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语文教科书改革调查

　　北京市新版语文教科书“金庸取代鲁迅”引发的争论，余震尚存，其背后蕴藏的特殊原因，折射出大陆教科书改革的曲折之路；而看看香港和台湾的语文教科书，又何尝不是反映着各自的时代烙印

　　追寻“金庸与鲁迅之争”真相

　　新版教科书的主编顾德希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所谓的“金庸与鲁迅之争”根本就不存在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叶子 记者李童发自北京 北京一个普通居民区的茶楼里，一个67岁的老人，点燃起一支烟，间或喝上几口茶水，他面前摆放着几本语文课本。

　　就是这几本北京市试用的新版语文教科书，引发了“金庸将代替鲁迅”的争议。而他就是这套语文教科书的主编——顾德希。

　　他拿出一本教师参考书，翻开一页，指着其中的一行字“推荐篇目：金庸《雪山飞狐》（节选第四节、第五节）”说：“记者比较关注这个，我就翻出来具体的位置。”书里夹着一张写有“雪山在此”的纸条。原来，争议发生以来，他一直接到记者关于《雪山飞狐》的询问。

　　“金庸代替鲁迅”是个假命题

　　“北京9区县的高中语文课本大换血，新的当代作品大量入选，而不少传统经典篇目则淡出了视野。其中，金庸的武侠小说《雪山飞狐》替换下鲁迅的《阿Q正传》最为引人注目。”今年8月，多家媒体的报道，让人们将注意力从新版教科书本身，转向了“金庸是否要替代鲁迅”的争论。人们不再理会书上是否真的存在《雪山飞狐》，网络上《“金庸取代鲁迅”有点可怕》、《可怕的是“粉丝”编委会》之类的文章，引发激辩。

　　9月12日，新版教科书的主编顾德希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展示了这套语文教材。

　　经记者查证，鲁迅的《祝福》、《范爱农》、《自嘲》都是作为精读课文选入教材的必修课本的，而《雪山飞狐》则出现在教师参考书中的推荐篇目中，具体文字仅“金庸《雪山飞狐》（节选第四节、第五节）”一行。而此篇文章，则出现在与这套书配备的光盘资源库中。

　　“我认为金庸的文字驾驭能力很强，在中国作家中，都算得上一流。”顾德希解释说：“但读武侠与提高写作并无直接联系，而且我不提倡学生读武侠小说，主要是太耽误时间，一旦拿起来，就很难放下。”

　　媒体炒作教科书话题

　　记者发现，当代作家也有不少进入了这套教科书。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铁凝的《哦，香雪》、贾平凹的《秦腔》、阿城的《棋王》都榜上有名。编委之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强调，这次教科书的编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至于《六国论》、《过秦论》等古文，则放入了课后的文学积累模块。古文学习一直侧重于语法学习，顾德希则认为，“不要把文言文当成古汉语来学，把文言文也当成现代文来学。”

　　但是，当教科书话题炒热“金庸与鲁迅之争”后，编委之一的薛川东特意嘱咐同事，他不再接受任何采访。而在记者初次联系顾德希主编时，他在电话中一再表示：“这只是一套语文教材，还是低调处理吧。现在教材刚使用，还是等试验结束后，看效果吧。”

　　“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删掉《阿Q正传》，你是不是增加了《雪山飞狐》？”顾德希无奈地说，“编写新教材不是在哪套教材的基础上删减或增加的，是全新的，正确地说法是我选了哪些文章，我只是没有选《阿Q正传》。”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在其《中国为何频发“教科书事件”》一文中说，“此次语文教材调整并非单单拿下一篇《阿Q正传》、换上《雪山飞狐》选段，而是作了大量更换。不妨假设一下，新闻以‘《史记》替掉《阿Q正传》’或者‘《许三观卖血记》替掉《陈焕生进城》’为题，产生的效果将与‘《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完全不同。”

　　不是焦点的焦点

　　其实顾德希主编的这套新版语文教科书，真正的焦点在于“信息化与语文的整合”上。

　　顾德希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长期以来，语文教材就是‘精读包打天下’。这套教材则是把泛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要求学生广泛的课外阅读。语文教学一定要把精读和泛读并重，把阅读当成是一件平常的事，把阅读回归到自然。”

　　为了配合泛读的需要，本套语文教科书，除了纸质的教材外，还配备了“资源库”和“个性化班级教育平台”，三者一起构成了这套新教科书的多维度体系。在编写时，编委会成员每人负责不同的部分，每个单元首先选出二十篇文章，再从这些文章中选出四篇作为课文，其余的文章则被选入“资源库”，供学生拓展阅读。“个性化班级教育平台”，则是在传统教室外开辟的虚拟教室。

　　“同学们也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作品，同学之间也会有一个竞争的意识，带动学习的气氛。这就叫资源共享。这样的互动，让老师从一个权威者变成组织者。”顾德希解释道。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坐在这个茶楼里，谈他的“信息化与语文的整合”理念。他把这个理念灌输到了他的新版语文教科书中，但这个，却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的焦点大都被媒体放到了“金庸与鲁迅之争”上面。

　　教科书改革被过度诠释

　　其实，回顾建国以来语文教科书的改革之路，不可不谓曲折。

　　55年前，中国专门成立“中小学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叶圣陶先生特邀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做兼职副总编辑，主管汉语教材的编写。

　　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迫解散，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也暂时告一段落。这时候各省、市开始自编教材，全国的语文教科书都陷入一片混乱。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政府决定编一套全国通用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开始“一统天下”。

　　此后，中国的中学生们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一统天下”的语文教育。尽管2003年开始的高中课程改革中，教育部鼓励各出版机构都可以参与到中小学教材建设里来，各个省也都先后开始编写语文教材了，但30年时间打造成的教科书的特殊地位，让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编写，是一种从上而下的行为。教材的任何一次调整，都会被媒体过度诠释为教育主管部门甚至更高机构的意图，以至多方揣测。

　　这，正是本不存在的“金庸与鲁迅之争”，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源头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