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的为与不为

　　蒋梦麟在北大的“为”，把握了北大的航向，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奠定了基石。而他在西南联大的“不为”，则成就了三校九年的“强强联合”，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合作的一个缩影

　　★ 本刊记者/言咏

　　蒋梦麟，从1919年代蔡元培掌印北大，到1930年出任北大校长，再到1937年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而成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这番书写浓墨重彩。

　　“对本国文化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易”

　　蒋梦麟1886年出生在浙江余姚蒋村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在旧式家塾中启蒙，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父亲觉得家塾的教育是不够的，就把蒋梦麟送到离村约40里的绍兴府，进中西学堂。这年蒋梦麟11岁。

　　这是蒋梦麟最初接触西方学问的地方，他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而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

　　也是在这里，他遇到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蒋梦麟入学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辞去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回到故乡绍兴，应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这是蔡元培任职于新式学校的开始。

　　蒋梦麟后来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20多年后，蔡元培因五四运动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南下。骑虎难下之际，蔡元培采纳其同乡，时任北京医专校长的汤尔和的建议，让早年的学生蒋梦麟先返京代其掌校。

　　蒋梦麟1903年考中秀才。1905年9月，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此时蒋梦麟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自费去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最后获得博士学位。1916年离美回国。

　　蔡元培认为绍兴中西学堂主要人物有四:马用锡、杜亚泉、蒋炳、胡道南。1900年，杜亚泉因在校中与蔡元培一起传播新思想，与校董会发生冲突，与蔡同时离开中西学堂。

　　到了1919年，留美归国的蒋梦麟，与杜亚泉因为“何谓新思想”这一问题，发生两个来回的论战。杜亚泉说：“现时学时髦的人，对于旧习惯，不论是非善恶，都主张推翻，说这个就是新思想，所以‘张冠李戴’‘卖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赠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

　　蒋梦麟则说：“我说现在的‘新思想’是指一个向进化方面走的态度……求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就是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彼时，蒋梦麟已经有了在“新思想”上的新伙伴——在哥大期间，考取庚款赴美的胡适也在此求学，他们都师从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蒋梦麟与胡适私交甚笃，在后来蒋梦麟主政北大期间，胡适一直是他的重要合作者。

　　在美国

　　上世纪20年代，他代理北大校务，十分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绩。把《科学概论》作为所有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理科各系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评议会”与“选科制”

　　蒋梦麟在北大的功业，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代蔡元培任校长开始的。此后的中国，稍有良知的教育家，都面临夹在顽固强硬的政府与热情激进的学生之间的困境。

　　蔡元培离京，北大的校务委托胡适等人负责主持。胡适在内外夹攻中疲于应付，深知蔡元培与蒋梦麟关系非同寻常，致函蒋梦麟劝驾。7月14日，蔡元培约蒋梦麟自上海到杭州，一起游览花坞。雨起，蒋梦麟与汤尔和留下晚餐。蔡元培在餐会上接受汤尔和的建议，决定由蒋梦麟代表他前往北大主持学校事务。

　　蒋梦麟一行从杭州北上抵达北大，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不过，与其说是欢迎蒋梦麟，不如说是欢迎蔡元培。在北大毫无根基的蒋，此时只是蔡的影子。

　　当时北大有些教授认为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黄炎培的人，担心江苏教育会对北大的野心而反对蒋的到来。初上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说，他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然而，就是这个“按印子”的人，从1919年到1926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且长期担任总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经历过五四辞职风波的蔡元培，更加主张“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本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构想，蒋梦麟具体实施建立新的行政组织，其中评议会为北大首创。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立法机关，会员中包括由教授互选而产生的教授代表，目的是让教授有参与学校治理的机会。

　　由蔡元培提倡，蒋梦麟贯彻实施而得以在北大出现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之风，在日后的西南联大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研究西南联大历史30多年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就认为，西南联大不能说是“空前”，因为它接受的是北大蔡元培的影响，也受到清华、南开的影响。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开始，1919年后渐趋成熟。北大在此项改革上也可算是开“风气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采用这种制度。

　　杜威的教育理念强调个性的发展。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是杜威教育理论当年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直接影响之一，而胡适、蒋梦麟、陶知行等这批杜威门生对此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现年86岁的何兆武先生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这回觉得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

　　“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级读普通课，学分都承认，所以转就比较容易。”何兆武说。西南联大学生当年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辞旧聘新”与民主意识

　　1930年，蒋梦麟受蒋介石之聘，再次回到北大担任校长。经过军阀连年混战的摧残，此时的北大已经是一个“烂摊子”。

　　由于经费拮据，教授四处兼课，往往一人每周兼课到40小时。北大外文系主任温源宁，名气大，在五个大学有兼职，钱钟书就是他在清华兼课时的学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形容那段时间“教授根本就没有心思教书，比早几年下海还厉害。”

　　蔡元培曾经倡导的评议会，此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成了借民主谋私利的地方。为了自己的“饭碗”稳定，评议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

　　重掌北大的蒋梦麟，对原有的体制做了调整。最大的变化在于，把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来，强调层层分工，各司其职，校长的权限有所增强。他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

　　曾经一手创办的评议会被取消，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针对教授兼职过多的现象，他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待遇，规定在他校兼课者薪金较专任者少，兼课时数较多者，则改为讲师。同时改变过去教授第二年续聘后无任期限制的办法，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二年。

　　蒋梦麟上任，曾对胡适等各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请新人，你们去做”。 蒋梦麟后来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胡适)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表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

　　在这段时间，一批旧教授离开北大，如著名史学家、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1932年辞职，改就广州中山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林损的被解聘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林损写信大骂蒋梦麟和胡适，后来还把此事张扬到媒体，成为北大的一段“公案”。

　　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再加上辞旧聘新，打破终身教授，蒋梦麟被一些北大教授批评为“门户之见”，甚至“独裁”。

　　“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价。

　　30年代北大教授依旧受校方极高礼遇。钱穆回忆可见一斑，“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下，蒋梦麟得以聘请最好的教授。他主持北大后第一次聘请的研究教授共15人，理学院包括丁文江、李四光等8人，文学院包括周作人、徐志摩等5人，法学院包括刘志易等2人。

　　蒋梦麟一贯不主张学生参加政治运动，认为这是“中国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来负责任的必然结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应该有安心求学的权力”。在蒋梦麟担任校长的7年里，北大只发生过一次值得记载的学生运动。

　　“蒋梦麟来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新北大的气象就出来了，建了新图书馆，新宿舍。”马勇说，“这七年之中，蒋和他的团队把握着北大的航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为后来的北大辉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西南联大的“无为”和退出北大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入昆明，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蒋梦麟以北大校长身份任西南联大常委。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然而，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在马勇看来，蒋梦麟的不争，更多的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顾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蒋梦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绝不人云亦云。”

　　蒋梦麟在联大的无为，最终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他最后被排挤出北大。1944年，即将复员北平的北大，开始了一场“倒蒋举胡”的风潮，蒋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蒋”的一分子，他们希望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来当校长。最现成的理由是，蒋梦麟随着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而担任了行政院秘书长，而1929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亲自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