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山东宁阳县蟋蟀比金贵背后的隐秘链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13日14:25 三联生活周刊

  每年8月,默默无闻的山东小县城宁阳就会变成魔幻现实的“蟋蟀王国”:方圆十几公里一下子涌入十几万人,成了全国最大的蟋蟀马路市场。提着篮子的妇女“千手观音”般掀开手里神秘的小罐,说不定哪一个就会幻化出成千上万的金钱。

  记者◎贾冬婷 王丽娜

  “啧啧!那可是只‘老白青’,白大头,配戴老虎钳子的白牙,百年难遇!”9月初,宁阳的蟋蟀季已进入最后的疯狂,一只身价1.4万元的“天价虫”纪录正被人津津乐道。

  “那是8月17日晚上,我亲眼所见。”坐镇“灯光市场”收虫的老柳言之凿凿,“是天津的大户老乐明从虫贩健儿那里收的,开价3万元呢!正所谓1000元看两牙,2000元细皮嫩肉,3000元虎头尖翅。再往上,看属于青、黄、紫、白中哪一种名虫,价格才能上万元。”

  第二天早晨的“黑风口”早市,记者又听到了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时间地点换成了8月17日早晨的“黑风口”。“老乐明就在旁边那张桌子上收的,他每年来了都坐同一个位置。更奇的还在后头——”摆摊卖早点的刘五慢悠悠品了一口茶,“过了5天,老乐明又开着他那辆‘林肯’来了,还在那张桌上,但一来就怒气冲冲,吓退了围拢来的卖虫者。他从罐子里取出一只虫,狠狠摔在地上——什么1.4万元的虫王,这是只‘白虫’!怪我看走了眼!说罢拂袖而去。众人围拢一看,这可不就是那只传说中的‘虫王’么,已经被摔得稀烂。围观者议论纷纷:老乐明这跟头摔得大,‘白虫’是一种人工饲养出来的温室虫,个头大,精神,但中看不中用,没斗志。被人高价买去,一周之内就会现了原形。老乐明从那以后就没再出现了,肯定是受了打击,回天津了。”

  “虫比金贵”——这几乎是每一段宁阳蟋蟀故事的开头。每一只“天价虫”传奇都让这里的财富梦想更为疯狂,而支撑这一财富链条初级环节高价的,是其后端隐秘的赌博市场。

  宁阳虫,蟋蟀第一村的 “虫经济”样本

  下午17点多,古城村里的捕虫小分队就陆续出发了。他们装备统一:与玉米叶和青草颜色相近的迷彩服,头戴矿灯,手持捕虫网,肩荷装蟋器具,骑摩托车或者租面包车出发。

  村主任刘明新说,像这样每晚出动的“撬子手”占全村人数的60%。每年的立秋至白露的蟋蟀季是村子里的“秋节”,正值农闲,家家户户都锁门,老老少少齐出动,平时东扯葫芦西扯瓢的人不见了,都去捉蟋蟀去了。“秋节”甚至比春节还重要——因为既能听蟋蟀的叫声,又能挣钱致富。

  “入夜了,青纱帐里的玉米比人还高,叶子刺得脸生疼,蚊子乱咬,甚至都钻进耳朵里,睡不成觉,可一旦听到蟋蟀出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撬子手”刘洪刚对记者说,一般“大虫”要4点后才出来,静静听,只有两三声的沉稳叫声,仿佛在这边,又仿佛在那边,捉摸不定,运气好的一晚上能遇上一两个大虫。就这样,猫着腰在玉米地里走上两三百米,再猫回来,一直到早晨7点才回来。

  前一天早上4点多,一个村民逮了个“大虫”,经识别是青大头,最起码可以卖到2000元。回去后很快一个上海的客商就听到了信,以3300元买走。刘明新说,像这样的好消息在村子里传得很快,比如是10点卖的,到了10点10分,全村人就都知道了,比新闻记者发布消息还要快。“如果谁逮的一只蟋蟀能卖到1000元以上,就会高兴得一天一夜睡不着觉。你想吧,普通人一个月上班能挣多少钱?一只蟋蟀卖到1500元以上,捉蟋蟀的人就要请客,请当天和他一同去捉的所有人去镇子上的小饭店喝酒庆祝,通常花费在300元左右,还要给村子里的人发好烟。”

  全国蟋蟀以宁阳最有名,宁阳以泗店最有名,泗店以古城最有名。古城蟋蟀个大色好,骁勇善斗,兴于唐宋而盛于明清,历来是贡品,被誉为“江北第一虫”。刘明新说,古城土地肥沃,酸碱适度,土壤富含磷、钾,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蟋蟀”。

  据村里老人说,古城是大周时期曹国舅的后花园,后来演变成县城,《三国演义》里有记载,“兖州三百里,关公占古城”。那个时候,蟋蟀只是妃嫔们听叫解闷的工具,真正出名的是从清朝开始,从蟋蟀谱上可以查到很多“将相”和“虫王”级别的蟋蟀都来自这里。

  上世纪40年代,天津人最早来古城逮蟋蟀。原宁阳县蟋蟀研究会理事长王际云对记者说,他的第一任师傅常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原来是光绪皇帝的虫师,通过宫里的蟋蟀谱知道了这里的蟋蟀有名。

  一开始,卖蟋蟀也就是几分钱,村里人更愿意要电池、灯泡、手电筒之类的工具,这在当时是很高级的东西,可以逮到更多蟋蟀。刘明新还记得,有一家人用逮蟋蟀一个季节攒的钱,买了一辆青岛生产的“大金鹿”牌自行车,153元,相当荣耀,让人羡慕了好几年。1986年以来,随着越来越多外地人的到来,古城蟋蟀价格也开始上涨,好的就能卖出二三百元,相当于现在几千元的,逮蟋蟀的人也猛增起来。90年代后,在一些有头脑又有捉蟋蟀经验的人中开始产生蟋蟀贩子,比如刘洪刚。

  像村里的其他小孩一样,刘洪刚从小就拿自接电池的手电、形似红缨枪的铁钳子、红铜丝编成的网去抓虫,后来技术慢慢提高了,成了古城有名的“撬子手”。但即便如此,一家一季能卖600多元钱就很好了。1991年,因为有了一些名气,上海人开始邀请他带虫去上海卖。“一个来回加上在上海卖虫是10天左右,一次净赚1000多元,一个蟋蟀的季节能跑三四个来回。你说捉虫和贩虫哪个赚钱?”刘洪刚从此成了专门收虫的“二道贩子”,从小虫到大虫,现在一季也就是收30多条虫而已,只收2000块钱以上的。他说:“信息时代嘛,都是别人打电话来找,一个月的话费就1000多元。有人直接到家里或是村口租赁的蟋蟀销售处。”

  像刘洪刚这样的大贩子毕竟是少数,古城村只有七八人。刘明新说,村子里的人毕竟经济能力不强,销售渠道也比不上外面来的贩子,大多数是出价在200元以下的小贩子。

  古城的蟋蟀出名早,它为宁阳的“虫经济”提供了样本。村主任刘明新说,“秋节”期间农民的收入占到全年收入的一半,比如今年,8月以来全村增收了200万元,平均每人5000元不成问题。但现在古城村里的蟋蟀早名存实亡了,宁阳地区都比以往少了许多,“撬子手”们越跑越远,要坐车去几百里地之外的地方逮。“过去抓虫一般以半夜至凌晨为主,头上戴着小矿灯一条拔一条拔撬过去,抓到大虫收起装罐。小的和雌的一律放生。现在大的小的,雄虫雌虫一起抓,几乎是在赶尽杀绝。晚上抓了不算,白天又有一拨去轮着轰炸。”

  “县里曾出台地方性法规,禁止捕捉雌虫以增加繁殖,根本不管用。雌虫都在市场上成袋批发呢!”中华蟋蟀研究会副主任刘德强说,全民疯狂捕虫造成这一资源急剧减少,好的就更稀有——宁阳“虫经济”的金子越发难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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