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月期”中的利玛窦

　　传教士和中国朝廷的“蜜月期”在康熙后期就画上了句号，雍正朝更全面禁教，中国的大门自此紧闭一百多年。

　　撰稿／钱亦蕉(记者)

　　明末清初，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不像清末的传教士那样，可以凭借特权和强权来传教，用金钱和财富收买教徒。他们，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只能试图利用温和的文化力量，说服代表上流社会的士大夫入教。中西文化的交流是这种传教方式的副产品。

　　中国古代有两次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的过程，对以儒家为中心的封闭知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第一次是伴随佛教东来的印度思想，第二次是16世纪末随基督教而来的西洋思想。

　　利玛窦的适应策略

　　在利玛窦之前，创立于1534年的耶稣会教士多次试图进入中国传教，但屡屡受挫。大明帝国以老大自居，封闭保守，将他们拒之门外。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普遍认为西方天主教文化高于亚洲文化，要求中国信徒彻底拉丁化，他们自己不会说中国话，对中国历史也知之甚少，更不懂中国礼节。不久，耶稣会上层意识到了这种隔阂，开始改变策略，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成为学习汉语的第一人，随后利玛窦也被安排来澳门，与罗明坚一同学习汉语。

　　为了接近中国人，利玛窦不仅说中文，写汉字，而且生活也力求中国化。利玛窦初到中国时，“剪发髻，披袈裟，以示弃俗之意”，装束“颇类僧人，故时人称神父曰西僧，或番僧”。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中国与印度、日本很不一样，和尚的学问和地位都远远低于士大夫。为了接近士大夫阶层，利玛窦放弃使用“和尚”的称呼，从“西僧”变为“西儒”。在服装上，原来像和尚一样剃发剃须的利玛窦蓄起了须发，正式服装也从袈裟改成了宽衣博带的儒生装束。

　　要在中国传教，首先要取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必须吸收当地文化，迎合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借重当地受人敬仰的先哲的言论，以证明新的教义与故有的先贤遗训并不冲突，可以融合。利玛窦认为：儒教就是中国的一种教派，中国人以儒教治国，有大量文献。于是他埋头研习儒家学说。明朝人宽衣博带，喜欢在大袖口里藏书本文具，利玛窦的袖子里藏的“袖珍本”，既有《圣经》，也有“四书”。据说，利玛窦能将“四书”倒背如流，他还将其译成拉丁文，准备向西方传播儒家文化，同时用作耶稣会士学习中文的教材。

　　明朝人喜欢“雅集”、“讲会”，利玛窦就和大家一起坐而论道；士大夫喜欢“天文”、“地理”，利玛窦就给大家画地图，演示仪器。他真诚地尊崇和赞美着儒家学说，本人又博学多才，因此找他来“谈学问”的中国士大夫非常多，其中不乏朝廷高官，徐光启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沈一贯、叶向高、韩爌、郑以伟、刘宇亮等。这些人的官职多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之类。利玛窦在中国的成功成为其他传教士的榜样，在那个时代，西方愿意赞美东方，东方开始学习西方，东西方之间开展的是一场平等的“知识大交易”。

　　长期在中国的利玛窦发现中国的读书人“重文轻理”，重视人文学术，轻视自然科学。他决定采取一种“扬长避短”的两面策略：在中国，他采取“补儒”策略，把宋明儒家讲求的“象数之学”，用西方学者擅长的“自然科学”加以补充；在欧洲则大力推介中国儒家，把孔子当作“哲学王”柏拉图，把“四书”、“五经”当作“人文主义”学说，介绍给渴望“政教分离”的欧洲人。利玛窦的两面策略，客观上造成了17-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格局：欧洲人从中国输入儒家“人文精神”，中国人则从欧洲进口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基督教文明。

　　进口“科学技术”

　　16-17世纪，欧洲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以上流社会感兴趣的西方自然科学作为“敲门砖”，除了《圣经》，他们还带来很多被中国人视为“奇技淫巧”的玩意儿，如自鸣钟、西琴、地球仪、天球仪、罗盘、日晷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来自威尼斯的光学玻璃制品，士大夫统称为“西洋镜”，其中有化妆镜、放大镜、望远镜、近视眼镜等。能把阳光分成七色的三棱镜令人称奇，利玛窦把三棱镜作为进贡礼品，万历皇帝称之为“摩尼宝石”。

　　利玛窦用汉语撰写各方面书籍，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和思维方式，他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几何原本》，引进了西方自古希腊而来的逻辑思维和用“公理”、“定律”确切证明命题的数学方式。后来康熙把《几何原本》收入了朝廷“御撰”的数学百科全书《数理精蕴》，并在序言中说：“《几何原本》数学，乃度数万物之根本，天文地理之源流也。”“几何”学的地位可谓登峰造极。

　　在天文、地理领域，利玛窦也有很大贡献，他带来的《万国坤與全图》展示了欧洲大航海的地理发现和精妙的绘图技巧。在他那份措辞恭谦的奏疏中唯一提到愿意贡献于朝廷的，就是他“深测其秘”的西洋历法。帮助中国人制定新历法的工作，最终是由另一名传教士汤若望完成的，汤若望后来成为钦天监的第一位洋监正，他还帮助清廷制造了望远镜、圆规、天体仪、星高机、日晷等观象仪器，并绘制了总星图。

　　除了自然科学，多才多艺的传教士们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艺术。利玛窦是中国宫廷的第一位外籍音乐教师，他带来了古钢琴，献给皇帝《西琴曲意》，教太监们弹奏8首配上中文歌词的钢琴曲。利玛窦等人还直接培养了中国最初的西洋画家。当然，在绘画方面，为中西交流做出最大贡献的还是郎士宁，他一开始就是作为艺术人才引进中国的，根据皇帝的命令学习中国绘画，并首次将中国笔法和西洋写实画风加以结合。他还大力传授西画理论，教授了大批中国学生，编写透视学方面的专著《视学》，使得西洋技法在宫廷中迅速普及。

　　西方汉学

　　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明，同时也把他们理解的汉文化输回欧洲。耶稣会士们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作品，涌现出一批汉学先驱。罗明坚在华期间就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利玛窦在遗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也深入讲解了儒家学说，金尼阁是第一个将翻译好的儒家经典在欧洲刊印的西方人。后来的传教士们继续翻译“四书”、“五经”，并且把孔子和他的思想介绍到西方。

　　在历史地理方面比较集中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教士是卫匡国，他的《鞑靼战纪》介绍了清兵入关、明朝灭亡的过程，史学价值很高，并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1654年他完成了《中华帝国图》的绘制，1655年他的《中国新图》出版，收录了1张中国全图，15幅分省图，被西方学者称为“地理学上的里程碑”。

　　传教士们介绍中国文化的努力，中学西传，使得17-18世纪在欧洲形成了“中国热”，诞生了一批汉学家。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一方面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文化都相当熟悉和热爱，另一方面与中国最高统治者对传教士的优容态度也分不开，其中由以康熙皇帝贡献最大。

　　康熙在位60余年，对传教士采取容留和利用的态度，与传教士关系密切，有时甚至十分亲近，比如南怀仁。康熙出巡时，常常带上传教士，不离左右，对他们也颇为信任。这或许与康熙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自诩为当朝数学第一有关。康熙精力过人，学习刻苦，不仅数学水平颇高，还跟传教士学过天文和西医，接触的西方文化，包括西洋文字、音乐、哲学等，相当广泛。他不仅自己学习，还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编辑《律历渊源》一百卷，其中的《数理精蕴》对中国数学发展影响重大。康熙还派传教士出使欧洲，带去很多中文书籍。

　　当初利玛窦适应中国国情，尊重士大夫和平民的祭祀习俗，不反对“敬孔”和“祭祖”，后来康熙帝将此称为“利玛窦规矩”。这不仅使得传教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处于平等融洽的态势。在利玛窦之后的一些传教士，如金尼阁、汤若望等，也都遵从这种规矩，但是教会中也有不少人反对，特别是罗马教廷的反对，直接造成了后来的“礼仪之争”。传教士和中国朝廷的“蜜月期”在康熙后期就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