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爱心之困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16日17:30 中国新闻周刊

  近年来的一些民间策划慈善事件

  2005年9月:重庆女大学生陈易在天涯网络为自己身患癌症的母亲募捐,策划“卖身救母事件”,得10万余元,有网友怀疑其诚信。陈母手术失败谢世,网络掀起讨论。

  2005年12月:媒体报道了为救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彭辉林19年来一直为此奔波,打工、窝居,但面对至少15万元的医疗费走投无路的求助声音后,无一市民表示愿意捐款。直至《南方都市报》得知彭辉林原是深圳清水河大爆炸中救人的一等功臣后,公众反应才渐渐热起来。

  2006年2月:沈阳某报报道了为救病重小孩无奈父亲吉林农民刘福成向刘永好等6位国内富翁写信求助,被疑为媒体策划的社会新闻。

  2006年3月:

北京地铁唐僧唤爱秀。策划人比特重新包装“卖身救侄”,雇人扮演唐僧环线地铁化缘,转告名人有一个重病的小孩(徐冉)正在等待他们的爱心呼吁,引名人献爱心。

  2006年6月:一名网络写手在博客上发表一篇《我拿什么拯救你,我的女儿》的文章,宣传关乃利夫妇卖掉房子带着养女小蓉蓉从黑龙江来京治白血病的事迹,在网上引起关注,后被媒体报道,总捐款额达到47万余元。

  资讯整理:周月曦

  在一个集体主义的年代,爱心也被有效地整合进了政府行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为计划体制威力在爱心上最为有力的展现

  ★本刊记者/何忠洲

  在民间慈善举步维艰之际,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慈善活动迎风而上。

  今年6月,山东威海市委市政府发起“慈善月”活动,以行政方式层层推进募捐行动,各单位募捐成绩被纳入绩效考核。

  今年3月,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贵州黔西县在全县展开了一场“捐资助困、奉献爱心”的公益活动,为全县贫困人口捐款。

  2006年11月,河南项城政府宣称,要投资6500万元对袁世凯旧居进行维修保护,为此,市里动员各单位职工捐款。

  之前媒体更有连篇累牍的报道:江苏省赣榆县政府办和县财政局以县财政紧张为由,决定停发在职干部职工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借款;山西平遥县为了实现村村通油路,向所有吃财政饭的干部征收一个月的工资作为修路资金……

  这一幕幕,对每个中国人来说也许都不陌生:读书时,老师宣布,“为xx捐款,每个人请交上xx元,班长收后统一交上来。”工作时,单位要统一收xx以向灾区人民献爱心;回家时,居委会找上门来,要……

  在一个集体主义的年代,爱心也被有效的整合进了政府行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为计划体制威力在爱心上最为有力的展现。

  就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弥散于人们生活的今天,政府的爱心推动仍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力量:

  威海“慈善月”,短短10天,募捐现金近2000万元,企业认捐基金超过10亿。威海市民政局说,该市募捐工作出现“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

  贵州黔西县,短短2个月时间,活动共接到捐款1100万元,捐款人数达到15199人。

  惟一不同之处在于,今日,他们遭到前所未有的抵制与非议。

  就在威海“慈善月”收盘之际,媒体评论聚焦,直指“强制捐款背后的家长制作风”。甚至捐款的当事人,也有着相当的抵制。《新京报》的报道说,月收入1500元的威海市财政局大厦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水电维修工人张树森,在回家向老婆讨要500元的捐款时,老婆说:“什么时候要捐老婆,把我也捐了吧。”

  而河南项城袁世凯旧居的修复,甚至遭到袁氏后人的抵制:“政府让我们这些袁氏后人尽量多捐,超过1万元者可以在碑上刻上名字。我们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不是很有钱。可从当地政府传出来的说法是,这是为我们袁家老祖宗修的,全市人民都捐了,如果我们这些后人不捐,政府的意思是以后回来不接待……”

  对于慈善,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政府的“爱心推手”直接扼杀了爱心的慈善本意。

  政府的爱心悖论

  但是,在针对地方政府的种种指责中,很难说他们到底应该有着怎样的承担。

  一些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

  威海“慈善月”的理由正当而明确,市民政局局长赵香春掌握的数据是,在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约占GDP的3%~5%,我国目前只有0.1%,威海市为0.03%;

  项城的袁世凯故居,事关当地旅游与文化建设,更明摆着6500万的资金缺口。

  而诸如下岗职工帮困基金 、工会基金、希望工程捐款、残疾人基金、血防基金等等,每一项都迫切需要,名正言顺。

  这正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13亿总人口的10%以上。

  尽管中国政府表态,将加大对基础教育、公共医疗投入,“政策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把投资更多地向农村转移”,但是,毫无疑问,对那些突发事件中不幸遇难者、对先天残疾急需帮助者,政府的力量很多时候仍然是鞭长莫及。

  而当这些问题摆在面前时,无论是出于脸面、政绩还是人道,地方政府都处于聚焦的目光下。

  而且,我们甚至很难说,在地方政府“爱心推手”中,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获利。

  在捐款时,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也往往要起带头作用。政府“指标”的层层分解,首先将落实到组织内易被掌握的公务员身上。

  5月28日,在威海市“慈善月”活动动员大会上,参加会议的市五套班子领导及出差在外、委托他人捐款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培廷率先捐款5.3万元;市委办公室全体机关干部捐款4.44万元。5月29日,市民政系统捐款6.54 万元……

  河南项城,记者从当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普通工作人员要求捐100元,副科级200元,正科级50 0元,副处级1000元。

  这种捐款指标的层级划分,虽然在很多民众眼里,更多地被收入差距冲淡,但是对于很多收入并不高的公务员,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压力。

  更何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捐赠法》第四条:“捐赠应是自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这使得被曝光“ 爱心”地方政府,无一不对外解释:政府只是动员,并没有强迫,捐款都是自愿。

  但是,相关的调查证明,“领导重视”是一切地方行政力量“爱心”得以成功的关键。这在对上不对下负责的行政体制下并不是一件难解的事。

  而且,从根本上,政府不具备从事慈善的资格。

  清华大学教授李说,福利和慈善是两回事,福利是政府的,慈善是民间的。政府福利和民间慈善一定要分清。

  这使得地方政府的爱心慈善之举“左右都是错”。

  发动、依靠民间的慈善机构成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的慈善组织、机构没有能够真正的发展起来。就是在2004年中国政府放开非公募基金会的注册登记空间后,成立的民间组织仍然屈指可数,“完全不成气候,”对中国NGO了如指掌的自然之友前总干事薛野说。

  而更多的挂着“中国”、公益慈善等字头的社团组织,则更多地被人们当作是政府的一部分。其本身性质也令人疑惑。

  可能的机遇

  民间草根的慈善组织起不来,中国慈善事业进展缓慢。人们呼唤慈善立法的声音始终未曾稍断:

  2005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朱树豪曾表示,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庞大系统工程中,发达而又完备的公益慈善业不可或缺。未来应以发展民间性、职业化公益慈善业为总体目标,让公益慈善机构摆脱官办色彩,通过完善社会捐赠的体制、机制和法制,提高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效率。

  民盟中央在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的发言中分析说,中国的慈善机构维持垄断格局,成了制度缺陷的“瓶颈”,结果必然使慈善事业依附于政府,无法变成真正的社会公益活动,也就无法吸引更多富人的财富流向公益事业,造福社会。

  2007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杨澜的提案中再次抛出公益慈善立法问题,并呼吁设立全国性“公益慈善日”,并提出,《慈善事业促进法》颁布之日,可以作为全国性的公益慈善日。

  2006年年初,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曾表示,《慈善事业促进法》列入国务院的立法工作和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安排,已处于起草阶段。但是,从2007年全国两会传出来的消息说,由于对慈善事业立法的认识还存在分歧,因此在全国人大的立法日程上,这部法律仍不在考虑之列。

  不过,从2008年1月1日起,一个新的机遇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按照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为公益事业捐款,在应纳税所得额的1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如此告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杨鹏,“倘能真正落实的话,那将不再是慈善组织找不到愿意出钱的企业家,而是我们这些企业家找不到合适的慈善组织。”

  正在美国考察的杨鹏告诉记者:在美国,拥有免税资格的民间组织就有12万家。“在中国,恐怕也就不到20家。 ”

  13%免税政策的放开,目前尚无具体的实施办法,但是危险在于,这一办法面临着具体落实的问题。

  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出台之前,老税法也规定,企业为公益事业捐款,在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而这并没有刺激中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就在连续几年的“中国慈善排行榜”制定之后,人们发现,企业家慈善,连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样,始终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

  现在的区别在于,3%的免税标准被提高到13%。会在多大程度上撑开慈善的空间呢?

  中国的一些社团组织,诸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等,按照政策规定,享受免税的待遇,但是,具体的手续办理仍然是一件极为繁琐的事。

  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现身说法:身为民政部的司长,王振耀通过中华慈善总会为慈善事业捐款500元,按照规定可以享受税收抵扣款50元整,但是为了拿回这50元税款,王司长通过财务,办理了足足10 道手续,历时两个月。

  王振耀感叹道:我是一个负责全国捐赠事物的司长,办理这些手续还用了这么长时间,社会上一般的百姓又会怎样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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