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朗朗书声

　　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 李新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

　　这些美丽的句子出自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作为中学语文课本的经典篇章，在一代代中学生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这首美丽伤感的长诗给中学孩子们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还有绕梁三日的中国语言的魅力。

　　然而，北京市九城区的高中新生将不会在他们的语文课本中读到这首诗了。在新出版的北京版课改实验语文教材中，没有出现的不止这首长诗，还有其他的一些文质兼美的名篇，《阿Q正传》、《林黛玉初进荣国府》、《项脊轩志》等也没有被列入。

　　按理说，一个城市选编自己的高中语文教材，不算是什么重大事件，可是这次北京推出自己使用的实验教材，却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动静。当然，这中间不乏炒作的痕迹，很多人还没有搞清楚这套实验版的教材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发表言论。事实上，北京这次准备在九城区使用的语文教材是经过编者的细心推敲、教育部专家审定后作为试验教材开始使用的。

　　既然，对这套语文教材的争论已经成为话题，也就有了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更进一步说，这次对教材的争论，或许会又一次引起人们对高中语文教育的关注。

　　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摩罗先生。摩罗，本名万松生，江西省都昌县人，曾做过12年的中学语文老师，现在主要从事文化学、语文教育学研究。摩罗还参与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主编的《新语文读本》，这套读本好评很多，今天，《新语文读本》已经遍地开花，新语文理念也已经深入人心。

　　1.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21世纪》：最近，北京新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主要争论集中在高中教材篇目的取舍上。从您看到的新版北京高中语文教材的文章目录来讲，课文的设置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摩罗：这次北京版的高中语文教材，跟现在流行的人教社出版的教材相比，保留了很多传统的篇目，课文选择上视野比较开阔，总体感觉不错。比较明显的地方是，增加了很多当下作家的作品，比如加入了余华、贾平凹、铁凝等人的作品。

　　我觉得，语文教材所选用的文章，应该是历史上最基本的文化经典，同时也要照顾到当下读者的接受度。这次新增的某些篇目，未必都是已经有定评的基本文化经典，很难确定它已经成为了文化经典，它跟时代的整体社会文化氛围有点隔阂。

　　作为基本的文化经典，几乎都是关于永久的人性，永久的文化命题，这些作品任何时候拿来读都不会让人感觉到隔阂。语文教育要照顾到当下的文化氛围，不要把大家感到隔阂的作品推到学生面前，增加学生阅读和接受的障碍。我们现在给中、小学生提供读物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因素，要跟文化语境密切相连，这样选出的课文才能够被他们所理解，所接受。

　　《21世纪》：从教材的设置上，能感觉到这次北京版教材增多了对语言知识和运用的训练。根据您的教书经验，在以往的中学语文教育中，对语言和词句的训练是否重视？

　　摩罗：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年来有人注意到语文教学的效率。语文知识和字词句的训练，确实是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语文教学在基础教育中是占课时最多的一门学科，老师投入的力量非常大，但是学下来的效果往往不太理想，人们总是觉得与期望相差很大。这几年常常有人说，语文教学是最没有效率的教学。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大家就强化语言知识和字词句训练，老要学生多做练习，多记语言知识。我认为这个路子走得不对，甚至可以说是在朝相反的方向走，这样下去，语文教学的效果只会越来越差。

　　《21世纪》：那么语文课应该培养学生什么素质？

　　摩罗：在母语环境中学会母语，学会跟周围的人交流，这是一个智力偏弱的人都很轻易能够做到的。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走进小学课堂的时候，他跟别人的日常交流是没有问题，甚至一般的文化意义上的谈论，比如说看故宫聊故宫，看博物馆聊博物馆，这些交流也没有问题的。那么学生进课堂，要学什么东西？

　　虽然口语表达也要不断提升，但是学生通过学习语文主要提高的其实是写作能力，而不只是口头说话的能力。虽然口语和书面语是相关的，但两者还是有很多不同，因为写文章对口语来说是高一层的，书面语对口语也是一种提炼，比如古人用白话说话，用文言写文，这是二元的。

　　对语文教育应该悟到这一层，学生到学校里来主要是要学习写作，需要用书面语把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写出来，把思想上的体会说出来，把感情表达出来。没有悟到这一层，所以就拼命在外围工作，一年级就要让孩子学会拼音的声调要标在哪里，哪个是儿化音，其实这是走错路了。

　　学生到学校来是要学书面语，要把人类以前用书面语记录下来的生活经验和思想学习下来，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要学会用书面语写作，把他自己给人类新增加的生活经验和思想用自己的话写出来。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最好地完成这两个学习目标？很简单，四个字就行了：多读多写。所以，学生到学校里来，就是要多读多写。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个道理，总以为让学生掌握最多的语言知识，成天进行字词句训练，就能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这是对语文教育最深刻的误解。

　　其实语言知识应该是让老师悟懂，然后老师用不着痕迹的办法让学生运用那些知识进行阅读和写作活动，而不是直接给学生讲这些语言知识的技巧。巴金说自己是不讲技巧的一个写作者，其实不是这样，他是把技巧融入到文章中去，不是给读者看技巧，而是给读者看技巧之外的东西。

　　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应该掌握语言知识，在教学和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要以语言知识为背景，给学生设置语文教学的资源。一篇课文里面含有什么语言知识，教师应该心中明白，但是要引导学生在语言实践(读和写)中化作运用的习惯。语言是一种习得的能力而不是一种知识，所以学习的基本方法是实践(阅读与写作)。语言知识是学者总结出来的，学者之间交流和操练这些知识就可以了，学生的目的是学会运用语言，而不是学会讲解语言知识。如果学生到学校只学到语言技巧，这个路就走错了，至少是走偏了。

　　《21世纪》：可是，讲台上的老师应该怎么样去实现这个理想？

　　摩罗：其实，中国语文教育的问题，并不出在一线老师身上。语文教师在师范学院的课堂上，只被灌输了一种教学思想和方法，他当然只能极为狭窄地理解语文教育。老师一直是很被动的，他在培训阶段和工作之中，都被迫接受那种由上而下推行的模式。我当过12年的中学老师，最痛苦的就是必须按照上面规定的口径和教学模式讲语文课。

　　我们语文教育的失败之处，无法让一线老师承担责任。当然，也不能用一线老师的反映来检验一种语文教学思想对还是不对。一辈子只听过一首歌的人，他在音乐上是保守的。同样，一辈子只能操练一种教学模式的人，他在教育上也会比较保守。所以，中国语文教育的实质性的进步，很难指望由语文教师和语文教学专家来完成。

　　2. 基础课程需要文化大师的介入

　　《21世纪》：就我们了解，这套北京版高中语文教材的主编和编委中有一些是一线的高中老师。

　　摩罗：是这样的，让高中教师参与编写高中教材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不过，这也有可能会限制编者的视野。所以无论哪里出新教材，我都不寄予很大的希望，教材还会按照老路子走，有很大变化是比较难的。

　　我觉得中国的基础教育需要文化通人的介入，语文教育尤其需要文化上高屋建瓴的通人介入。语文教育太重要的，如果我们相信孩子的素质决定着民族的未来，那就可以相信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夸大。因为正是语文教育的基本文化资源，决定着这些孩子的文化素质和面貌。

　　可是有一个传统观念非常奇怪，认为大人物是教大学生的，至于教那些小学生，只要小人物就够了。所以，我们乡下的教师配置，初中毕业教小学，高中毕业教初中，大专毕业教高中。至于孔子，他只能教曾子、颜回这些英才。每个时代的文化巨人很多都是坐在高堂大院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给小学生编写启蒙读物的人，很少是大人物，而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为什么大人物只能放在大学里教大学生，教博士，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到基础教育中去，请他们为基础教育制定战略方针，请他们高屋建瓴地圈定语文教育的基本资源配置？我们需要把最好的东西拿来给孩子，而且用一种好方法教给他，我们的基础语文教育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

　　1979年到1999年，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语文教学却没有调整过来？为什么？

　　我觉得，改变语文教育的危局，必须让真正在文化上站得高的人来参与其事，而不是仅由专门研究语文教育的人来解决。任何一个行业战略性的问题都不是专家所能解决的，一定要有贯通的通人才能解决，专家只能解决具体的事情，只能落实通人和通人的战略思想。而现在我们整个语文教育全是由专家来解决，这是一个社会的错误。

　　《21世纪》：在民国时期，浙江白马湖出现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春晖”中学，包括夏 尊、叶圣陶、朱自清等文化大师都在这个学校任教过。而且，中国历史上，文人也有归隐故乡的传统，他们的归乡，不是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文化资源的传播吗？

　　摩罗：春晖中学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不太多见的情况，民国时期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是流通的，并不是教大学就不能教中学，教中学就没有水平教大学，不是这样的。

　　至于古代的书院，其性质是求道的，而不是解决启蒙教育；是研究型的，有点像现在的研究生院，不解决基础教育的问题。

　　文人回归乡里的时候，多半不是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来关心基础教育，而主要是告老还乡之后跟乡亲和乡土保持文化上、感情上的联系，他们的行为一般不包含对文化的战略思考。

　　《21世纪》：您曾参与编写了钱理群先生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当时反响很好。这套读本对语文教育的期望是什么？

　　摩罗：当时，我们选编那套语文读本的背景是1997、1998年整个社会都在批判语文教材20年没有更改，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而且太不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太不关注具有人文含义的语文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写语文读本，我们注重的是人文资源、人文精神，所以编书的资源跟当时流行的教材相比，就显得视野广阔一些，着眼古今中外，尽量打开眼界去拿最好的东西来给学生。我们当时立意是这样，定位是一个课外读物，而不是走进课堂的东西，我们没有能力把它变成一个课堂用书。

　　民国时期曾出现过一套非常好的语文教材，就是开民读本，之后就很少出现那么好的语文教材了，这是教材编写的悲哀。

　　3. 书是用来“读”的

　　《21世纪》：从这套北京版的教材来看，对古典文章的选取也颇为重视，当然，也删掉了以前比较重要的几个篇目，比如《孔雀东南飞》等。

　　摩罗：语文教育中，经典文章的篇目一直是比较多的，未必是在当下国学热中才格外重视，只能说有了国学热的背景，他们可能做得更加理直气壮了。

　　至于删掉《孔雀东南飞》等篇目，还有鲁迅的文章也删掉了一些，这没有什么好批评的。中国的语文教育，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很严格的学科体系，应该教什么、不应该教什么，这方面从来没有一个大家都愿意认可和遵守的学术权威。与此相关，把什么样的资源引入到语文教材之中，一直也没有大家都认可的统一规范。从积极方面理解，这具有开放意义，可以引进新的资源。从消极方面说，这也是语文教育没有学科体系、没有理论依据的表现。

　　中国的语文教育，目前有困窘的一面，不过其创新的空间也非常广阔，但是起步也很艰难。在这种背景下，多学一些传统篇目，是比较保险的措施，因为这些东西是一个民族基本的文化经验。

　　《21世纪》：对传统的古文篇目的教育，您觉得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摩罗：目前，对传统的古文篇目的教学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现在的古文教学很多时间都花在解释文字上面，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语言里面有知识，但它不仅仅是知识。中学里教古文，往往是把古文讲给学生听，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这是错误的，可是这些都是比较流行的古文教学方法。把很多时间花在解释词句上，还有多少时间来朗读课文呢？曾经见过一篇文章叫做《还我朗朗书声》，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少的注意。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语文的朗读较之以前，显得太少了。

　　古文怎么学？读，只有读，这篇文章才是属于你的，不读永远不是你的。

　　《21世纪》：让学生反复去读古文，学生从中能够得到什么？

　　摩罗：这当然是多方面的。在语文教学中,语言已经不纯粹是作为一种工具，其自身就是审美的对象。只有读的时候才能感觉到美的存在，比如文章美不美，能不能打动你的感情，以及语言的韵律，只有读才能感觉到，讲是讲不出来。没有这种被感动的经历，说明你接受的中学语文教育是失败的。

　　此外，当然就是从中领悟到古人的生存经验和应对生活的态度，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文精神。学习文化经典必须学到古人的人文精神。什么是人文精神，简单地说，人文精神就是对世界和世道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应对这个世界这个世道的态度和方法。学习古文应该学习这些东西。

　　4. 文化二元，避免只取一元

　　《21世纪》：那么在语文教育中，文化的教育现在主要就是依靠选入教材的这些篇目了。从文化资源上说，是不是拥有了这些大师的经典就够了，还有什么缺憾吗？

　　摩罗：当然还有缺憾。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经典，都是精英人物为我们总结的道理、指明的文化目标和理想。此外，还有处于底层的那些琐事，比如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婚嫁节庆和走亲访友的仪式等等，所有这些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忽略这些东西，只要精英的东西，这显然很不够，这样的语文教育严格地说在文化资源上是很偏颇的。文化实际上是很二元的，精英有精英的文化，底层人物有底层人的文化，底层人怎么理解人生，怎么应对生活，怎样度过一生以及每一天，他有一套自己的态度和思想。这些东西跟精英文化不是完全对立的，但是又具有明显的区别。

　　精英的书面表达已经经过了很多提炼，离生活越来越远，我们从经典到经典，读经典然后自己写经典，离生活越来越远。当然精英留下来的肯定是我们的文化经验，我们要继承下来。但是那些没有机会把它写成文字的底层人的生活经验，也应该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在文化的二元之中我们应该避免只取其中一元，否则的话，语文教材就会是非常片面的。

　　另外，现在的写作训练，很大程度上是言不由衷的。比如我念小学的时候，我想我念书的目的就是不要再像我父亲一样种田，但是我的作文肯定不会这样写，我读书不是读我的东西，不是读我父亲日常生活，不是我们村里要舞龙灯，不是读这些东西。学生写文章交流的对象是老师，而不是父母。

　　现在很多学生写作文不都是这样吗？他写作文不去面对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自我，而是按照这些古人说的，按照经典说的漂亮话，编一套漂亮的言词来说跟自己无关的东西。必须承认，并不是学生由于品质有问题故意说假话，肯定不是，是我们的文化和教育出了问题，将他们扭曲得只会说假话。在这方面，从事语文教育事业的人，可反思的东西很多。

　　拓展语文教育的文化资源，让一种来自世俗生活之中的活生生的东西称为教育资源的一部分，是很有必要的。

　　《21世纪》：这本教材中，我注意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乡土文学单元，里面选入了铁凝、贾平凹等当代作家的作品。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乡土文学的尝试吗？

　　摩罗：我特别留意到这个单元。编者大概意在向学生展示乡村生活，这样的用意是很不错的。可是，仔细看看，这些小说写的都是什么？其实都是用精英的眼光在加工乡土生活，并不是写了乡土题材就是乡土小说。这个单元的《呼兰河传》是乡土文学吗？这是当时中国最有才华的一位女作家在临终前对童年的回忆，是这位作家按照小说的结构需要和个人的抒情需要而加工建造的虚拟世界，乡土仅仅只是这个虚拟世界的空间因素之一。铁凝的《哦，香雪》也只是一个精英人物的很精致的抒情小品，抒的是文人之情，而不是乡土之情。萧红真正具有乡土精神的小说是《生死场》，但是这部小说只在当年被人当作抗战小说关注了，而没有被人从乡土精神、底层人的命运的角度关注过。至于表现底层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东西，被视为低俗、下流、愚昧等等，很难进入精英人物的视野。一旦精英人物将眼光瞅向它，多半是为了批判它、否定它、消灭它，还美其名曰“启蒙”。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我这一代人受的教育，主要有两种资源，一个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一个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人文传统，我们都是这两种资源培养起来的人。鲁迅是我最喜欢的作家，我总是用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英意识来看我们的生活，来看我们这个社会。我在农村过了30多年，我看农村就是不顺眼，走到哪里不是阿Q就是祥林嫂，不是祥林嫂就是闰土。我小时候跟妈妈拜过菩萨，学了鲁迅的东西之后，就不看重那些了，后来再看我妈妈拜菩萨就不以为意。读书什么东西都很看重，可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父母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文化我从来没有关心过，想到这些，灵魂上有一种做错了事的感觉。

　　整体来看，语文教育的资源，被一种精英意识形态所包裹，冲不出去。虽说这本新的教材，跟时下的教材相比，做得不错，资源很广，古今中外精英的话都拿来了。可是在我看来。它也只有一种资源，自始至终被精英意识形态所制约。如果说它有人文精神，它只有人文精神的一半，另外一半的人文精神从来没有人关注。

　　人们主要生活在世俗之中，而不是主要生活在观念之中，精英人物也是这样。我们的教育只注重观念形态的文化资源，抛弃世俗形态的文化资源，这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