一天也难得画出几片好的叶子。从片叶、朵花，到小折枝，到大折枝写生，然后再认真学习宋人花鸟。就这样，我们一点一点地被引上了工笔花鸟画的专业之路。

　　不过，与基本功训练时李老师讲得多不同，一进入创作，他的教学方法改变了。他要我们自己去想自己去悟，至于如何画，我记住并实践了他的一句话：“感受生技法”。所以，我的工笔花鸟创作从第一张起，就跟老师的画法不一样。我的毕业创作从构思起稿到最后完成，可以说李老师没讲过一句如何画，每次看过后只是以微微点头的方式表示他没有意见。他鼓励我们探索自己的路子。

　　李老师是恩师，因为我处处可以感受到他对学生的提携。过去生活艰苦，我上南艺，靠19块钱的助学金，吃饭、买画材，都在这19块钱里开支，学习又勤奋刻苦，这样，毕业体检的时候，查出我有肺结核。领导担心我身体，开始考虑是否换人留校任教，李老师知道后说：“孔六庆究竟病到什么程度，应该由医院说了算。”在李老师的作用下，校医陪我去医院作了正规检查。因属肺结核初发期，不难治，注意休息就没问题，确实后来很快就好了。但如果不是李老师坚持，我很可能今天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左：是啊，你没有所谓“背景”，也不会请客送礼，全凭自己的勤奋努力。应该说李老师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孔：是的。那时候的毕业鉴定是要跟学生见面的，毕业鉴定是李老师亲笔写的，我看了很感动。他给我的毕业创作打了95分的最高分，给我写的鉴定里说我“有抱负”、“勤奋刻苦”。我曾读过席德进(台湾画家)回忆林风眠的文章，他说林风眠给他色彩打了全班最高分，给他鼓舞很大。李老师给了我一个最高分，又给我那样的评价，更以留校的方式肯定了我，确实对我一生都是鼓励。所以我的内心，始终存着对恩师的崇敬，还有就是自己一定要认真做好才对得起老师。

　　也许恩师始终在我内心之故吧，有一种想法始终萌动——我的老师李长白是应该写进中国花鸟画史的。但他是一个真正淡泊名利的人，“名气”一直不是特别大，人家研究现代中国花鸟画往往忽视了李长白。我觉得这件事，我这个了解老师的学生不做，谁来做？这也是我后来写《中国绘画艺术专史·花鸟画卷》的一个潜在的动力。把老师写进画史，老师应当在应有的历史地位，尽管占很小的篇幅，甚至只是一个点，但这个位置极其重要，是他应该得到的位置，现代的中国花鸟画就是不应该忽视李长白。

　　坚守寂寞之道

　　孔：80年代，南艺条件比较差。我留校之后，要求很简单，有那么一张床、一张画桌，就可以了。当时我们青年教师住在南艺的中楼，3个人一间宿舍，我和钱大经、阎卓卿住一起。隔壁是董欣宾，对门是王小勤，再隔壁是张友宪、张承志他们，当时研究生刚毕业的沈行工、方骏、胡国瑞等，也是邻居，学术氛围很浓。

　　我当时任李长白的助教，但有个想法：工笔花鸟知识面很窄，我还应该通读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外国美术史、中国画史与画论，还有哲学、美学方面的名著也要读一读，总之想全面拓宽自己的视野，甚至西方的现代艺术也要了解了解……

　　左：正想问问85美术思潮对你有没有什么冲击！

　　孔：当然有影响。毕业以后，因为继续跟李老师进修工笔花鸟，李老师一个礼拜来看我一次。那段时期我试图进入西方现代派绘画中体验创作感觉，生活中听到一声狗吠，或者听到谁的一声尖叫，或者自己生病了去打针……点点滴滴的感受都可以形成画面。有一次在五台山体育馆看了一场女篮比赛回来，情不自禁地撕纸，把女篮比赛的场面化成点线面去表达，撕了好多很有感觉的现代画，一时间撕了好几百张，屋子里正贴满那些东西。不巧李老师来，我没来得及收起来。只见他不说话，一一看过我的撕纸，看得很仔细，我以为他要批评我，谁知他没有，却说：“外面有不少搞所谓现代派的，都是皮毛。然而你这些东西，倒是画出了自己的感受，你深入到现代派艺术的内在之中了！”他这番话还是蛮肯定我的，李老师一点也不刻板保守。

　　左：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也以为李老师会批评你的。

　　孔：85美术思潮对中国美术的最大好处是，让国人不出国门好好了解了一下西方现代艺术，短短几年内匆匆登场过一遍，让大家开阔眼界，拓宽思路，也好。但最大坏处是，西方的那种破坏性的艺术思维，一度对年轻学生带来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这种负面影响要注意。

　　左：现代美术思潮对你有没有负面影响？

　　孔：我虽进入体会，但很冷静对待，总之一切是为了我的工笔花鸟画创作。应该说我所体会的西方现代艺术对我无害，对我的工笔花鸟创作有所裨益。

　　1990年，我带着80年代创作的作品，到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举办了个人画展，得到了吴作人、刘勃舒等老前辈的充分肯定，《人民画报》作了介绍，美国、日本和我国港台一些画商纷纷来找我。不过当时在展厅里看着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我没有因别人好评而陶醉，而是冷静地感受自己——我的画要想突破，得要进入画史研究中去。所以，从北京回来我就钻进了图书馆，到1991年，写出了30万字的《中国工笔花鸟画史》。

　　1994年，我在台湾举办了第二次个展，反响也非常好，我的画以1000美元一平方尺卖完了，那是1994年啊！看到钱是开心的，但很快，我就冷静下来了——要画好画，得更深入地进入绘画史研究，这一次的感受比北京画展时的感受还强烈。所以回来之后，我没走台湾一些画商和财团为我设计的路，而是钻进学术研究中，一做就是10年，完成了《中国绘画艺术专史·花鸟画卷》，还完成了博士论文，另外还有几本研究花鸟画的专著。

　　左：不容易，学术研究是寂寞之道。孔：你要我说80年代的事情，那可是在艺术道路上奋斗、再奋斗的年代。我从一个南艺工笔花鸟画班的学生，成为南艺工笔花鸟画专业的教师，是我人生一大转折。80年代，是我沉浸在工笔花鸟画创作中的年代，坚实地奠定了作为一个工笔花鸟画家的基础。90年代，是我绘画创作与学术研究并重的10年，应当说奠定了我作为一个学者型画家的基础——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进入21世纪，我想应是我从学术研究走出而再全心致力于绘画创作多出作品的时期。如果80年代我不是那么用心地感受南艺，感受名师，成为南艺的一分子，我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如果走在1994年台湾经纪人为我设计的路上，我可以成为一个富翁。之所以坚定不移地在学术路上走，南艺历史上那些名师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南艺，你只要听一听刘海粟、谢海燕、罗叔子、俞剑华、陈之佛、李长白等一辈影响了中国绘画史的名师的名字，就明白你应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