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晖和中国流行歌曲

　　“黎家班”确实培养了一大批著名歌星、影星。明月社成就了中国最早的歌舞“四大天王”黎丽丽、王人美、薛玲仙、胡笳；后来1934年上海《大晚报》举办中国首届歌星大赛，前三名——白虹、周璇、汪曼杰——全部来自“黎家班”，可谓“歌台尽是黎天下”。

　　梁惠方说黎锦晖好为人起名，周璇、王人美、王人艺、黎丽丽等的艺名都是他给起的。“周璇原名周小红，1931年联华歌舞班招考演员，原明月社的钢琴师介绍贫穷的邻居周小红来参加，那时她才12岁，人瘦瘦小小，又黑，一点不起眼。黎锦晖觉得她是标准的江南妹子，音域虽然不宽，但嗓音很柔美，就把她收下了，跟着王人美学唱歌。后来她演唱《民族之光》时受到观众喝彩，黎锦晖高兴地对她说：小红，特别是那句‘与敌人周旋在沙场之上’唱得好。于是就让她改名周旋，后又给‘旋’字加了个‘玉’字旁，成了‘璇’。”

　　聂耳和批判之声

　　红男绿女、莺歌燕舞，一边是风靡和赞美，一边却是批评和禁演。

　　伴随着黎派音乐的成长，批评之声没有断过。一方面来自

国民党教育部门，反对黎锦晖用淫秽小调重新填词，《毛毛雨》、《桃花江》等歌曲也因“黄色”几度遭禁；另一方面的反对意见来自留洋回国的“学院派”，包括萧友梅、贺绿汀、刘雪庵等人。有意思的是，虽然理论上“深恶痛绝”，但实践上他们自己也深受黎派“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影响而创作了《天涯歌女》、《四季歌》和《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流行歌曲，为三四十年代自上海刮起的流行音乐风推波助澜。

　　按照黎家人的猜测，黎锦晖越红越遭批的原因很有可能是黎锦晖名声过大而遭忌，那时候上海就是黎家班的天下，曾有出版社以“非黎锦晖作不印”为由拒绝出版其他词曲家的作品。黎锦晖自己就常在家里念叨：猪养壮了，该杀了。

　　梁惠方说，对于“黄色歌曲”的说法，黎锦晖是不以为然的。他觉得《妹妹我爱你》一开始是由小孩演唱的，是抱着娃娃对着娃娃唱的。而《桃花江》是流落南洋时写的，他说当时“每天傍晚我看到男男女女拿着吉他，在椰林里面唱歌跳舞，非常迷人，就想起家乡湖南的桃花江”。

　　当然，所有的批评都没有来自内部的批评那么振聋发聩。这里不得不提音乐家聂耳和黎锦晖之间的纠葛。聂耳也是联华歌舞班的学员，黎锦晖可以说是他的老师。“聂耳报考联华歌舞班时只有19岁，还不识五线谱，黎锦晖觉得他耳朵好，有天赋，就把他留下了，让他跟着王人艺学小提琴。聂耳要求跟黎锦晖学作曲，他是云南人，当时国语说不标准，黎锦晖说：‘要学作曲，先正音律’，建议他先学注音字母。聂耳很刻苦，做了很多注音字母的卡片放口袋里，每天都背，没几天就背熟了。他很有心，经常午后、晚上到黎锦晖家里，谈天谈音乐。”聂耳在黎家班共一年多时间，黎锦晖对他音乐基础和音乐风格的影响是勿容忽视的。一些专家认为，聂耳后来写的歌曲，包括国歌，都有黎派音乐的影子。

　　聂耳后来成为明月社的领导小组成员，1932年，外忧内患，国难当头，他化名“黑天使”公开发表文章批评黎锦晖和明月社歌舞——并非真刀实枪，“显了十几年的软功夫”。聂耳的反戈一击引起轩然大波，明月社内有人著文解释和责问，但黎锦晖并未正面回应。这件事当时以聂耳退出明月社而告终，但后来却对黎锦晖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使黎派音乐形成了被批判被排斥的基调，被左翼一直沿用到解放以后。

　　“传统中国文化历来就夸大音乐的社会功能，其实，历史上亡人国者不是女人，更不是音乐。而是君主的所作所为。”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李锦秀撰文指出，“年轻的聂耳写文章反对黎的软性爱情歌曲。而黎以自己的独立自由的社会观、人生观、艺术观正常对待聂耳的对立。当时黎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把歌舞团办下去，团里的人怎样活下来。聂耳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难。市场，经济，艺术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不由个人主观意志而转移。”

　　人们往往光看到、记得黎锦晖的爱情歌曲，其实他创作的歌曲种类很多，也有励志歌曲、爱国救亡歌曲。“九一八”发生后的一个月内，黎锦晖就在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上发表了《义勇军进行曲》、《追悼被难同胞》和《向前进攻》3首救亡歌曲，后集成《爱国歌曲十首》由中华书局出版。联华歌舞班，也曾在1931年10月举办过声势浩大的“爱国歌舞表演”。当然节目内容还是未脱当时“娱乐不忘救国”的上海文艺界实际。他还编写过一本《俭德歌曲》，宣传勤俭的品德。

　　黎锦晖在1925年创作的《总理纪念歌》(纪念孙中山)是流传最为广泛的，“那时电台，早晨把这首歌作为开始曲，晚上播音完毕，又把它作为结束曲。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把它编入中小学音乐教材，至今在台湾，每当纪念孙中山时，还播放这首曲子，改名为《国父纪念歌》。”梁惠方介绍。

　　告别流行歌曲

　　黎锦晖和他的继承者们创造了上世纪三四年代上海流行音乐的辉煌，当时的中国现代音乐是与国际流行音乐接轨的。在1933年至1935年间，黎锦晖曾致力于爵士乐的研究，为舞厅组建乐队、编写舞曲。

　　“他曾经把《特别快车》编写成爵士风格，美国有一个爱灵顿公爵，也写了一个类似于《特别快车》的曲子。有一个学者叫安德鲁·琼斯，他以为是黎锦晖抄袭了美国人的爵士乐，可是查证以后却发现，黎锦晖所作比爱灵顿公爵还早了一年。”黎泽荣说。安德鲁写作《留声中国》一书，介绍说有在上海舞厅演奏爵士乐的乐手，学了一些黎锦晖受西方爵士乐影响的“时代曲”，回到美国又把它们译回“美国歌”。

　　虽然在上海市场如日中天，但是，黎锦晖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就告别了流行歌曲，“两袖清风返故乡”。他的离开与好友田汉的劝说有关，田汉预言上海必将沦陷，劝他早日离开，否则必为日寇所利用。“第一，黎锦晖当时太有名了，怕日本人利用他；第二，那时左翼已容不下他，他的东西一出来，就遭批判；第三，由于电影的流行，歌舞表演在上海市场的份额也在减少。”黎泽荣解释父亲当时的决定。

　　黎锦晖固然离开上海到了故乡湖南，后又转移到重庆大后方，甚至想过前去延安，做了很多与抗日救亡有关的事情，但是这15年的流行歌曲祖师爷的历史却始终挥之不去。由于“政治迫害、流派打压以及时代错觉”，黎锦晖遭到“救亡派”和“学院派”的双重攻击。解放后，黎锦晖遭到“封杀”，成人的东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儿童文艺。后来文艺出版机构还接到内部文件，规定黎锦晖的东西不能用。他自己说了一句话：“别人是盖棺论定，我是棺未盖，论已定！”非常凄凉。(张伟群《爱是黎锦晖后半生的秘密》)

　　50年代以后，不仅黎锦晖告别了流行歌曲，整个上海乃至中国也告别了曾经的“时代曲”。虽然对黎锦晖的批评不绝于耳，他自己也在音乐界声讨“黄色音乐”的形势下写过《斩断毒根彻底消灭黄色歌曲》，但是黎锦晖的心态不错，远离政治，看淡名利，靠写作为生，支撑一大家子。只是到1967年，“文革”爆发后不久，每日心惊胆战看着街坊和同事一个个被拖出去批斗的黎锦晖终于支持不住了，那年冬天上海不被允许用火炉(杜绝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黎锦晖又冷又怕导致心脏病发作在上海去世。说到丈夫的死，梁惠方至今感叹万分，“还好，他在1967年就走了，没有受特别大的苦。”

　　李敖说，中国近世有“三大文妖”——刘海粟、张竞生和黎锦晖，都以超前行为而招来群起攻之，黎锦晖被正式解冻承认是最迟的。黎家人说，《辞海》的好几个版本，对黎锦晖条目的注解都不一样，一开始完全否定他的“黄色歌曲”，后来肯定他在儿童歌曲方面的贡献，但还留了一个“做过一些不健康的歌曲”的尾巴。直到2001年，纪念黎锦晖诞辰110周年后，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关心下，才彻底重新评价。

　　50年代，香港拍摄了黎锦晖的同名歌曲电影《桃花江》，《葡萄仙子》和《特别快车》，在歌舞片《龙翔凤舞》中选用黎的歌曲《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使黎派音乐继续在香港流行。

　　其后，国语流行歌曲又唱到台湾，在《综艺》主持“流行歌曲黄金岁月”的张小燕开场白：从黎锦晖起，台湾流行歌曲有50年的历史。紫薇、蔡琴、邓丽君的出道，以及刘家昌一代的流行歌曲都是黎派音乐的传承。

　　当邓丽君的甜美歌声乘着中国改革开放之风飘进大陆，新一代年轻人以为流行歌曲来自港台。他们不知道早在20世纪末，黎锦晖就开创了中国的爵士时代。“黎派音乐”造就了三四十年代老歌的花样年华和电影流行音乐的世纪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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