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举报人命运:为举报腐败给省委书记写遗书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25日15:03 《民主与法制》杂志

  【编者按】

  在湖南郴州,只要提起“官场地震”,人们自然会想到一个来自民间的“举报联盟”。

  了解内幕的人道出这样的实情:正是由于黄元勋锲而不舍连续七年顽强地举报以及和李民主、王文汉、彭北京组成“举报联盟”的团体攻坚,触发新闻媒体联合曝光,互动呼应,最终引起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进而掀起了郴州官场的反腐风暴。

  但是,举报者的悲情经历,同时引发了我们对“维护举报人合法权益”的思索:保护举报人不能仅仅停留于警省的状态,有的放矢、不断完善切实有效的举措才是根本!

  让我们一起走近揭露郴州官场腐败的举报人,共同感受举报人所付出的代价!让我们一起倾听权威人士与专家学者的声音,共同感知“举报,不应再是举报者的墓志铭”!

  《举报人命运》之典型事例

  “举报联盟”蜀道行

  - 特约记者 星 星 木 星

  黄元勋、李民主、王文汉、彭北京,这是几个怎样的举报人?本刊记者来到他们身边,倾听他们的讲述,回望他们异常艰难的举报历程。

  黄元勋:举报腐败被抓

  “愤笔”写下遗书

  “当我走上举报贪官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就不以为自己还是活着的人!”

  黄元勋说这话时,语气镇定而平静。但这铮铮铁言却令人刻骨铭心……

  黄元勋,今年53岁,是湖南省宜章县浆水乡浆水村村民。他个头矮小,说话声音也不大。然而,就是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当今郴州,却是一个响当当的反腐大英雄。

  如今,被举报的贪官一一落网,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如今,黄元勋神采飞扬,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欣慰,昔日举报时历尽的苦难与艰辛一扫而光……

  见到记者,黄元勋如见亲人,喜出望外。他不停地念叨:如果没有记者,没有新闻舆论监督,就不可能揭开郴州官场腐败的黑盖子。

  而提起举报的渊源,黄元勋的脸色变得沉重而暗淡,十年前一次惨痛的经历,令黄元勋悲愤满怀——

  1996年5月13日,浆水乡乡党委有数十人突然闯进黄元勋的家,将他那已有七个月身孕的儿媳拉去

医院,强行做了人流。理由是,他的儿子黄海华离结婚年龄还差几个月时间,属于违法结婚。

  “可是,儿子、儿媳有经过乡里同意办理的结婚证、生育证,而且是头胎。现在人都怀孕七个月了,为何强行做人流?要说错,也错在当初乡里审查不严,不能把板子都打在老百姓身上,何况孩子眼看就要出世了,活活生地拿掉,简直没有人性!”黄元勋恨恨地说道,“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当时浆水村村支书因与乡政府来往特别密切,他的三个儿媳共超生六胎都平安无事。你说,这还有公理吗?”

  乡干部的这种残忍做法,点燃了黄元勋的心头怒火。从此以后,倔强的黄元勋抛开一切,孤注一掷,与腐败行为展开了生死搏斗。

  黄元勋开始在暗中了解乡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当他打听到全乡有瞒报的矿难事故时,就联合其他人员收集材料,上访告状。

  很快,他几乎成了郴州“官煤勾结”的“侦察兵”。哪里有腐败,哪里就有黄元勋猎人般的眼睛。

  多年来,他不断上访告状,令宜章县有关领导十分头疼。

  2004年4月26日,宜章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一致认为黄元勋重复上访,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耗费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不少精力,损害了地方政府及企业主的名誉。建议县人大督促有关部门对这种上访者给予严肃批评教育。

  2005年6月17日,宜章县公安局将黄元勋扣留。警方认为:黄多次用电话向省安监局及新闻媒体举报,造成省市安监部门多次来宜章调查,影响了煤矿的经营秩序。于是,以“散布谣言”的名义,将他拘留15天。

  “这完全是报复,举报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忆起自己被严加审讯的情形时,在记者面前,这位堂堂男子汉终于难以抑制,掩面而泣……

  黄元勋清楚地记得,那天他正准备外出打印已经写好的上访材料,走到荣福煤矿的门口时,突然被两名民警挟持着上了警车,几番辗转来到宜章县公安局。

  在刑警大队,第一次审讯黄元勋,从6月17日中午一直到18日下午5时,民警要他交代上访告状的动机、与记者有什么约定;第二次,黄又被审讯3天3夜,对他实行车轮战术,不准休息,逼他承认给记者什么好处,为什么记者总是报道他提供的线索;第三次在拘留所又审讯一个下午……

  获悉黄元勋被抓,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记者给宜章县委宣传部门打电话,请求不要折磨黄元勋,但得到的答复是:“黄元勋是个疯子,让他在里面一段时间也好,你不要替他说情。”

  在拘留所里,这位个子不高志气高的男人表现出的坚韧感动了不少人。出狱那天,看守所所长说:“老黄,有时间再来县城,我请你喝茶。”

  在回家的路上,迎接他的是乡亲们期盼的掌声和不绝的鞭炮声……

  谁知,一波未平,厄运再起。此后,黄元勋多次接到恐吓电话。2006年春节过后,他竟然得到了一个更可怕的消息:有人要花10万元钱“做掉”他。

  黄元勋思量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与腐败分子作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反正都是死,既然这样,豁出去了,要死也死得明明白白!

  他作好了死的准备,但在死前他要将自己的遭遇向世人公开。

  黄元勋拿起笔来,给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写下了这样一封遗书:

  尊敬的张春贤书记:

  您好!

  为什么坚持正义所付出的代价总是那么令人震惊!

  人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我和世人一样对生活热爱,对生命热爱。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上有知书达礼八十多岁的父亲,下有三个成家的儿子儿媳,生有四个活泼可爱的孙儿,有三个小孙在上学读书,我该享受的天伦之乐被现实的磨难不知哪天被碾碎,这支笔有千斤重,我含着眼泪用血写下这份灵魂的遗书!

  是“天灾”还是“人祸”?腐败的“人祸”比“天灾”更让人受苦受难,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使我遭受着劫难!

  ……

  我知道自己的力量是那么的渺小,可我看到了今天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一批一批的腐败分子受到严罚。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是

抗日战争年代响亮的口号。可在新中国成立50多年的今天,事实告诉我们的党和人民,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所以我不顾身家性命举报党内的腐败贪官和恶势力团伙的违法犯罪行为。

  我知道我和我的全家都处于恶势力团伙及其在党政机关司法队伍中黑后台、保护伞所构成的杀机四伏的恶劣环境中,我面临着灾难、血光和恐怖。这就是一个举报者的人生遭遇。

  ……

  我把我的悲欢向尊敬的省委张书记诉说,告诉社会,特写下遗书!

  很快,黄元勋给省委书记写遗书的事情渐渐在记者圈里传开了,大家既感到震惊又有些好奇,于是,从各地纷至沓来——

  南方周末的记者来了,南风窗的记者来了,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来了,

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来了,凤凰卫视的记者来了……

  随着黄元勋的讲述,矿老板黄生福在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保护下制造的斑斑劣迹,一幕幕展现在记者面前……

  一时间,黄元勋用生命与腐败抗争的经历,在报纸上、在刊物上、在电视上、在网络上迅速铺开……

  而黄元勋的遗书也引起了张春贤书记的高度重视,中纪委主要领导也对黄元勋的问题作出批示,省纪委派人进行了专门调查,认定宜章县公安局拘留黄元勋严重违法。

  2006年10月12日,宜章县公安局对黄元勋错案赔偿1400元。但对黄元勋2005年6月17日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却没有撤销。公安局有关人员告诉黄元勋,如果撤掉“行政处罚决定书”,宜章县400多公安民警2006年的奖金就会因此泡汤。对此,黄元勋宽宏大量,表示理解:当时腐败官员权重势大,公安民警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七年来,黄元勋为举报当地“官煤”勾结,不停地奔走,他从乡村的羊肠小道,走到郴州、长沙、北京的繁华大街上。黄元勋不但对各种信访制度了然于心,并轻车熟路地进出于各级政府部门的接待室大门。

  许多信访接待人员都对黄元勋表露了由衷的敬佩和关切,这给了黄元勋莫大的安慰与温暖。

  而支撑他不懈举报的力量,更来自于“要将那些侵害国家利益和乡民利益的贪官拉下马”这样一个质朴的信念。他的勇气与坚强就像自家门口破土而出的竹笋,拱开泥土,不屈不挠。

  如今的黄元勋,已成为许多新闻记者的好朋友。新闻媒体拯救了黄元勋,黄元勋也成了记者捕捉郴州腐败新闻的好帮手。当地不少人都这样说。

  李民主:

  企业被整垮 人也被拘留

  李民主,湖南桂阳县人,曾在警界沉浮12载。

  1996年,他辞去公职下海经商。

  1998年,因为投资修路,他成为湖南第一个民营收费站的董事长。也正是因为收费站,他违背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的意志——不买市纪委颁发的“保护牌”,而多次遭到“整治”。

  湖南省道1842线桂阳段因常年失修,导致路面高低不平,严重威胁行车安全。修路迫在眉睫,但寻求上级拨款非常困难。桂阳县决定效法广东,引进民资修路。

  1998年2月,桂阳县将30公里省道向社会公开招标,但均流标。“因为都是垫资,没有人愿冒那么大的风险。”

  不久,李民主等人站出来,愿联手组建公司将30公里省道改为水泥路,条件是建立民营收费站收回投资。

  1998年4月,县政府批复同意由县公路局、交通局组织筹建桂路公司。接着,湖南省首家民营经营性收费站经省政府批准设立,名为“桂路公司太和收费站”。

  投资始见回报时,怪事接踵而至。

  有人找到李民主:“你这么高的回报,不找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打点’一下或找纪委挂牌保护,估计收费站难以生存。”

  “是政府找我们帮忙,用不着贿赂和找关系,县长县委书记曾经天天请我吃饭呢!”李民主得意地回答,“我的收费站是省政府批准的,难道还怕他个曾锦春!”

  然而,不听“劝告”的李民主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生活从此翻了个。

  2000年11月1日,郴州市纪委将李民主等3人以“虚报注册资金”的名义“双规”了。他们连续7天受到日以继夜的审讯。“在‘双规’期间,不能打电话、不能看电视,连洗脸、刷牙、上厕所都得经办案人员批准。”李民主至今满腹委屈。

  50多天以后,郴州市监察局干部对他们说,交钱就可以回家。李民主实在熬不住,答应交钱。后来他们共交了50多万元的“违纪款”便获得了自由。

  历经屈辱的李民主出来后,开始到湖南高层上访。这样做,更加激怒了曾锦春。后来曾锦春命令公安机关对李民主等人实施抓捕,并将收费站强行接管。从此,李民主等几位股东开始踏上逃亡之路。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信息灵通的李民主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中央党校学习工商管理理论。在党校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通过党校教师结识了湖南省的有关领导。这些领导的支持使他备受鼓舞。

  2004年元月,湖南省有关部门点拨李民主去找媒体投诉。

  不久,三湘都市报以“湖南首家经营性民营收费站的曲折遭遇”为题,整版报道了李民主的经历。

  据桂阳县有关领导回忆,2005年5月,曾锦春在桂阳县新东方大酒店就收费站事项召开了紧急会议。

  在会上,曾锦春要求各政法部门继续对李民主实施抓捕,免得他在外面“乱轰”。

  而参会者窃窃私语,议论纷纷:抓人没有依据,怎么抓?

  “没有依据可以找依据嘛!”曾锦春用手拍着桌子,吼道:让他再这样“轰”下去,郴州还会稳定吗?

  话音未落,大家面面相觑,会场鸦雀无声。

  李民主说,短短几年里,他荒废了手头所有的经营项目,一门心思地反映曾锦春的经济问题。

  在此期间,李民主又结识了苦心举报曾锦春的郴州人黄元勋、彭北京、王文汉。“举报联盟”又增加了新的力量,其越来越猛烈的攻势,更让曾锦春如坐针毡。

  心急如焚的曾锦春一计不成,又使出“毒招”。

  2005年中国郴州生态(温泉)旅游节前,曾锦春指示他人给市委书记李大伦(以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依法提起公诉并开庭审理)写了一封恐吓信,大致内容是:如果不把收费站归还给李民主,就要在2005年9月15日炸毁郴州生态旅游节现场,变成世界上第二个“9·11”事件……落款是李民主。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李大伦接信后,面如土色。这次开幕式有中央领导以及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

  事不宜迟,李大伦立即将这封恐吓信交给曾锦春处理。

  接令后,如愿以偿的曾锦春马上命令桂阳县公安局将李民主抓捕归案。

  2005年9月8日,桂阳县公安以写“恐吓信”名义,将李民主传唤。但在“刑事拘留”书上填写的却是“虚报注册资金”。

  在此期间,桂阳县公安局领导都知道是曾锦春在报复李民主,因此找李民主谈话时,也请他理解公安机关的难处——“如果违背曾锦春的意愿,我们也将被‘双规’。”

  为了应付曾锦春,桂阳警方只好敷衍了事将其传唤,但被拘留的李民主出入自由,可以同外界联系。

  获此消息,“战友”王文汉和黄元勋急忙赶到桂阳县看守所,经常与李民主一起商量“搞倒”曾锦春的对策。

  10月14日,因“虚报注册资金”证据不足,检察院不予批捕,李民主被取保候审。

  李民主出来后,继续与他人一道举报曾锦春。一时间,国内多家媒体对有关曾锦春违纪违规的事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报道。

  “提供的线索越多,来的记者就越多,腐败的盖子就越捂不住,曾锦春就越没有好日子过。”这就是李民主的反腐逻辑。

  曾锦春被“双规”后,太和收费站重新回到李民主手里,但几年失修导致1842线路面破烂不堪,收费站收费也无法启动。李民主又陷入另一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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