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李国平院士：灵魂的乐师生命的哲人

　　这位学贯中西、文博今古、情怀沸腾、正气浩然的智者，在他86年的漫长生涯中，最热爱的是科学，最看重的是情谊，最同情的是弱者，最蔑视的是金钱。

　　——深切怀念我的父亲李国平院士

　　□ 文/李工真

　　写我父亲李国平的文章太多了。作为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一级教授，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数学家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今天，我想写的是一位平凡的父亲，一位慈父，一位在儿女心中灵魂的乐师与生命的哲人。

　　父亲的伟大就在于他在儿女心目中是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是里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外披一件深蓝色的灯芯线披风，左手拿着烟斗，右臂挎着阳伞，昂首挺胸，迈着快步，来去匆匆，行走如飞，那披风竟在身后飞扬起来，仿佛急忙赶去破案的福尔摩斯。我的小伙伴们老远见了，都会喊上一句：“工真，你爸爸来了！”我便会飞也似的跑上前去，钻进他的披风里……

　　父亲曾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们，“你们五男二女七兄弟姐妹，个个都是我亲自接生的”。这在整个珞珈山上都绝无仅有，因而也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父亲的确懂点中医，还会“把脉”，儿时一旦我们生了病，也几乎从不去

医院看病、打针。他治病的“绝招”就是“钳砂”，头疼脑热之类的疾病，经他一“钳”，顿时手到病除，真是神了！

　　父亲的书桌底下，是我们兄弟姐妹儿时最喜欢待的地方，那里有一份特有的温馨与安全，他脚下那双闪闪发亮的黑皮鞋也是我们最喜欢玩耍的东西。那时我们何曾想到过，父亲正凭着他的智慧与毅力，专心致志地写着他的科学论文呢？只有当我也做了父亲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父亲当年是多么不容易！

　　全家五个兄弟，每人都挨过父亲的“打”，但都只有一次。他要让你永远记住的不是打得有多疼，而是他那动怒的缓慢过程。他要你看着他满面怒容地折下一根树枝，在将树叶一片一片摘下来的同时，口中不停地说道：“那就试试看吧，那就试试看吧！” 鞭子做好后，就会雨点一般地落下来，但每一下都打在你的身旁，只有那最轻的一下落在你的屁股上，但他那动怒的神情你永远也不会忘记！随后，他怒容消退，把你抱到他的桌旁，给你吃两块饼干，名曰“补伤”，当晚，更会受到他一场特殊的优待：与他同睡一床，他会给你讲故事，鼓励你去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从此，你便再也不敢，也不愿惹他生气了，当然也就再也挨不上他的“打”了，因为他说过：“每个男孩子我都只打一次，需要给我打两次的，他就没有出息。”

　　父亲最喜欢给我们讲的就是那类出身卑微的穷孩子如何“囊萤映雪”、发愤学习的故事。每当此时，我总爱爬上他的背问道：“那后来呢？”他也总会回答：“后来他就成为了一位学问家！”当我要他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时，他讲道：“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爷爷，是个裁缝，那裁缝铺里满地扔的都是铜钱，每天中午，都要去给他送饭，我从那铜钱上哗哗地走过去时，连头都不低下来看上一眼，一位裁缝师傅就对我父亲说：‘唉呀！你这个孩子将来定会有大出息，你看，他竟然连钱都不爱……’”

　　我是从“文革”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才知道父亲是 “

武汉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由于他曾去过七个国家，在蒙受不白之冤的年代里，竟被打成“七国特务”，最后甚至被打成“叛国集团首犯”。那时，几乎天天有人来抄家，连地板都被撬开，挖地三尺“找电台”！但父亲总保持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在那些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里，他上午挨斗，下午“劳改”，晚上研究，他就是这样挺过来的！

　　1970年7月我还未满18岁，下乡招回城后，在汉口江汉路上的“老南京理发厅”里做了一名理发师。“李国平的儿子在剃头”的消息，即使在那个“科学的冬天”里，也仍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父亲一有机会到汉口，总要到理发厅里来看我。他经常鼓励我：“法国有位哲学家是个修眼镜的，萧楚女是个跑堂的却能写很美的文章，当年

留学生里多少人曾在海外刷过盘子、洗过碗。只要能白天理发，晚上做学问，也照样能有所作为。”“你要想将来有所作为，就自己读书，三十岁以前给我把床板竖起来！”如果说我这个过去只读过一年初中，下过农村，又有过八年理发师生涯的人，后来竟然也能成为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那的确首先要归因于父亲当年的鼓励与教诲。

　　记得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武汉大学历史系，父亲与我进行过一次特别的谈话，他讲道：“真正的学问不是靠老师教出来的，而是靠学生自己钻研出来的。老师要教的实际上是让学生学会能自己学习的方法。唯有能自学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家。”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商品经济大潮已经袭来，父亲告诫我：“做学问的人要过得了三关，一是不怕受穷，二是耐得住寂寞，三是不为名利所累。因此，想钱、想名、想利的人，最好不要谈学问。学问往往是由一群‘傻子’来做的，当他们‘傻到头’时，他们就是最聪明的人。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这样一群‘傻子’！”“历史学家最难做，没有‘左秋失明’、‘司马宫刑’的毅力与决心，怎么有胆量去客观评价天下之事呢？”

　　父亲经常与我讨论学者应具有的精神状态问题。记得有一次，他将一本由他的老学生赵中立、许良英编译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送给我，要我熟背其中的一篇文章，并以此作为座右铭。那是爱因斯坦于1918年4月23日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马克斯·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探索的动机》，并特别告诉我，其中，他最喜爱的一句就是“……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因为，正如他所说的，“这是对所有那些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最为真实的写照”。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他1910年11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一个贫瘠的小山村里，5岁时入私塾，11岁时被他的伯父李介丞带到广州接受现代教育，就读于广州南海第一高小，1923年考入中山大学附中的前身广东高师附中，1929年考入国立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1926年，伯父李介丞停止了对他的供养，为生计所迫，他不得不从16岁起便走上一条自食其力的道路。他“边学习、边教书”，读高中时，就教工人夜校，读大学时，就教高中。由于他掌握了自学方法，因此这种生活的压力不仅没有影响到他学业上的精进，反而培养起他一种顽强的独立性格。早在上大学二年级时，他就开始在《中山大学自然科学》学报上发表数学论文，因而在1933年大学毕业后，便跨过了助教阶段，直接被聘为广西大学数学系讲师。1934年经校长马君武先生推荐，他东渡日本，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主任竹内端三教授的研究生，由于他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很快便以其卓著的学术成就被日本数学物理学会接纳为会员。1937年归国时，他才27岁，就被中山大学破格聘为数学系教授，成为当时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教授。后又经熊庆来先生举荐，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的身份，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庞加莱研究所工作。在《巴黎科学院院报》上，他连续发表多篇函数论研究方面的高质量论文，引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