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论争同命同价

　　陶红泉死亡赔偿金二审改判，披诸媒体后，再次引发人们关注。“愿同命同价不再成为新闻”，媒体上又掀起新一轮对第29条司法解释及所谓“同命不同价”的批判。实际上，早在今年元旦，广州律师周玉忠就已将他的批判付诸行动，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寄出一份快递，请求对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行法律审查。他认为，该司法解释造成同一事故中“城里人比农村人命金贵、同命不同价”，在客观上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且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应予以修改或废止。

　　对这一做法，律师阵营内部也有不同观点，江苏无锡律师周缘求随即发表批驳文章，并在“中国律师网”等网站与持相反意见者进行交锋。如今双方谈起这一话题，仍是针锋相对。

　　“同命同价”是个伪命题？

　　周玉忠(广州律师)：我自己代理过十几起相关案子，以前大部分都是按农村标准来判，现在广东这边的法院开了一个口子——只要你是农村户口在城市打工一段时间，一般就按城市人来对待了。但我在博客中也提到，这是一种伪 “同命同价”，没有实质上的进步。进城一定时间的农民才能享受城镇居民待遇，难道那些留守农村的农民，就比进城农民命贱吗？

　　周缘求(江苏无锡律师)：这不是命贵命贱的问题，“同命同价”实际上是个伪命题。我认为这是舆论没有正确导向。死亡赔偿金，就是一个财产赔偿，也就是死者预期收入的赔偿——编写这条司法解释的法官，在他们自己写的书里面，是持有这种理论的。农村人为什么赔付少，是因为你的收入本来就低，生活成本本来就低。

　　现在只看到人们质疑城乡差别，却没见人质疑“上海人比安徽人金贵”。实际上，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都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

　　挑战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周玉忠：有人认为，一个城市人的生活成本肯定比农村高嘛，这个司法解释很合理啊。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看法。他们没想到这个问题挑战了我们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挑战了宪法的权威，挑战了社会各阶层接受的心理底线。我认为它违宪，所以才给全国人大上书。

　　我也承认在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平等，但这条司法解释，是明目张胆的在法律中写入了不平等的条款。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工进城、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很多户籍意义上的农民一直在城市求学、工作和生活，却为什么不能享受同样的赔偿待遇？

　　周缘求：我不客气的说，这种说法没进行客观的法律分析，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和道德的指责。实际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体现在精神损害方面的统一赔偿。至于财产性赔偿，在美国也没有统一的数字，而是每个案子根据具体施害过程和赔付能力来计算，高达上千万美元的赔偿都有。

　　死亡赔偿金不涉及“同命同价”的道德问题。一般老百姓会有这种误解，但一个律师，作为一个法律人，不能这样用道德的大旗来误导大众。

　　是否应该以户籍为划分标准？

　　周玉忠：无论如何，不能把户籍当作唯一的标准和参照物。如果用户口作标准，是不是说一个年创造财富几千万的农民企业家，还不如城里一个不干事的人的生命有价值？

　　周缘求：用户籍来作为判断标准，的确不合理。死者的收入是多少，就应该是多少。为什么最高法院当时会出台这么一条司法解释，因为城乡收入有差别，城乡居民的生活成本不一样。但现实中，人们的生活千变万化，用户籍来作为收入的判断标准，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很可能跟实际收入情况有较大差别，不合理性在这里。

　　是否该确定全国统一的死亡赔偿金？

　　周玉忠：死亡赔偿金理应看作精神赔偿，应该参考《国家赔偿法》，跟国家赔偿金一样在全国确定一个统一价格。

　　周缘求：那种一刀切只能是错上加错。不合理，也不可行。第一，现实中人们的生活和收入千差万别，第二，一个全国统一的价格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一刀切究竟切多少才算合适呢？很多人把理想化的问题，放到实践中来讨论，非常荒谬。

　　我认为，既然是对死者预期收入的赔偿，就应该按照他生前的实际收入来计算，而不应当按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来划分。就是说应该一案一议。现在只有两个标准——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往这两个框子里装，可能跟你的实际情况有巨大差别，但你也只能认了。我主张的个性化操作方式要更合理，当然也会大大增加司法成本，也可能会孳生一些司法腐败，但完全有可操作性。

　　按实际收入来计算，就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假如比尔·盖茨在广州遭遇

车祸，撞死他的人可赔不起。收入畸高畸低的情况确实存在，如果撞死了一个亿万富翁，赔得起吗？如果撞死了一个流浪汉，就不需要赔钱了吗？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最高和最低赔偿限额。比人均收入高很多的，最多也按3倍计算；没有收入或收入极低的，可按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这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实际上在其他很多种类的赔偿中，都有这种最高和最低的限额。

　　呼吁“同命同价”是误导大众？

　　周玉忠：今年的上书没有回音，以后还会上书。我不介意继续为中国

邮政事业做贡献，只要同时我能为法治进步做出哪怕一点儿贡献。有人说我是在作秀，实际上我想做的，是激活违宪审查这个程序，这样人们才会对宪法抱有更多的敬畏之心。

　　周缘求：是的，我对他的行为提出了辛辣尖刻的讽刺和批评。我当然认为他是在作秀，其实作秀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律师不能这样不理性。这种“上书”实际上是以简单粗暴的“同命不同价”的道德指责，来遮蔽对法理的细致分析，只会误导大众。我在“中国律师论坛”连续发表了7篇批评他的文章，有人跟我争论，但大多只是情绪的发泄和道德的指责。

　　表面看来，我的观点在道德层面站位不对，但从理性角度来说是正确的。我也早就听说最高法院要对这条司法解释做一些修改，当时我在看到“律师上书人大”一事的报道后，还有些义愤填膺，因为舆论压力使一种错上加错的观点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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