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合作共赢而执政

　　本刊记者 赵灵敏

　　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社会阶层利益分化的过程。在一个利益分殊的时代，执政党如何处理与 各个社会阶层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也关乎市场经济和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因此，从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执政党十四大到即将召开的十七大，党章修改都是会议的重要内容。十五大修 改党章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十六大修改党章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特别是强调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原来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增写“同时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十七大的党章修改也将体现

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把党的十 七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写入党章，说明经过15年的探索和调整，执政党处理与各个社 会阶层的关系的基本思路确定在为各阶层的平等发展创造环境，寻求一种各阶层合作共赢的新格局上。

　　承认一个现实

　　工农联盟的思想是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而在中国，工农联盟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 ，伴随着共和国的诞生和发展。

　　到了今天，工人阶级(包括劳动知识分子)和劳动农民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工人 阶级客观上已经出现了“雇佣化、贫困化、弱势化、分散化”的现象。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革，使产业工人的经济 地位全面下降，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劳动环境日益恶化，劳资冲突加剧；绝大多数农户则分散经营小块土地，处于无法规模化 经营和采用先进技术的困境。进城务工者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相当恶劣。

　　工农在党员中所占比例，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 %下降到31.7%。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众所周知，在今天的条件下谈政 治权威的合法性，通常是指普通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正像温家宝总理坦承的：“当前社会最突出、尖锐的矛盾，就是党、政 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紧张，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两极分化。”无论从苏联还是东欧的 剧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事实，那里的执政党是在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垮台的。从这个角度看，如何提升工 农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是执政党的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但是，提升工农地位的出发点归根到底不是因为他们是领导阶级和党的先锋队，也不是出于对他们过去一段时间所受 损失的补偿心理，而是因为他们是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和农民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从世界范围看，工农 阶层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中下层的地位。在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充分发育的社会，人们甚至可以看到工农往往还成为被特殊 政策保护的部分。以中国的实际，在未来，产业工人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和农民农业劳动者的地位恐怕会延续下去，但他们的数 量基数决定了，没有这部分人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就无从谈起。

　　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在针对一些人鼓噪的自由放任政策时指出：“你不能把一个因常年带镣而跛脚的人放在起跑 线上，然后对他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同别人竞赛了。”显然，除了宪法规定人人平等，还必须有一系列照顾弱势群体的政策 和措施。

　　要调整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制度设计更为根本。中国的贫富差距走到现在，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些政策的失误，不 能仅仅看成偶然因素的结果，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这种情况下，自上 而下地赐予一些优惠政策、释放一些善意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赋予工农阶层在维护自身权益时能切实有效加以使用的权利。 以此观之，要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赋予他们和资本集团谈判的权利要比直接规定最低工资是多少来得长远有效；要改善农民 的困境，继续明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肯定也比简单的访贫问苦来得实在。显然，前者更为根本，也更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目标。

　　新兴社会阶层日益庞大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2007年2月13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专访时透露，包括私营科技企业老 板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六类人，目前 约有5000万之众，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高达1亿5000万人。

　　这批被执政党称为“新社会阶层”的人绝大多数是党外人士，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聚集了中国大部分高收入者，数 量不断扩大。

　　一个客观事实是：1992年私企业主中党员占13.1%，2000年上升到19.8%，2002年则是29. 9%，因此可以说，从2001年起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只是对一个事实晚到的承认。

　　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私营企业主首先是农民和没有职业的个体户。这些人可以称为“草根型”私企业主。到了1989 ~1992年，出现干部、知识分子“下海”办私营企业的第一个高潮。这期间原来的干部、专业技术人员、职工已经占到开 业业主的多数，他们可以称为“下海型”私企业主。同时期因为开业的原始积累与资金已经越来越困难，农民开业的数量相对 减少，个体户做大了成为私营企业的比例也开始下降。

　　到了1998年以后尤为引人瞩目的新现象是出现了原来的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的转制，转制的这一批老板和原来的 老板有很大不同。在转制的老板中，从2002年的数据来看，党员占50%；他们成为私营企业主时现成的资本规模比原先 那些老板开业时的资本大一倍，他们从一开始就跃过了私营企业的原始积累阶段。这一批新老板跟原来社会上一般认为的私营 企业主不是党员、社会地位不高跟权力处于交换关系、管理水平比较低等形象完全不同。

　　新的社会阶层入党的问题在理论上并不是一个难题。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史来看，工人阶级政党不可能完全由工人 阶级组成，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初期非常强调工人成分的马克思，也并不排除小资产阶级成分和其他社会阶层入党，只是他 强调了两条：一是这些非工人出身的党员要无条件地改造世界观，二是这些人的入党以不能把他们的思想带到党内、影响党的 性质为前提。

　　就我国而言，建党初期的党员很多也不是工人。到了根据地，工人很少，只好发展吸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 。当然，吸收这些人入党也并不是无条件的，共产党一贯强调：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要改造各种非无产阶 级思想，要进行世界观、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之后，修改后的党章同样规定：入党者要符合党员 条件，入党后还要加强思想教育。这和共产党历史上的做法是一致的，并无僭越之处。况且，执政党要驾驭市场经济，与时俱 进，就必须把懂经济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在社会阶层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今天，执政党显然别无选择。

　　在6月28日结束的全国省级党委换届选举中，16个省级党委有统战部长被晋升为常委，达到全国31个省、市、 自治区的一半以上。

　　当党的决定最后要形成国家的大政方针时，它就必须要兼顾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它的权力过分偏向社会哪一阶层， 就意味着其它各阶层利益受损。只有让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平等规则下谈判博弈，也许才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人 间正道。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阶层的所得不是以另一阶层的所失为前提；贫富差距不可避免，但人人过着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 称的有尊严的生活。我想，所谓的“

和谐社会”，也许就是如此吧。

　　警惕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西方社会普遍把官僚化看作现代世界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认为官僚化及其伴生物官僚主义是复杂的社会经济运行所 必然带来的弊端。马克思则认为任何官僚政治都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

　　在前苏联等国家，革命非但没有缩小官僚权力，反而使新的官僚机构以更大的规模，更强有力的职能获得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形成的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公认的人数在300万左右。他们享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特权，却丧 失了共产主义信仰。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 的胜利、马列主义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

　　当许多人为苏联解体痛心疾首时，苏共的官僚特权阶层肯定是不悲痛的，因为苏联共产党已经成了“唯一一个在自己 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据俄科学院社会学所1995年的调查，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有74%～ 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

　　由于国家组织系统掌握着整个社会的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拥有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在资源配置中处于明 显优势地位。他们并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他们可以控制或支配一部分生产资料。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在资源配置中处 于明显优势地位，一旦发生权力腐败，将主导整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阶层的堕落和合谋，进而造成社会腐败。

　　传统的观点认为，共产党的最大敌人是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利益和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前 苏联解体已经表明，官僚特权阶层是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这种利益甚至可能和党、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在必要的时候，他 们甚至会为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叛卖党和人民的利益。中国的情况尽管和前苏联有很大不同，但前苏联的演变还是有许多值得 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然，在现阶段的中国，官僚特权分子只是干部中的少数，而且执政党在打击贪污腐败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上不遗余力 。但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现象：在远华案，因为官商结合，中央有关部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突破口。在处理陈良宇 案过程中，中央派出了庞大的队伍，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多的精力，才使问题得到解决。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意涵， 人们不能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