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级官员党校求学记：学习重点很特别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实习生 方可成

　　从官员到学员

　　在中国什么地方，司机开车最小心？

　　一位外国驻华记者的答案是：中央党校。

　　这位记者告诉南方周末，他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发现在中央党校里司机开车明显让着行人。“因为他们知道，行人中说不准有中共中央未来的总书记。”

　　声名显赫的中共中央党校(以下简称“中央党校”)，位于北京西郊。

　　在党校大门口传达室，来访者必须递上有效证件，报上要找的人名，待工作人员电话与对方确认通过后，领得一张通行证，交与大门警卫查验再次通过后，才能踏入大门。如要进入其他建筑楼，通常还须经过这栋楼警卫的查验。

　　每年有大量的地厅级和省部级官员在这里学习。他们住在不同的楼里，但省部级官员的宿舍楼的查验更为严格。来访者报上省部长姓名、房间号，门卫须向楼上的领导核对请示后，方能放行。

　　进入这里学习的中共中高级官员，也处于被“隔离”状态。带秘书乘座驾都不被允许，无正当理由不得缺课，请假必须经过批准。党校大门晚上11点准时关闭，超过11点进校必须登记。

　　“就算没出去做什么坏事，谁也不愿自己的名字老出现在晚归的记录簿上。”一位学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完成从官员到学员、从个人生活到集体生活的转变，是中央党校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曾任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的张虎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90年，他担任省部班的教研组长，当时除了学习，还给省长部长们安排了课余劳动，“每个人都得打扫院子”。这个班上的人，有的现在已是政治局委员。

　　现在的省部级宿舍楼房间里的闹钟固定7点半叫醒。据知情人士介绍，服务员每天早上7点半会准时按门铃送水，“吵得你根本无法再睡。”不过，对一些学员来说，远离烦琐的日常政务、到中央党校学习也是他们一段难得的“休息时间”。

　　踏入中央党校校门第一周，每个官员都将接受一次闭卷的“摸底”考试，考的就是马列基本理论。

　　每个周一到周四上午，八点半到十点半，是学员们的上课时间。中央党校七个教学部门的教员分阶段教授某个班次，例如党建部在地厅班讲党的历次重大会议、党建历史、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等课程，接着由社科部的教员讲授民族宗教理论、社会学、干部领导艺术等课程。下午一般是自学或讨论时间，不安排教员授课。

　　中青后备干部班的平均年龄，在45到50岁之间。他们一进校便拿到一份马列经典的基本书目，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列经典，要求三个月内全部读完。

　　对学制一年的中青后备干部班，中组部有专人参与各节讨论课，全程观察学员表现。据中央党校另一位教授称，曾有学员因课上表现不佳，学期未满就被中组部叫停学习，“这对那个人的政治前途是毁灭性的打击”。

　　据统计，中央党校的中青班学员已有三分之一晋升省部级。

　　在这里，各级学员们还要观看细节披露更加详尽的腐败案警示片，参加文化汇演、重温革命经典，高唱“我们在太行山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这里是接受教育最直接的地方。”一位中央党校的老学员说。

　　前任校长胡锦涛曾着重强调，无论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到了党校都是学员，都要按学校的规定和要求进行学习。这也是中央党校自建校以来不变的要求。

　　“中国的前途与这些人密切相关”

　　“中国的前途与这些人密切相关。”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和中央党校的很多教员一样，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学生。

　　近二十年中，他看着曾坐在下面听课的学员成了更高级别的官员，有的升至中央要员；但也听到极个别学员被“双规”、沦为阶下囚的消息。

　　教了近二十年党史，谢春涛的压力越来越大。谢春涛说，有些官员的党史知识非常丰富，国内外的很多书都看过，这令他感到吃惊。

　　几位中央党校的老教员都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从中央党校复校以来，学员素质的变化很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学员，很多只有初高中学历，现在的学员多数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据统计，研究生学历占了30%以上，有些官员还是其所在领域的专家。

　　谢春涛说，十几年前讲讲基本史实就能满足学员的需要，现在不单史料得新鲜，还得讲出有深度的观点。一句话，得讲出对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有用的东西。

　　对比十几年前，现在的官员不仅仅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还得直面矛盾丛生的改革深水区。今年发生的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山西黑砖窑等事件，无不把当地官员推到公共危机的风口浪尖。

　　2003年SARS以后，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的靳薇教授申请开设了“公共卫生与社会危机”的全校选修课，受到学员们的强烈关注。第二年，教务部门把它安排为地厅班的课程，由晚上改为白天授课。

　　对比十多年前，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很多官员文化素质不高，党校除了教授马列经典之外，还开了历史、地理课；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如何欣赏歌剧、外交礼仪等课程。

　　学员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针对性的案例教学受到他们的欢迎。每学期都有班次以讨论案例的形式授课。有一次谢春涛让学员们讨论1959年庐山会议转向的教训，“大家讨论党内民主、党内监督，都谈得很开，很深入”。

　　谢春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接触的官员对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理念都有普遍的认同，在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这点上比较一致，分歧主要在于怎么操作、步子该迈多大。

　　二十多年前，这些话题在学员间有不同程度的分歧。当时有学员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干部可以办企业，还因此跟老师们争得面红耳赤。

　　“学员是党校的上帝”

　　“学员是党校的上帝。”靳薇说。作为官员之师，中央党校的教员们面临着非同一般的压力。

　　每次课前，坐在下面的省部长、市长拿着教务部发的教学评估表对教员的教态、理论观点表述等逐项评分。

　　省部级的学员往往比较宽容，中青班和理论宣传班的学员思维最活跃，对老师也最挑剔。曾有人在课堂上强烈反对老师意见，最后把老师轰下去，这节课这位老师只拿到100分中的37分。也有人因为老师的一句话不对自己口味，把老师告到教务部。

　　在目前的评分体系中，满分10分，低于九分就是教学事故。事故发生后，教研部将召集有关教员开会总结教训，讨论如何整改。

　　谢春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校每学期结束时都会公布学员对教员授课的评估分，教学评估简报发到各个教研部、室。他们教研部也有规定，教员教学评估分低于各班平均分的，将被暂停在该班讲课。“竞争相当激烈，要是排名落在别人后面，面子上也过不去。”他说。

　　沈宝祥教授介绍，评分是这几年实行的新措施，他在党校任教期间，还没有这么严苛的评价机制。

　　除此之外，讲课的分寸也不好把握。“课堂有纪律”是教员必须谨记的诫条。这五个字在中央党校有特殊的含义：讲课的内容不得有违中央的基本精神。

　　要做到这点并不难。“这里的老师对中共执政理念是认同的，关键在讲课的艺术和策略。”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徐祥临教授说。

　　但是，在中央党校教书，容易陷入非“左”即“右”的评价。学员中也有两极化的情况。有人思想开放程度超乎教员想象，也有人动不动讲阶级斗争、上纲上线——曾有课上，一个班的学员分成两“派”，唇枪舌剑争论激烈，以致老师无法正常上课。

　　也有学员更愿意选择保留自己的想法。一位上过中青后备干部班的学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中组部的人在，说话也不一定非得很谨慎，有时敢说话的人反倒容易受到提拔。

　　不同级别间的官员，少有交流的机会。地厅级官员和省部级官员吃饭也在不同的餐厅，住宿在不同的楼里，一些省部级干部学习结束后便回到北京住所。“除非上级找我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否则很少会碰到一起。”一位教育系统的厅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当时的教育部长、现任国务委员陈至立也在省部班进修，陈至立就曾召集教育界的学员，了解有关情况。

　　学员们来自各个地区和省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学员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同一话题，他们常有不同方向的思考。

　　靳薇教授对此感受很深。有一次她讲包二奶在艾滋病传播上的危险性，某经济发达地区的学员立即反应：“包二奶嘛，包住了就没有危险了。”一次课后，甘肃的学员找到她说，原以为靳老师讲包二奶艾滋病防治是为了教育他们的个人行为，听完才知道是为了公共卫生。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