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章:少爷艺术家的愤怒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15日17:37 南方人物周刊

  徐元章在“上海第一私人花园”住了50多年,但判决书中,他连继承人之一都不是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对法院的判决,徐元章充满了愤怒。

  “我在宝庆路3号住了50多年,连继承人之一都不是?!”9月20日,这位以画上海老房子闻名的水彩艺术家愤 愤不平地反问。

  更让62岁的他想不通的是,最近徐汇区法院的判决,把他的居住权也否定了——必须于30日内搬出宝庆路3号。

  “我可是从7岁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啊!”徐元章说,对于宝庆路3号,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外祖父在这里置业 、居住;父母在这里相识、相恋;自己也在这成家立业。

  法律毕竟还是法律,对上海高院的终审判决,徐元章提出了申诉;对徐汇区法院判令他30日内搬离的决定,他提出 了上诉。

  但对于结果,徐元章不抱任何希望。

  豪门后代的遗产纠葛

  徐元章住的地方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纠葛,在于它的价值——上海市宝庆路3号,位于宝庆路和淮海路的交叉口,是上 海市黄金地段中的黄金位置。

  更为人瞩目的是,宝庆路3号有着上海市最大的私家花园——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 ”。

  此花园原为一德国商人所用,后被当时的“颜料大王”周宗良买下,加以整修,重新建造多栋洋房,作为自己的居所 。由于整个宅邸土地使用面积达4774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048平方米。在当时的上海,该豪宅几乎无人望其项背。

  1946年,周宗良移居香港。

  解放后,周家留在上海的人少,住不满1048平方米的房子,按照周宗良的指示,留在上海的女儿周韵琴和女婿徐 兴业得以入住宝庆路3号,7岁的外孙徐元章随父母入住其中。没想到,这一住就是50多年。

  “外祖父这个决定英明啊,不然这套老宅也许早就充公了。”谈起自己入住宝庆路3号的经过,徐元章很感慨。

  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病逝,留下了处置包括宝庆路3号在内的遗产分割协议:妻孙家仪25%,6个儿子共占 50%平均分配,7个女儿共占25%平均分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当周宗良儿子、女儿这一代也要相继离开人世时,周宗良的遗产分割日益成为众多后辈的心病 。

  2002年6月,周宗良的三媳妇周遂良等7人向上海市一中院递交诉状,将周宗良二儿子的女儿周广仁、养女周平 等16个子孙告上法庭,要求解决宝庆路3号等几处不动产的遗产分割问题。

  “为什么要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宝庆路3号呢?因为继承人众多,意见不一致。”徐元章说。

  让一些继承人意料不到的是,本想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解决争议,结果由于法院判决,他们陷入一个更大的争议之中。

  原来,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鉴于周宗良遗产的继承人众多,对宝庆路3号房屋无法作实物分割,就采用了继承人竞 价的方式将房屋变现7300万元(净价)。而让众多继承人惊讶和不理解的是,取得该

房屋产权的企业没几天就打出广告, 以一个多亿的标的要将宝庆路3号卖出。大部分继承人认为,他们“被法院和企业耍了”。

  于是,一部分继承人提出上诉。

  2006年5月,上海市高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对房屋产权归属及折价款数额认定的判决。

  让徐元章气愤的是,从1951年住进宝庆路3号起已经在此居住了50多年的他,由于母亲周韵琴“下落不明”, 竟然成了局外人,连继承人都不是。

  宝庆路3号的记忆

  现在,除了愤怒,对宝庆路3号,徐元章更多地是感到惋惜和不舍——从7岁开始,他的生命就和这些房子连接在了 一起。

  基于诸多亲属的回忆,徐元章是这样想象作为上海巨商的外公周宗良的:讲一口带有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英语、德语 流利,出入于显贵巨商之间,但却又身着长袍马褂,洋气中带有一种传统之魅。

  外公住的主楼,徐元章去过,有16个房间,小的只有6平方米,里面的布置完全西化,进门有

衣帽间,很讲究,绿 色吊灯,黑色挂衣橱,铜钩。

  会客室也让徐元章惊叹:黄丝绒帷幕,有流苏,热水汀全是紫铜的,有木架子。壁灯都是车料磨出来的,非常昂贵, 家具是达芬奇式的,米色。

  餐厅两大间,外面中式的,里面全是欧式的,柚木的餐台酒吧台,彩色玻璃,很大的皮沙发。

  “可惜,在‘文革’时,这一切都被拿走或破坏了。”

  更给徐元章带来更多亲切记忆的是,在宝庆路3号这座深宅大院内,他的父亲徐兴业和母亲周韵琴完成了传奇般的相 识、相恋过程——周宗良四女儿周韵琴绘画、钢琴、社交舞样样精通,又讲得一口流利英语,只是国学修养较显单薄,为此, 周宗良特地选了一位毕业自无锡国文专科学校,相貌平淡、沉默内向的先生做女儿的家庭教师。这位先生就是徐元章的父亲徐 兴业。

  让周围所有人都惊讶的是,仅仅一周两次课的教授,长相平平的徐兴业就俘获了比自己小七岁、裙下追求者众多的富 家小姐周韵琴。

  说起来,徐兴业也是出身名门,父亲徐春荣是一名实业家,致力闸北民族工业发展,开办了闸北水电公司。为了纪念 他对闸北区所作的贡献,曾有人建议将现今的上海青云路改名为“春荣路”。

  可惜的是,在日本人飞机的轰炸下,徐春荣的财产瞬间化为乌有。

  出身名门而又家道中落的徐兴业,前往大买办周宗良家执教,不成想,又和自己的学生走到了一起。

  徐元章回忆,他在整理旧居时发现好几封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情书,秀丽的毛笔小楷写在毛边信笺上,虽不像徐志摩 那般花哨,却也是火热情深。

  徐兴业和周韵琴的爱情遭到了周宗良的反对,然而,沉浸在爱情中的四小姐已经听不进去父亲的劝阻,最终执意搬出 宝庆路3号的豪宅和穷书生徐兴业走到了一起。

  周韵琴没有看走眼,多年后,凭借一部100多万字的《金瓯缺》,徐兴业获得了第三届矛盾文学奖,这也是上海市 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可惜的是,周韵琴已经看不到这一切了——1957年,周韵琴赴香港奔丧,从此一去不返。后“下落不明”。

  “少爷艺术家”

  周韵琴赴香港时,让学画的二儿子徐元章跟随着自己的老师、著名的雕刻家张充仁先生学习。当时,徐元章12岁。

  “那时和现在一样,学画是要给钱的,张充仁先生名气大,一周指点我一次,每个月要14元钱。”徐元章说,在当 时,14元是不少的一笔钱。

  在家庭的支持下,徐元章还先后师从哈定、李泳森夫妇习画,而让徐元章尤感骄傲的是,著名油画肖像大师俞云阶, 也曾上宝庆路3号教他绘画长达5年时间。

  “那时间俞云阶被打为‘右派’,一分钱工资都不发,为了谋生,他不得不教学生度日。”徐元章说,家里为了请俞 云阶给他上课,在每次上课之前,都会请俞云阶大吃一顿,酒足饭饱之后,才开始上课。

  如此开销,在普通人家看来,自然是心痛不已,但在这个有着贵族血统的宝庆路3号的豪宅内,一切都是如此顺理成 章。

  有一次,徐元章想和伙伴们一起合伙请模特,这样可以分摊费用,结果被家长们制止了:“要单独请!”

  还有练习写生,徐元章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上海周边的风景名胜,以至于最后常监督他学画的叔叔也能从艺术的角度对 画进行品鉴,之前叔叔对画一窍不通。

  “这也就是很多人都称呼我为‘少爷艺术家’的缘故。”谈起早年学画的经历,徐元章有些许自豪,又有些许羞涩。

  按照远在国外的母亲的指示,徐元章还师从范继圣(钢琴家孔祥东的老师范大雷之父,时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学钢琴,与哥哥一起去陕西路一私人教授处习英文……

  著名作家程乃珊写道:“宝庆路3号围墙内三代人的精致生活,打造出徐元章这样一个流着蓝色的贵族之血的画家。 ”

  然而,时代的风雨还是侵袭到了这个豪门大宅——“文革”爆发后,宝庆路3号被抄家,一些单位强行入驻其中;画 画成了没有前途的职业,徐元章只得到街道工厂绕线圈;而他的父亲在妻子离家多年后,开始着手写作《金瓯缺》。

  “我父亲那么柔弱的一个人,在‘文革’时期,竟然能顶着压力,整天东躲西藏地写小说。”徐元章说,那时他感到 很不可理解,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才渐渐地明白了父亲的苦心。

  1991年,徐兴业临上手术台前,向病友哀叹:我这辈子怕再也见不到我的妻子(周韵琴)了!

  果不其然,徐兴业第二天死在手术台上。

  爱情、“老克勒”

  在街道工厂,徐元章整整干了二十年,可是这二十年的工人生涯磨灭不了他对艺术的追求。1985年,他辞职在家 ,成为了一名自由画家。

  刚开始,以画谋生,生活艰难可想而知。为了女儿的前途,在出国风潮中,徐元章的太太黄亨义选择去了美国,此后 两人天各一方。

  “真的没有想到,我父亲是师生恋,后来两人分开,我自己的命运也是这样。”徐元章常常感叹,为何冥冥中有一股 神秘的力量让他走了父亲的老路?

  和父亲的爱情相同,徐元章的妻子黄亨义也是在向他学画的过程中相识、相知,恋爱一谈就是8年。

  和母亲周韵琴一样,徐元章眼中的黄亨义漂亮而且多才多艺——跟言慧珠学过京戏,跟男低音歌王温可铮习过声乐, 在当年的罗宋俱乐部跟白俄学过芭蕾……

  更为惊人相似的是,和周韵琴相同,拜倒在黄亨义

石榴裙下的人也不知其数,但黄亨义还是选择了教他画画的破落子 弟徐元章。

  “那时候啊,家里人就担心我找不到对象。”徐元章笑言,自己长相一般,没有技术,又有许多海外关系,在当时, 许多人家女孩确实有顾虑。

  然而,这段爱情还是没能走到最后。

  妻子走后,徐元章一头扎进艺术的殿堂。或许宝庆路3号给了他灵感,抑或是年少时的豪门生活给了他太多记忆,他 坚持用维涅尔的画法画旧上海建筑,慢慢地,形成了许多系列,如历史名人住宅、宗教建筑等。

  一位外国画商如此评价他的画:“画西洋建筑在西方绝不稀奇。但在徐元章的画里,有一种旧上海的历史韵味,很独 特,很令人陶醉。”

  更让一些文化研究者感兴趣的是,10多年前,在宝庆路3号,徐元章搞起了“上海老克勒”(洋泾浜英语,取意c lass,指老上海有层次、会享受的上流绅士)们的舞会。

  参与者都是一些名门望族之后:昔日钢铁大王的孙女朱文琪、面粉大王的孙子朱永宣、盛宣怀的外孙和孙女、海上名 医钱潮的儿子钱绍昌……

  这些人大都是来自昔日的圣约翰、沪江等著名大学,能讲一口流利英文,对西洋古典音乐旋律如鱼得水,对社交会得 心应手。

  时光流转,随着徐元章搞的“老克勒”舞会名气愈来愈大,来的人日渐增多,连许多驻沪总领事都来,最壮观的一次 外国人聚会,前后来了170多位,包括瑞典的一位省长, “慢慢那些真正的老克勒就不常来了”。

  “一是年龄在变大,来不了了,再有就是人一多层次就会下降。现在,宝庆路3号被法院卖掉了,舞会怕是再也办不 起来了。”望着窗外有些凌乱的花园,徐元章叹了口气。

  是的,宝庆路3号都没有了,那些拥有丰厚历史韵味的记忆还会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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