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与艺术——美感和欲念相伴

　　记者 炫风

　　见识广博的安翁托•艾柯在著名的《美的历史》中说：“我们见人，对之并无性欲，或者，知道其人不可能为我所有，仍能视之为美丽绝伦。”在他看来，异性间的色欲与审美之区别，在于“解渴之后”，对对方还能否“静观其美”。

　　色情或艺术，首先是人体在东方与西方的区别。1978年，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一幅表现烈士张志新的油画，套用了法国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的创意，裸体的自由女神换作了张志新，却引来广泛的争议，斥问“难道革命烈士竟是这样地没有廉耻？画者意图何在？”直到去年，还有网站发生关闭“人体彩绘”论坛的事件，令人感叹中外艺术思维的迥异。

　　在东方，裸体在色情艺术里一直没有以“光明正大”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民间的春宫图，或者表现情爱场面的日本浮世绘之中，人物云雨的动态一般都在衣帛间隐约而动，其艺术价值更富于世俗的意境，或者绘画线条的流形之美。

　　人体，在西方艺术史上却可以说是最常见的美学造型。西方的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对人体有着成熟的数学思考。譬如丢勒笔下的人体比例以严禁的数学规格为根据，那个时代的人都讨论比例——譬如，人的数字，因为人的双手往身体两侧伸直，宽度与身高相符，一个理想的人体成了五角形：肚脐为圆心，以直线连接着四肢的顶点。有评论认为，古希腊艺术中男性的生殖器都刻画得小巧浑然，对女性的身体又以自然丰满的刻画为主，这可以看做是否构成人体色欲的一个标准。

　　古希腊艺术，乃至15世纪

　　但在艺术上，有时美感与欲念相差只在咫尺。1863年，巴黎印象派画家马奈画出《草地上的午餐》，第一次展出时，就引起了现场的巨大不安：拿破仑三世与皇后都被气坏了——按照惯例，在翠绿的树林间，两位蜷坐在草地上野餐的绅士之间是女神，但马奈画了一个普通的裸体贵妇。这幅不同凡响的油画准确地抓住了肉体快乐和野餐快乐之间的关系，马奈的朋友左拉写道：“它简直要把沙龙的墙壁冲破。”

　　越到近代，艺术家们就越有挑战传统价值观的勇气。即使是20年代最伟大的画家毕加索，一生中也创造了不少色情形象，譬如《双臂交叉头上坐着的裸妇》。晚年时，他的那些放纵的裸体画似乎更充满了生命力——评论家认为，这是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就以它们作为新生命的灿烂象征。性，是现代主义的先锋。它赋予现代主义特立独行的气质。艺术和电影对裸体的大胆描述，各种形式的性爱知识介绍，现在都随处可见。色情作品的大众化(有些人也许会说是粗俗化)，或者可以看成是对过去在性的问题上故作正经、保守禁闭的一种令人振奋的冲击。

　　在绘画中，西方的古典主义艺术传统，允许人们以神话的形式直接地描写性爱，即使如《情人》(波洛•非亚明古)画面中纵欲的场面，也被视为古典——在严格遵守透视规则和均衡构图的画面中，六对形态与普通人无异的天神正在林间纵欲嬉戏。这可能是赤条条的意淫，但文艺复兴大师提香在《乌尔宾诺的维纳斯》中的情色构思显然更为巧妙：在一张既唯美又惊艳的女性自慰图中，女主角是一个大概不到二十岁的少女。她慵懒地躺在一张豪华的床上，身下铺着精致的亚麻床单，而女仆人则在隔壁房间忙碌。少女一边等待着什么，一边抚摩着自己，她的手指放在大腿之间，卷曲的毛绕着她的手指——她双唇紧闭，眼睛直视着观众，似乎在暗示什么。她是在邀请观众加入她的白日梦吗？希望大家参与到她的快感想象？

　　主题很暧昧，但你不得不说，它很美。

　　色情与科学——禁忌与权力共谋

　　见习记者 刘子超

　　1926年5月，时任北大教授的张竞生出版了性育丛书第一集《性史》，没想到小小一册书，竟引发轩然大波。

　　先是遭到教育界人士炮轰，斥他的书“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不良书商又火上浇油，冒名出版各种续集——这次的内容全是货真价实的淫秽。哲学洋博士、“中国第一性学家”张竞生终于身败名裂。

　　张竞生的遭遇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缩影，作为中国提倡避孕和节育的第一人，有人说他遭受侮辱乃至牺牲简直是难免的。

　　历史上，推动性科学发展的人，往往有类似张竞生的遭遇，世俗惩罚他们的刑具是性的另一面——色情、淫秽。既然性一直被作为禁忌，违背禁忌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色情。色情是在禁忌面前公然挑逗，是在道德边沿恣意嬉游，而性科学则每每在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中，拓展着禁忌和道德的底线。

　　当禁忌不再禁忌，道德可以容忍，性科学就向前迈进了一步，而色情的领地相应减小。举手淫为例，这一行为曾被认为极端淫秽和可耻，《圣经•创世记》第38章写到俄南“将精液遗在地上”让上帝大为恼火，于是上帝让俄南死去；中国古代也禁止任何形式的体外排精，这不仅是罪过，也是一系列疾病的导火锁。但性科学的发展却逐渐奠定了手淫的合法地位，坦然而愉快的手淫绝对无害于健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合理、有益的生活习惯。禁忌曾有的边界被性科学的铁犁推过，色情的领域也随之减小了。

　　但禁忌是总会存在的，因为禁忌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类固有的“神圣”情节。这正是自古以来的情形——讨论“性”的专著被冠以“诲淫”的恶名，他们的作者则成为时代秩序的牺牲品。取消人类的“神圣性”，也就是祛魅，也就是颠覆既成秩序，任何一个自命神圣的独裁者，都不愿意被告知他的母亲不过是乡间农妇，因为神圣最初源于身体，权力最终归于身体。可以说，禁忌中存在着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色情正是调节这种权力关系的机关。

　　自然，如同任何一门科学，性科学同样依赖观察、探索，是一门经验之谈。从历史角度看，每一个性科学结论的提出无不依靠前一个结论，乃至推翻前一个结论。性科学作为对于身体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色情也就成为一个漂浮的概念。它们互相定义对方，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唐代的仕女图里，随意可见坦胸露乳的女性，唐朝人却并不以此为色情；而明代绘画中的女性则穿着难显体态的衣裙，露金莲亦被视为轻佻。很多时候，色情的概念不过是一个空壳，人们认定它，因为它是某种对身体态度的派生，一旦这种身体态度发生变化，它就会被随之击碎。色情与性科学的问题被探讨了无数个世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就开始严肃地讨论它们的关系。一成不变的结论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健康坦然的态度面对它：一个一见到白胳膊就想到裸体的民族，永远无法给性科学正确的对待。

　　1926年10月20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笑说张竞生之说能行“大约当在25世纪”。作为一个乐观的人，我希望鲁迅的预言能提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