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必坚：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文-郑必坚 叶孝慎

　　编者按：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当前，中国近30年的改革历程走到一个临界点，也即将要走过前工业社会，正在走向后工业时代。而有关中国“和平崛起”的新一波关注正在国内外兴起，并且正在以更加迅猛的势头深刻影响着当今中国的思想界以及广大民众。为此，本刊约请上海作家、著名电视政论片撰稿人叶孝慎，采访了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同志，深入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从而为我们加深理解胡锦涛总书记的“6·25讲话”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郑必坚，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曾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

　　叶孝慎，上海作家、著名电视政论片撰搞人，大型电视政论片《浦东十年》《邓小平与上海》《国家使命》《警世钟为何而鸣——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的总撰稿、总编导和执行总编导等。

　　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点：一个乘法一个除法

　　叶孝慎：记得20世纪70年代，美国三大专栏作者之一艾尔索普就曾预言：无论中国取得何等辉煌的经济成就，只要它无法控制自己的出生率，它就不能避免所有成就全都被一笔勾销的风险。现在，您在阐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同时也都强调了中国的人口压力，也都讲到了一个乘法一个除法。您为什么要以两道简单的数学题来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点？

　　郑必坚：众所周知，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GDP平均年增长9.4%。197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到1%，现在已经达到了4%。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亿美元，去年已达到8512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所以，过去1/4世纪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的一面，显然还不足以看清中国的真实情况。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还能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这就是邓小平常说的“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这个基本国情。事情就是这样：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算得上是个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是有影响的。当然，即便从总量来说，中国在2003年的经济总量也只等于美国的1/7、日本的1/3。至于人均，中国排在世界第110位之后，仍属于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总之，我在这里说的中心意思，就是中国的发展艰难得很，中国的发展面临一系列超大规模的难题。

　　当然，在说了问题和困难这一方面之后，我又强调了我们尽管面对这么多、这么大的难题，面对一系列超大规模的难题，中国人还是有信心。而中国人之所以有信心，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用自己的成功实践，开创了一条道路。用通俗的语言来说，用海内外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都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说，就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当然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为了继续走好这条道路，为了真正摆脱不发达状态，为了让最广大人民都能过上比较富裕和比较文明的好日子，为了这样一件天大的事，实在够我们从现在算起的两到三代中国人，从领导层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很忙很忙的了。

　　超越老式工业化道路

　　叶孝慎：我以为愈演愈烈的国际能源危机，已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屡屡报警。由于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中国产品愈来愈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且国内的发展也愈来愈依赖于国外的资源。然而，我们的国际战略似乎还没能跟上步伐，以至于国内发展所亟须的外部资源往往受制于人，一旦不测，极易被掐断。

　　郑必坚：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怎么解决，接下去怎么走？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走向问题。我们不能再走道路，不能再走老式工业化的道路。您看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好几个后起大国都是走那条老路，结果给全人类带来奇灾大祸，并且害人终害己，以失败告终。什么叫旧式工业化道路呢？简而言之，就是无节制地消耗资源，本国资源不够就到世界上去抢。依靠掠夺殖民地，依靠侵略扩张，以至发动世界大战，去抢夺资源。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归根到底都与此有关。这种旧式工业化道路还能再走吗？绝对不能！作为21世纪的后兴大国，中国要超越这种道路，而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好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立足国内，开源节流并重，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依靠双赢和共赢原则，就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推进国际间合作，通过和平方式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资源。这是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叫不叫“和平崛起”？

　　叶孝慎：请再进一步说明我们为什么能够通过和平方式取得那些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资源呢？

　　郑必坚：应当看到，我们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人类历史上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市场引进所需要的国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和平崛起”。我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结果是，5000多亿美元的外资进来了，10多万亿人民币的民间资本形成了，庞大的国有资产盘活了。这就叫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叶孝慎：说到“冷战思维”，我的直觉反应就是以传统的尤其是冷战时期的思路来对待新的安全威胁，这当然是不对头的。但是我们也有些人担心，当今世界上到处存在“冷战思维”，如果我们想要超越它，岂不是会吃亏上当？

　　郑必坚：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拒绝和平、发展、合作，一股劲地争霸、称霸，这就叫“冷战思维”。我们清醒地估计到，当今世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同时，确实存在着“冷战思维”和其他种种安全威胁。正因为这样，我们始终以高度自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不断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包括国防实力。但是，难道因为当今世界上还存在着“冷战思维”，我们就也要跟着人家去搞冷战思维，走那条害人终害己的道路？当然不能！我认为倒是应当相反，越是世界上还有“冷战思维”，我们就越是应当更高地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10月明确指出的，国与国之间，应当“着眼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邓小平：《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我们就是要按照这样的方向，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此来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达到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和平崛起”，同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叶孝慎：为什么说“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都是一回事？作为提法，“崛起”是不是比“发展”更有表现力？

　　郑必坚：不同情况，不同场合，可以有不一样的表述。这不是决定性的，也可以说无碍大局。怎样得体怎样用，怎样方便怎样用，都可以。

　　叶孝慎：您是否觉得我们应当着眼于更加本质的东西？

　　郑必坚：这个问题提得好。问题正是在于，我们对事情的本质有没有深入地理解和自觉。我认为，按照邓小平的深刻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战略布局，是包含了对外、对内两个方面，是这两个方面相统一，而决不单纯是对外政策或单纯是内部发展而已。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两个大局，就是对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的观察和思考相统一。什么是国内大局呢？从根本上说，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坚定不移地依靠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谋发展。那么国际大局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大的战略性问题，或者叫做时代主题。而国内大局、国际大局这两方面的观察和思考相统一，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深化了，一整套理论和战略形成了。对这一点，邓小平有一个最集中的概括，这就是：“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这是他在1989年讲的。我以为这段话极重要，是以最精炼的语言，最集中地表达了他怎样把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观察和思考统一起来，连贯起来，并且提到了我们搞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高度。你看，一条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那就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要不断发展，理所当然是要迅猛发展。另一条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那就是要把主张和平同我们国家的迅猛发展，紧密联结在一起。而这两条，实际上正是明确指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方面。所以，从本质上看，我以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正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大基本内涵的进一步挖掘和综合把握；同时又是一种更有利于那些存在种种意识形态障碍的国际舆论理解和接受的，因而是更有力度也更有效果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