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一代的本土意识

　　回归一代的本土意识

　　其次，此次参与行动的，以1970年代末期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为主，他们或是独立媒体工作者，或是校园青年，或是社会工作者，甚至是大学讲师，充满着理想色彩，与过去维港保护运动的中坚分子或来自富裕阶层，或来自专业界人士的背景截然不同。加上这批人士都是行动派：长期静坐、绝食、冲撞、阻拦、攀爬，向大众宣示决心，加强对社会的感染力，以持久行动改变政府政策为目标，与过去那种只是游行宣示意见的做法大相径庭。

　　1970年代末期以后出生的一代，可以说是香港“回归的一代”；就像很多“世代”社会学者认为，战后出生的一代“战后婴儿”，都有一种思潮上的特性，香港的“战后一代”成长于1960、1970年代，念大学时经过“保钓”、“母语教学”、“认同祖国”等冲击殖民体制的社会运动，参与社会后却又面对着晚期殖民政权推行社会改革、建立廉政、吸纳本地社会精英，分享殖民权力的年代，形成他们独特的“务实”个性。

　　相对于“战后一代”的务实，“回归一代”是比较理想性格的，他们既没有国共相争的包袱，也无冷战的意识形态枷锁，成长于经济起飞、信息开放，还有政制辩论及中英谈判的1980年代，整个氛围充满着期盼和思辨，他们不会有上两代港人普遍存在的对共产主义的情结。他们迎接的，反而是回归的事实与对于远景的承诺，但等他们20岁过后参与社会，面对着的却是殖民体制遗留下的残缺，以及当局甚至是社会建制下牢固的殖民性。

　　如果说这批香港“回归一代”的成长过程，在国际信息和社会开放的环境下，陶冶出一股“现代性”思维，回归后的他们，对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不会有任何怀疑，反而是面对着自己的香港人身份，需要不断地寻找，追踪香港本土的历史。

　　笔名安徒的香港社会学者，近日便在香港媒体上，特别将这种香港的“本土意识”与台湾的作出比较；他写道：“这种香港历史意识萌生的运动，源自本土意识的浮现，皇后码头象征的，正是香港作为一个城市那种开放、包容、不排他、不作去中国化的本土性，而不是乡土、内向、不宽容的本土性。”

　　就以参与绝食行动的3名年轻人为例，表面上都是激进难解的人，然而却都是“读书人”，其中的陈景辉，虽是只有24岁的大学生，却已被梁文道赞为“前途无可限量”、极具“批判精神”；至于年仅29岁的发言人朱凯迪，大学毕业后做过记者，之后到伊朗攻读波斯文；他的《我从皇后码头看到的满身枷锁》一文，便在香港社会学界引起颇大回响。

　　有效的“公民参与”

　　第三，保卫皇后码头的最终行动目标，并不是皇后码头本身。这次参与行动的人士静坐期间，已表示预期特区政府会按计划清拆码头，然而他们采取静坐3个多月及绝食的激烈行动，正是要向社会摆出意志，加强感染力，凸显特区政府决策过程未能全面顾及社会感受的表现。

　　参与绝食抗议的陈景辉事后回忆说，他们去年底在港府准备清拆更具民间性格的中环天星码头时，头一次采取行动，以“保护集体回忆”之名冲向现场，爬上推土机，透过直接行动阻挡时，本来只是期望表达意见，与政府对话，却发现政府根本不予理会，也拒绝给予响应，便醒觉到体制依然存在牢固的殖民地威权性格，必须向社会展示行动的决心，除了要在原有议题上展现坚持的姿态，更要准备下一步行动。

　　据报道，“本土行动”已凝聚更大的力量，准备指向西九龙艺术区以及湾仔旧市场，继续挑战政府长期以经济发展为最高社会价值的封闭决策模式。

　　正如香港理工大学政治系讲师潘洁说：“保卫皇后码头的最终意义不在皇后码头本身，而在于改变这种罔顾公众利益的社会发展……终极目标是要凝聚社会力量改变目标的咨询程序，找到政治代理人，从制度上解决决策程序被垄断的问题。”

　　港英殖民地政权1970年代逐步建构以威权管治为基础的咨询式吸纳民意机制，曾经成功在港维持法治和稳定，是香港金融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特区政府自回归以来，以发展成亚洲区国际金融中心为目标，继续沿用这套咨询机制。

　　然而10年来香港社会已大变，殖民时代形成的咨询式机制，是否足以吸纳民意、稳定局面，早已广受质疑。

　　知识界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微妙的变化，即使被视为与特区政府关系密切的智经研究中心两个月前发表的一份公民参与研究报告，也强调“传统的公众咨询方式已失去效用”，特区政府需要重新考虑一套机制，提供有效的“公民参与”。

　　皇后码头风波更提醒，香港社会的“本土意识”，作为另一项极具能量的社会动力逐渐浮现，并会成为冲击决策的重要因素。

　　尾声

　　由于此次事件早已引起社会的高度聚焦，特区政府的清场行动表现极为克制，至于请愿人士只求清晰表达诉求，未予激烈的反抗，双方明显都在尽力避免引发一场冲突收场的事件，反映香港社会的成熟、理性，各方均极珍惜社会秩序稳定的一面。

　　此外“本土行动”至今采取的，始终是合乎法律规范的行动，静坐期间，他们一直寻求的是静坐行动的合法性以及特区政府强行清场行动的违法性。直到如今寻求司法复核，始终依循着既定的法律轨道办事，显示香港这波“本土意识”所挑起的风波，并未逾越一贯的法治精神。

　　更重要的是，“本土意识”的跃起，起码至今并未冲击到香港这个亚洲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流价值：社会秩序、经济发展。香港有报纸在相关社论中，强烈批评“本土行动”的请愿行动，会使“有关工程再遭拖延”，“民间团体争取公义，希望唤醒社会，切中社会所需，但切忌不择手段”。这“不择手段”的批评，可谓可圈可点。

　　从皇后码头风波引起全城关注，却受到主流媒体普遍贬抑，即使运动以保育的姿态呈现，还引来建制人士的批评，更被一种戴有色眼镜的言论质疑背后的动机是捞政治油水，可见所谓的“本土运动”，在香港仍处于边缘阶段。

　　但这股建基于回归意识基础下的“本土意识”，是不是会继续扩散？多数民调清楚反映，港人支持不拆皇后码头的至今未占多数，本土文化保育运动是否已从根本上冲击市民的价值观，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