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在用春宫图的视角审美

　　访谈嘉宾：胡震，广州美术学院教师

　　越禁忌就越色情

　　南都周刊：最近大热的一部电影《色，戒》并不“戒色”，人们基本已可以普遍认同，大尺度的情色戏份并不影响其艺术严肃性的表达。对于“色”的戒严宽松了。

　　胡震：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尽管艺术中的“色”一直未戒，但社会公众对“色”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海粟他们回国时，就用裸体模特了。那时确实人言可畏，有些模特受不了流言自杀的都有。这么多年过去了，尤其改革开放后，伴随着西方艺术、特别是现当代艺术的大量引进，中国人对艺术中的裸体、情色这些比较开放的成分，已经慢慢地能适应了。

　　南都周刊：但是一些比较前卫的艺术展，还是会受到公众质疑，甚至破坏，这是什么观念的作用呢？

　　胡震：确实。像前不久艺术家舒勇的作品“一个亿•泡女郎”，被一个观众泼了粪。这位艺术家后来很希望泼粪的人能站出来，他希望能沟通，了解你愤怒的原因，总好过于莫名其妙的行为。

　　当然，对于裸体，包括以艺术的名义而裸体，东西方差异还是很大的，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自然接受欣赏裸体美的传统。西方对裸体艺术接受度高，从古希腊开始，裸体就被作为欣赏对象看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画家和雕塑家也是把人体摆在了一个较高的艺术层面来表现。西方艺术传统中的裸，是落落大方的，反而忽略了情色方面的意味。中国则不同。我们古代的绘画中是不展现裸体的。而我们的春宫画，它更体现情色甚至色情面的东西，更多是一种私密的闺房之趣。

　　南都周刊：您觉得由于性在我们文化中这种“自然但隐密”的地位，会造成一些观念上的矛盾吗？

　　胡震：是的，一定会这样。也正是因为这个差异，一般百姓艺术欣赏层面接受情色会有一定障碍。像美院学生画裸体模特，外人会很想窥探并且非常好奇，他无法认识人体所富有的表情之美，以及艺术家出于创作上的需要、裸人体的明暗关系等各方面最能够体现西方绘画技巧之类的东西。他的兴奋与好奇，更多是从色情角度看待这件事情。

　　南都周刊：对性，从当代来看，50年代起到今天，经历了一个从禁锢到开放的过程。90年代初性学家潘绥铭做研究时，曾惊讶于红卫兵一代人对于性的茫然和无知，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变迁，然而在西方，在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性开放之后，又重新回归于一个保守的趋势。您如何看待这个变化？

　　胡震：这是规律。任何东西，越是禁锢、越想窥探它，想接近它的心理越强烈。而当你真放开它，大大方方让人看，吸引力反而减弱，其实万事都是这个道理，也是人的本性。我们的性开放正是这样，以前避讳不可谈，突然开放有了窥探的机会——我们极有可能走得比西方还要远。西方古来对“性”审美，我们没有历史、文化的积淀，我们的心理积淀还是春宫图的视角。

　　窥探私密的人性不龌龊

　　南都周刊：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出现，曾是性革命的一个明显标志。但后来它的创办人，据称拥有超过千名性伴侣的休•海夫纳，八十年后宣称自己要严格奉行一夫一妻制了。中国在性方面的开放，您讲甚至有比走得西方还远的可能。

　　胡震：文化观念、禁忌观念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改变，这是有深厚的文化底子在作用的。在这方面要一下子有真正突破是不容易的。

　　南都周刊：艺术欣赏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矛盾。比如《色，戒》，电影里头出现情色场面你能够理解，这是出于创作的需要。但还是存在大部分的观众，沉浸在对性或裸露的兴奋和争议中。

　　胡震：这是很正常的。艺术品面对的向来都是不同的反应。而在欣赏艺术品的过程中，也是在反映欣赏者本身的深度和力度。这种欣赏需要一种对等的关系，你本身也要有一定的高度和深度才能欣赏得起。对艺术中的性，仅仅从“性”的角度好奇兴奋也没什么不对，人性中窥探私密的一面始终存在，不龌龊，也很正常。

　　南都周刊：很多东西，现在公众难以理解，会觉得是不是打着艺术或是科学的旗号掩藏着色情的意图？

　　胡震：不应该粗暴地说打着色情的旗号。应该相信艺术、相信科学。我相信，随着视野的开阔，慢慢地习惯新鲜、习惯惊奇、习惯刺激，我们对艺术欣赏的惰性会有改观的。就像《花花公子》的出现也是，如果我们30年前听说这杂志，会是什么反应？大惊失色吧。而现在呢，在大概了解了美国的国情、美国的历史、美国文化及其演变轨迹后，我们再看它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南都周刊：那您觉得从政府、公众的角度，我们对待情色，在观念上、做法上有必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吗？

　　胡震：我觉得从政府来讲，应该尽量持开明包容态度。在台湾，马英九也去看《色戒》，也有人问他看那种场面会否尴尬，马说应该以平常心看待，他感动于电影本身，还流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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