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大山里的三个女代课教师

　　9月14日清晨6时刚过，35岁的女代课老师陈学群按停了用劣质干电池驱动的塑料闹钟，披衣走出那座吱呀作响的木制小楼。

　　她摸到树下一个早已生锈的缺口铁圈，然后从顶端拿下一条锈迹斑斑的铁条，上下敲打起来。一阵闷哑的“叮当”声后，孩子们从泥巴房的大通铺上争相爬起，引起一阵骚乱。

　　这所只有16名学生的永平县哈铁小学，开始了新的一天。

　　几近同时，同在哈铁小学的25岁女教师刘桂琴正在斑驳的黑板上准备板书；20多公里外稻田小学的51岁女教师马娣花在打扫完泥泞的院子后，如常服下3种降高血压药。

　　这三个生活在中国西南边陲山区的女人，老中青三代，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共同拥有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名称——代课教师，即在乡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他们大都生活在贫苦闭塞的农村地区或高寒山区，每月拿着不足公办老师1/7甚至1/10的工资勉强度日。

　　然而，去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短期内清退所有代课教师”的消息，又让这个逐渐萎缩的群体面临另一种命运——全国范围内仍然剩余的44.8万中小学代课教师，将以被清退的方式，走向他们的历史终点。

　　云南大理永平县——这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国家级重点贫困县，去年教育部清退计划出台后，该县的代课教师数量已由最高峰时的356人减少到现在的234人，而且现有代课人员中75%以上是女性。这个行将谢幕的特殊群体，在相伴多年的乡村教坛上，有着他们最真实的过去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云南大理报道

　　刘桂琴，25岁，年轻教师的世界

　　在哈铁小学，学生们都管刘桂琴叫老师，而刘桂琴又管陈学群叫老师——11年前，前者就从后者执教的毕业班毕业。但这个笑起来眼睛有点弯的学生并没有给陈学群留下太多印象，直至2005年9月对方回到母校，成了同事。

　　在刘桂琴经人介绍代课的2005年，哈铁小学的代课教师已从最高峰时的6名减少为2名。男的都走了，微薄的薪水让这些一家之主们不得不放下教鞭，回家务农。

　　2005年9月1日，刘桂琴的第一节课，当所有的孩子起立齐声喊“老师好”时，她内心为之一振——仅仅几个月前，她仍只是一个餐厅“小妹”。

　　但毕竟还只有25岁，尚未成家的刘桂琴并没有像陈学群那样把日子过得精打细算。210元月薪除去吃穿后都被她用来买书。在她不足10平方米的卧室里，《女友》、《青年文摘》、《打工》等杂志摆成一摞。一个会下雪的水晶球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男朋友送的，小伙子在乡政府当基干，对代课教师的工作特别支持。

　　虽然时常会因造错词被罚，但孩子们仍然喜欢和刘老师玩，只是哈铁小学的体育课，是在村里满是杂草的篮球场上伸胳膊踢腿。

　　刘老师的家就在山脚，走回去最多10分钟。作为唯一的待嫁女，以屠宰为生的父母对她疼爱有加，而刘老师也时常以帮忙杀猪作为回报。

　　刘老师说她还是想继续深造，读个大专之类的，然后再正儿八经地考公办，但犹豫了两年还是未能成行，一是高昂的学费，再是身后这群孩子。

　　陈学群，35岁，梦想拿到400元

　　让陈学群寝食难安的事情终于发生——哈铁小学的“教学楼”快倒了。

　　去年一场地震和连月的雨季，使这座20多年的两层土楼在3个月前不堪重负，墙斜了，梁也弯了。所以，9月14日上午，在上完第一节拼音课后，35岁的代课教师陈学群像往常一样，在院子中央不厌其烦地赶走那些过分靠近墙根的顽皮孩子。

　　4座泥房、裂痕累累的水泥地、锈迹满布的旗杆，外加一堵混杂着稻草秆的土墙，这就是永平县北斗乡新村哈铁小学的全部家当。四周丛山环绕，雾气滞重，往东70多公里就是滇西重镇大理，赫赫有名的“滇缅公路”在学校西边横贯而过，4公里长的一段碎石小道连接着山里山外两个世界。

　　陈学群这个学期才被派到哈铁小学，此前她已经在8公里外的新村完小(农村里年级设置齐备的小学)代了16年课。年纪虽不大，但村里两代人都是她的学生。“教书是把好手。”陈老师在村民中的口碑一直不错。

　　陈老师皮肤有点黑，但眼睛很亮，说话时总是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1991年高考时，成绩优异的她本该可以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但每年3000元的学费终究让她止步于校门，她带着遗憾下山当了一个多月修路工，后经选拔进入新村完小代课教书，同时也彻底埋葬了她想成为一名医生的梦想。

　　哈铁小学共有一、二两年级16人，大多是彝族和傈僳族。今年6月教室成了危楼后，一年级11个学生被安置在村里的村民议事室里上课，二年级5个孩子则随另一位老师刘桂琴搬进了东北角一个昏暗的杂物房。

　　陈学群挥着一根竹枝给学生讲解“5以内的加减法”，同事刘桂琴则在另一角，带领学生大声朗读二年级课文《秋天》，“秋天来了，小草黄了……”上课的地方连窗户也没有，半面墙壁都是疏落排列的木条，冬天到时就成了冰窖。

　　陈老师常穿的是一件绣花白衬衣，领口处还特意别一朵缅桂花。她的普通话口音很重，所以学生们的也很重，但这并不影响她成为村里最受敬重的人物——全村共出过6个大学生，有3个是陈老师教出来的，连续5次被评为“县乡优秀教师”，她甚至还被推举为村支委里惟一的女委员。

　　陈老师每月的工资只有210元，一家四口，柴米油盐，时常入不敷出。幸好比她长1岁的丈夫曾建文精明能干，种了两亩泡核桃，一个月下来也能为家里帮补300来元，只是物价日涨，果腹后剩余甚少，这从陈老师那条已经看不出图案的毛巾和永远不超过3套衣服的箱子可以看出。

　　厨房是挨着教室的一间土房，贴满旧报纸的墙壁被熏得漆黑，几块碎砖围成的圆圈就是灶，一口生铁锅油垢横生，煮饭是它，炒菜也是它。陈老师一天只吃两顿饭，一顿是上午11时，另一顿是下午5时，都在学生放学后。记者来访的那天傍晚，她到村民家借了块猪肉，剁成碎末和着大豆煮成一碗，还特意多抓了把米，嘴里却老念叨“寒碜了，寒碜了。”

　　时针划过“9”，孩子们都睡了，此时，陈老师才会将那台已经用了10年的杂牌录音机拿出来，虽然时常卡带跑调，但这是她最心爱的东西。

　　16年间，陈老师身边有过5次转公办教师的机会，又5次因学历或年龄问题错过。关于代课教师将被清退的问题，陈学群并不清楚。

　　对于未来，陈老师也有期望的。“工资能高点就好了。”记者问多少合适，陈老师一脸不好意思地回答：“400来块钱吧。”说这话的时候，她也知道与她相同教龄的公办教师工资已经涨到了14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