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02日13:25 中国新闻周刊

  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会场外的校史展览中,梅贻琦占据了开篇部分,展板上有关他的这段介绍文字已经成为传世佳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本刊记者/罗雪挥

  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中西合璧真君子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

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

  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王帽”与有荣焉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

  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自由探讨之风盛行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中间立场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讲演,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两岸清华校长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

  他依然属意教育。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 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2007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举行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会场外即是校史展览,梅贻琦占据了开篇部分,与蒋南翔并列——后者自1952年起任清华校长14年,展板上,关于校长梅贻琦的这段介绍文字已经成为传世佳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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