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唐小平的“幸福悖论”

　　“别的医院很多病人都是自然来的，人老了没法不去医院。但是传染病可不同”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广州

　　在2217名中共十七大党代表中，像唐小平那样把AIDS和SARS作为工作对象的，恐怕就他一位。

　　唐小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十七大广东代表团成员。

　　可以把很多标签贴在他的身上：博士、海归、教授博导、传染病专家、抗击SARS英雄、艾滋病防治专家、十大杰 出青年、全国劳模、党代表……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检索他的43年人生，还可以换几个关键词——SARS、AIDS和病毒性肝炎。

　　SARS：让WHO专家为中国人赞叹

　　2003年2月1日，癸未羊年第一天，作为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院长，在这一天，他收到的不 只是同事们的祝福，还有第一例SARS病人。

　　到2月11日，在院的SARS病人数达到了150多人的高峰。

　　2月13日，医院开始出现第一例医务人员发烧。

　　到2月19日，一个星期之内，20位医务人员先后病倒，几个医生自己都用上了呼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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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院长和新闻发言人，他要面对病人、同事，还有上级部门的询问，以及外界的质疑。

　　4月22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成员、全美著名的传染病专家、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马奎尔博士到广州 考察，首站就选择了广州八院。

　　马奎尔博士当时作为WHO中国专家组组长。随行的翻译对很多医学名词都不熟悉，曾在美国留学两年的唐小平干脆 直接用英语汇报情况。

　　“本来按照安排那天下午他还要去看另外一家医院，他不去了，他说：‘我在这里已深受感动，要在这所医院多看一 下。’他那一下午都在八院。”唐小平讲述。“我有意刺激他，说你要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光听还不行，你应该到我们的病房 去亲身体验一下。当时心里就想一定要把这里的一切通过他们展示给全世界，我们有理由得到WHO专家的认可。在我的激将 下，他真去了病房，也是第一个进入SARS病房的WHO专家。

　　“在SARS病房，马奎尔博士看到了病房高速旋转的风扇，他说感觉非常舒服，穿着隔离衣的他先说凉快，接着说 感到有些冷了，说明病房空气对流情况是很好的，他把这一措施称作‘创举’。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措施，控制了医 院感染。在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在操场上对数十名记者说：‘他们(医务人员)每一个人都是英雄，都应该获得一枚勋章。’ 当时由于还不明确SARS病因，我们的宣传部门可能是太紧张了，生怕他讲不好的话，拉着他赶快离开。实际上他讲的全是 好话。他还说：‘我深深地被这里的医务人员的人道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这间医院以这么小的规模(我们医院的确不 是很大)在短时间内收治这么多的有高度传染性的病人，医疗救治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忙而不乱，而且除这些SARS病人 外，还有那么多其他病人，没有发生交叉感染，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医院都很难做得这么出色。’很可惜，当时许多赞美的话都 没见报，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听懂。我当时真想当场翻译，但没被授权，我不敢啊。现在想来还真是后悔，错失了一个很好的 宣传机会。 ”

　　作为政府指定的首家收治医院和最后的“集中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是收治SARS病人最早的医院之一，也是 收治病人最多(400多名)、收治时间最长的医院。

　　有趣的是，2006年3月，唐小平来到美国马里兰大学短期进修，期间给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学研究所和传染科作 一个SARS的专题报告，介绍广东2003年SARS的流行和救治情况。台下有人攻击他说，中国能处理好SARS问题 ，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人们的自由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唐非常生气，举出中国有切实可行的《传染病防治法》，病人被隔离是法律规定的，也是享受充分治疗的。

　　就在双方争论时，最后一排一个秃顶的教授站起来，激动地说：“唐，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曾在你们医院呆了四个 小时。”

　　“哇，我定神一看，原来是马奎尔！我脱口而出：‘Whatasurprise(真意外)！Whatasmal lworld(世界真小)！’在我们热烈握手后，他在众多的美国人面前，把他2003年在八院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讲了一 遍，对我们的抗SARS工作作了高度评价。那时，我真是很开心啊！”

　　和艾滋病人吃饭从不用公筷

　　唐小平是肝病专家，方向是病毒性肝炎，1997~1999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方向也是丙型病毒 性肝炎及以腺相关病毒为载体的基因治疗研究。

　　回国后，唐小平发现作为一个传染病医生，再把目光只盯在肝炎上是不够了，而且，现实也让他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 到了艾滋病的防治上——“那个时候，艾滋病现象可以说相当严重了，我们是政府规定的传染病防治医院。我们不处理谁处理 ？但是既然归了我们，就一定要做好！”

　　他先后组建了艾滋病病房、研究室及艾滋病关爱中心——红丝带之家。广州八院的艾滋病专科，已成为广东省特色专 科和广州市重点专科、卫生部艾滋病临床医师培训基地、国家临床药品试验基地、其收治的艾滋病人数在全国各大医院中名列 前茅。

　　他还参与制订了我国“艾滋病诊断与治疗指南”和“国家艾滋病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等国家级指南和部分艾滋 病法律法规。

　　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对面不到20米的住院部二楼就是艾滋病专科，在走廊上他能看到对面阳台的患者，他会主动打 个招呼。他说：“艾滋病患者对医生的感情，是其他疾病患者难以想象的。艾滋病患者天天生活在恐惧、孤独和绝望之中，对 他们来说，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可信赖的人。”

　　他和艾滋病专科的同事们会和病人一起吃饭、聊天，尽可能在消毒水的味道中营造温馨轻松的氛围。

　　他说：“跟艾滋病患者在一起吃什么其实不重要，关键是要让他们体会到关爱和接纳，所以，只要是艾滋病患者请吃 饭，我会排除万难赶过去，而且和他们就餐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用公筷。”

　　一个传染病院院长的“幸福悖论”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每到这一天，都会有媒体来八院进行例行性的采访。唐小平发现，自从他们接手艾滋病 房之后，每年的12月初病人都是出奇地少，这让他感到无奈。

　　对他来说，当一个传染病医院的院长，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幸福的悖论”——“我们和疾控中心的工作越好，病人就 越少。病人越少，我们的收入就越少。别的医院很多病人都是自然来的，人老了没法不去医院。但是传染病可不同，我们的最 大目标当然是因为没有病人而关门。”

　　传染病医院的特殊性质让他们的工作带有了更大程度上的公益成分。作为一个院长，唐小平又要直接面对全院老小的 吃喝问题。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传染病医院的医务人员纳入财政供养体系，这样我们才能把精力更集中在传染病的专项防 治上。传染病的最大特色就是不定期集中爆发，像现在我们受财政扶持的比例和综合性医院差不多，都是20%左右，生存的 压力对我们太大了！”

　　“我希望政府能够把传染病院纳入公共卫生体系来管理，实行全额拨款，这样就解除了传染病医院生存及传染病工作 者的后顾之忧。从事传染病工作，一个是苦，一个是累，一个是脏，而且风险大。但是如果你喜欢挑战，你就会爱上这一行。 搞传染病这么多年，也有人问过我：有没有后悔？不后悔，现在你叫我改行，我才不愿意呢。”

　　学医的人都知道“金眼科、银外科、勉勉强强干内科、千万莫进传染科”。唐小平选择了传染科，一干就是21年。

　　谈及当年的选择，这个中年湖南人显得非常实在：“1984年我本科毕业于衡阳医学院，结果工作分配到了怀化山 区的一个厂医院。干了几年，为了有更大的舞台，我就想考研究生，但正好那几年教材更改，我们图书室里面就只有微生物学 和传染病学的新资料。我想传染病就传染病吧，于是考到了中山医科大学传染病学，哈哈。”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早出晚归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平时最大的休闲就是能打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