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解释为何公开叫骂逃费农民工

　　8月25日下午，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周立太形象随便得有些惊人——一件有几处污渍的T恤，一条黑色短裤，外加一双拖鞋，边说话还边用手提提往下掉的裤子。“格老子”、“狗日的”、“他妈的”……这些词不时从嘴里蹦出来。

　　周立太最近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8月16日，他在自己的博客上撰写文章《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赤裸裸地公开叫骂欠逃律师费的农民工。

　　周立太长年为农民工打官司，曾被称为中国第一打工律师。但10多年来，他遇到600多名欠逃律师费的农民工，500多万元律师费打了水漂。由于缺少收入，目前他的律师事务所陷入了困境，至今有两个月未发工资，“我是被逼急了。” 这次叫骂，体现了周立太一种无奈的生存挣扎。

　　为什么一些农民工会出现欠逃律师费的行为？应该怎么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为农民工维权的律师事务所的生存又该如何保障？带着这些问题，记者直面周立太展开了对话。

　　记者：能不能简单地介绍一下你自己？

　　周立太：我今年51岁，出生在重庆市开县五通乡一个农民家庭，就是格老子井喷事故发生的地方。我家里祖宗3代没有一个是吃国家粮的，全是农民。由于家里贫寒，我只读了小学二年级，后来也没有上学，法律知识全部自学。1974年11月，我到西藏参军。当了4年兵后，又回到老家农村干农活。

　　1980年至1983年，我到湖南安乡县一个砖瓦厂挑砖、拉板车，期间自学了法律知识。1985年8月，开县司法局在陈家区(现为长沙镇)组建法律服务所，我由此受聘从事法律工作。1986年，我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资格。

　　“请我打官司的都是农民工”

　　记者：你是怎么开始打农民工官司的？

　　周立太：1996月5月1日，我接受开县一个姓徐的农民委托打官司，儿子和儿媳在深圳被香港的车撞死了。以前上下班途中死了，只算

交通事故，没有工伤赔偿这一块。后来我打赢官司，法院认定为工伤，一共赔了30多万元。此事在农民工中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就走不了。在深圳期间，我先后收留了200多个残疾人一起吃住，帮他们打官司。当时农民工没有追讨加班工资的概念。

　　记者：律师事务所什么时候成立，办了多少农民工官司？

　　周立太：2001年6月4日成立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4年后在深圳成立了分所。从1996年5月1日到现在，我先后受理了农民工的案件7000多件。工伤1000多件，追讨工资、加班费和经济补偿金2000多件，追索养老和社会保险1000多件，民工告政府职能部门1000多件。

　　记者：打了11年官司，有什么感受？

　　周立太：一是欣慰，改变了农民工工伤赔偿较低的历史；二是创造了工伤假肢更换费一次性支付的先例；第三，推进了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和立法的完善，同时促进外来工建立维权意识。我打的官司是中国历史进程和法制进步的历史记录。从1998年到现在，有2000多次各类媒体关于我的报道。我觉得有一些成就感，社会给了我很多荣誉。

　　记者：别的官司你不打吗？

　　周立太：不是不打，是别人不请你。因为打经济官司，人家要看你有没有关系，这个很现实。请我打官司的都是农民工，没有一个是老板。

　　“打这个去哪里都不受欢迎”

　　记者：你率先实行了风险代理制？

　　周立太：2006年12月1日以前，考虑到有些农民工付不起钱，我对部分农民工官司实行风险代理，就是不打赢官司不收钱，把风险转嫁给律师事务所。但是这样却使我深深陷入经济上的困难。2006 年之后，根据国家规定，不再实行风险代理制了。

　　记者：打农民工官司难吗？

　　周立太：我们打这个官司，每走一个地方都不受欢迎。我经常听说，“他就是为打工仔打官司的那个”，说话的口气有些鄙视我，我绝对不骗你。除了这些还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官司打不赢，二是打赢了官司怕跑。

　　记者：多少人没给钱跑了？

　　周立太：从1998年到现在总共有600多人没有支付律师费跑了，500多万元律师费收不回来。2004年、2005年的税都没有交，欠税款43万元本金，地税局发了公告。

　　这次骂人，也是因为一些农民工欠费跑了。2005年11月5日，我接到东莞一家工厂60余名员工委托索要工资的维权官司。当时他们支付了办案差旅费25000元，按双方签订的合同，按实际赔偿数额的15%支付律师费，已交的25000元从律师费中扣除。事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支付70余万元经济补偿金及拖欠工资。按合同规定，律师费有约10万元。

　　2007年8月15日接到法院通知后，60余名农民工领取了赔款，马上各散东西，7万元律师费化为泡影，我气得要跳楼。

　　记者：是不是因为你的收费太高了？

　　周立太：我们的收费不高。打赢一宗官司一般每人收2000元。这是按照规定执行的最低标准。由于差旅费很高，有时还要亏。

　　记者：听说这些年还退了150万元？

　　周立太：有几十单案子，法院判决当事人败诉，按合同是可以不退律师费的，但是他们到政府闹，我们没办法。不退不行，几十上百人把门都堵了。这些年如果不跑费、不退钱，还是很好过的。

　　“我本身也是一个农民”

　　记者：听说你的员工都来自农村？

　　周立太：员工一共有43人，其中律师不到30个，全都来自农村，95%是重庆农村人，没有一个是城市人。不是我故意要招农村来的，城里的律师根本不来，他们有关系，有案源。农民工的案子时间周期长，收不到钱，费力不讨好，他们不愿意办。

　　记者：律师事务所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周立太：去年深圳分所受理了700多件案子，收入134万元；重庆总所受理案件438件，收入不到100万元。今年到目前为止，深圳分所已经受理了400多件案子，收费70多万元。这些收入根本不够，去年借了30万元的债，现在还没还。目前还欠员工两个月的工资共20多万元没有付。40多个人要发工资，一个月房租、差旅费要16万元，不能按时发工资，律师也消极呀，兄弟！

　　我压力很大。开这个律师事务所，把老子的头发都开白了，我现在是染了的头发。每个月都有人打来电话说，老大，那个人又跑了。律师这个行业没有财政的保障，如果谁每年捐三四百万元，我一分钱不收。

　　记者：开骂为宣泄还是引起社会关注？

　　周立太：我是被逼急了。这些人不给钱就跑了，我发几句牢骚，骂几句话，很正常，天经地义。骂他，说老实话，老子都想打他。

　　现在，一些农民工的社会道德丧失到了这个地步，哪里知道感恩图报呀。通过这个事来唤醒整个社会，引起广泛关注。

　　记者：有人说，你这么做是为了炒作？

　　周立太：说我炒作的那些人根本不了解，我早就出名了。你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关于我的新闻起码有1万条。老子是气火了。老子炒作？!老子早就出名了。

　　记者：你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农民吗？

　　周立太：我不歧视农民，也不歧视农民工，我本身也是一个农民，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第一批农民工。老家现在还有包产地，去年为了孩子读书，才把户口从农村落到重庆市区。老子不怕，我心宽，万一不行了，我还可以回去种地。

　　(说到这里，身高1.70米,体重182斤的周立太激动地一下子把上衣扒了下来，露出白花花的肚皮。)

　　“我不雷锋，我只是个律师”

　　记者：有网友说，欠逃律师费不对，但骂人同样不对，你觉得呢？

　　周立太：我还是坚持。我不仅停留在语言上，我还要采取一些行动。

　　我谈三点。第一，律师事务所履行了义务，乙方当事人就应按照合同规定支付律师费，天经地义。律师事务所要生存，律师是人不是神。我要声明我不雷锋，雷锋还有津贴。

　　第二，履行合同不仅是法律责任，还是社会责任。人要讲诚信，如果大家都欠费，社会就不和谐。我们有义务培育诚信、公平，相互尊重，履行法律责任和社会义务。

　　第三，追讨律师费不仅是律师责任，也是政府责任。我们要纳税的。谁高尚到老子的律师事务所来，磨都磨死他。“不生儿不知屁股痛。”人穷，法律的规则不能穷。

　　记者：可不可以打官司追回被欠律师费，而不用骂呢？

　　周立太：打官司一是要花路费；二是要花诉讼费；三是打赢了也可能执行不了，告他们根本不现实。但我不会放弃通过法律途径来索回律师费。

　　记者：你认为他们为何欠逃律师费？

　　周立太：我觉得他们受了不诚信环境的影响。他们在企业打工，有的老板不给加班工资，有的欠薪跑了，有的不签合同，不买社保，不买

养老保险。

　　记者：法律援助能满足需要吗？

　　周立太：现行的法律援助，还不能真正保障农民工打官司的需求。虽然它的机制很完善，但法律援助的律师由地方财政出资，如果农民工告当地政府部门，你说这律师会努力打官司吗？如果有免费的法律援助，农民工干吗还找我？

　　记者：你觉得怎样才能解决欠费问题？

　　周立太：我曾写过建议，希望对上诉机构制定一个规则，把执行款发到律师事务所账户，银行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扣发，以保障律师事务所的正常收入，培养诚信机制，还可以杜绝偷税漏税。

　　不能简单看作农民工缺乏诚信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伟民说，周立太骂人的方式不对，但是情有可原。叫骂事件不能简单地看作一些农民工缺乏诚信。农民工是弱势群体，讨薪是因为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产生一种情绪；又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社会的其他方面。农民追讨工资应该通过正当途径解决，只有在正当途径解决不了时才要打官司。律师事务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组织，打官司其实已偏离了正常的解决渠道。有关组织和执法部门应加强对不法企业主的打击力度。

　　同时，事件也凸现为农民工打维权官司的律师事务所的生存问题。

武汉大学法学硕士、法律工作者刘超说，可建议由政府出面对农民工打官司给予补贴或资助。其次可建立公益诉讼基金。周立太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样的律师太少。律师的收益很不平衡，做经济类案子的律师大多收益颇丰，为农民工打官司时间长、付出劳动多，但是收益却很少。建议建立公益诉讼基金，从所有律师的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建立基金，专门解决农民工打官司支付律师费问题。文/图 新闻蓝页记者 何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