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

　　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会场外的校史展览中，梅贻琦占据了开篇部分，展板上有关他的这段介绍文字已经成为传世佳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本刊记者/罗雪挥

　　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中西合璧真君子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

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马约翰教授降格为“主任训练员”。梅贻琦到任后，则给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师同等的职称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华发展为“体育大校”。

　　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

　　“王帽”与有荣焉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

　　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自由探讨之风盛行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中间立场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讲演，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两岸清华校长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

　　他依然属意教育。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 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2007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主楼报告厅举行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会场外即是校史展览，梅贻琦占据了开篇部分，与蒋南翔并列——后者自1952年起任清华校长14年，展板上，关于校长梅贻琦的这段介绍文字已经成为传世佳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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