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村大市场

　　小农村大市场

　　其实，都会村的3500村民并不是吸引李锦荣的全部理由，李锦荣也并不掩盖自己的企图，“临近的奇榜、东甲和西甲等村的居民以及附近的厂企员工2万多人。将来通往广州的轻轨会在此设站，这个医疗盲点将是未来的物流中心”。

　　对于近些年，各大公立医院“做大做强”的风声李锦荣也有所耳闻。2006年，社会上一度传出，南京11家大医院准备花费50亿元进行医院大楼扩建。而2006年12月25日，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在广东省加强医院管理降低医疗费用现场会上狠批了一些医院盲目盖高楼、购进新设备甚至建停机坪的现象。

　　尽管只是一所二级甲等医院，但同大多数公立医院一样，当其他医院在大城市跑马圈地的同时，人民医院把目光投向了农村。

　　院方提供的资料显示，这所成立于1949年的县立医院，现在已颇具规模：1995年，楼高八层、建筑总面积8997.1平方米的市急救中心投入使用；2003年，在住院部建成总建筑面积965.7平方米的院门诊大堂“惠民楼”；2004年底，医院自筹资金购买了位于会城振兴二路的建筑物业1508平方米设立全新二门诊；2007年6月，在会城都会村委会设立第三门诊部，开设内儿科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卫生保健工作。

　　“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中央不是多次下文，要求支持农村搞卫生建设，这是我们把医疗服务送到最基层的一种形式，既可以方便村民，也可以节约大医院的资源”，李锦荣说。

　　现在的李锦荣对门诊部的运行有着清醒的认识，“群众对村里的卫生站一直不是很满意，一是技术水平问题，二是专业性。一两年内，我们都可能是亏本经营，想让社会效益好，就不敢谈经济效益”。

　　但这并不妨碍李锦荣对农村市场的热情，“这是国情，现在国家的财政投入有限，医院要发展靠的是业务量，因此只能是先靠自身扩大规模，这不仅提高了业务量，也为病患提供了服务，发展了农村医疗”。

　　农村医疗体系何去何从？

　　新门诊部已经给卫生站带来了致命的伤害，“现在一天只有十几个人来看病，只有以前的一半”。这使得已经没落很多的卫生站更显得门庭冷落。

　　相对而言，门诊部的业务却在一步步地上升，“开业的头几天每天30多个，现在已经达到五六十了”。

　　麦灶贺很清楚，随着新门诊的开张，村里的老诊所将会被其取代，他这位曾经的赤脚医生也很快会被村民遗忘。

　　有人曾告诉麦灶贺一句话，让他非常喜欢：“上世纪60年代后兴盛起来的赤脚医生，对解决当时农村和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这个中国首创、一度名满第三世界的赤脚医生体制，第一位管用的法门就是国家主动降低农村行医的合法门槛，二是确定了‘农村养得起的’乡医们的相对较高的收入分配地位。”

　　伴随着近些年赤脚医生在很多农村绝迹，原有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也随着瓦解。黎宇平不承认是他让卫生站在村里消失，“赤脚医生和老卫生站不适应时代了，必须改革”。

　　作为村委会对新门诊部“政策”上的支持，新会村的村民在门诊部里看病将享受与卫生站同样的报销50%待遇，而在村外医院，这一比例仍将是30%。黎宇平对出租给门诊部500平方米一年8万元的租金颇为满意，“比市场价还高”。他同样满意的是门诊部的医疗、服务水平，“价格也不是问题”。

　　“农村人思想认识总是跟不上潮流，就是因为几个钱，搞得小病变大病，长期治不好。卫生站、私人诊所，小病还可以，但疑难杂症什么的就不行，现在的农村人也应该向城里人一样享有好一点的医疗待遇”。

　　“思想超前”的黎宇平甚至认为，让大医院在村里设门诊部是个创新，“代表着农村医疗

　　“门诊部除了看病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宣传。这符合国家卫生政策，在医改政策不明朗的今天，希望能为国家医疗卫生改革提供素材。”李锦荣说。不过，李锦荣清楚，新门诊的成立，带给农村的是比较方便的就医条件和良好的医疗环境，但医疗费用还是偏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现有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对现有农村医疗体系的变革，现在的政策只要求大医院下社区，农村还没被纳入进去，在农村开门诊部只是个特例，以后怎么办只能摸索着走。

　　至于会不会继续在农村设立其他新门诊，李锦荣直言“不好说，其他大医院也不一定会跟进”。

　　57年的老卫生站即将消失？

　　都会村的卫生站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屹立57年。

　　跟大多赤脚医生一样，这些年来麦灶贺在医生和农民的角色上徘徊、变换。他既得给村民看病，也得兼顾家中的“一亩三分地”。后来，村民们对他们逐渐有了看法，“他们白天上班，我们却得去田里找他们”。再后来，村民的说法就更多了，“技术不精，不专业，而且很多大病看不了”。

　　而有些村民也指责他们利用卫生站牟利！“肯定有盈利，但得上交管理区。药品15%的利润，诊费本地人4毛钱一次，外地人一元一次，注射费一次一块钱”。

　　在上世纪80年代后，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都会村的卫生站不像以前那样红火了，“很多人选择去区里的医院”。不过，即使世界一变再变，都会村的卫生站却相对固定下来，“上世纪80年代后，很多村的卫生站就承包给个人了，而我们村一直集体所有到现在。”其间，村里也不断加大对卫生站的投入，“开始是祠堂，然后是瓦房，后来村里花20万建起两层楼。”

　　其实，麦灶贺和黎宇平都想变，只是麦灶贺没权力去变，黎宇平觉得没有更好的选择。

　　“开新门诊的事，村里具体也没跟我们讲，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安排。”实际上，随着新门诊的开张，黎宇平准备着判卫生站的“死刑”。“等到今年年底，三个医生中两个超过60多岁的将退休，村里按生产队长的标准给予退休补助，一个月100元。”

　　而57岁麦灶贺的医生生涯会暂时保留，“卫生站白天的功能将被门诊部取代，晚上9点以后再开门，接门诊部下半夜的急诊。”

　　“有了门诊就一定要支持门诊的发展”，黎宇平态度明确。

　　一个赤脚医生的40年

　　57岁的麦灶贺与村里的卫生站同岁，他是村里3个赤脚医生中的一个，现在的他是村卫生站站长。实际上，他的赤脚医生生涯已经延续了40年。新门诊部开业那天，麦灶贺隐约觉得自己的“赤脚”生涯即将到头。尽管新门诊离老卫生站不远，但他还是拒绝去“参观”，“看了又怎么样呢！”

　　麦灶贺不愿意回想这么多年走过的路，他说这些年来，“有荣誉，也有忧伤”。

　　只有小学文凭的麦灶贺，压根不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兴盛起来的赤脚医生，也不知道赤脚医生的兴起是源于毛主席1965年关于卫生工作的一次谈话。那次谈话上，毛主席指示：一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二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麦灶贺隐约记得，1966年小学毕业后，他就跟着村卫生站的医生李仕翔学医，“他是公社医院派到村里驻站的”。1970年，麦灶贺到部队当了6年的铁道兵。在部队6年，麦灶贺没闲着，“我到后勤部又学了半年”。

　　麦灶贺还在部队时，村里的老支部书记就托人带话，“你退伍后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就回来村卫生站干吧！”在麦灶贺看来，以前单纯一些，没太多想法。回来后的麦灶贺坐上了卫生站站长的“宝座”，一干就是40多年。起初是一天6个工分，“跟干部的待遇差不多”。后来改成拿钱，45块钱一个月。

　　现在的麦灶贺一个月拿500块钱的固定工资，外加一年1000元的奖金，“如果我不做医生或者能够承包卫生站，经济状况就不是这个样子，在其他单位看门诊一个月都有六七百块钱”。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村里建起了自己的合作医疗制度。只是现在，黎宇平已不大记得当时村民们每年要向村里交钱的数目，黎宇平只是清楚地记得，从1978年开始村里有了自己的集体经济，“土地出租，厂房出租，一年的收入有五六万”。

　　在黎宇平的印象中，只要是在村卫生站看病，最多可以报销80%。不过，如今这个比例已经降了下来，“每人每半年交村里50块钱，卫生站看病报销50%，其他地方报销30%”。现在，背靠着村集体一年700多万的收入，村里每年用在村民医疗上的钱多达4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