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讨论有时像在吵架

　　“县委书记的讨论，有时像在吵架”

　　靳薇说，官员们来到党校，很少打官腔说套话，往往有啥说啥。一次课上，她做了个测试：一份治艾滋病的药，该给五个艾滋病患者中的哪一位：性工作者、家庭主妇、同性恋律师、卡车司机、吸毒青年。

　　一位湖南公安系统的学员说，谁都不应该给，因为这些人都罪有应得。说到同性恋律师，这位学员更是义愤填膺：“律师还搞同性恋，知法犯法，更不该得到药。”

　　对于学员们的直言，谢志强也有同感。他说，很多市县一级的官员来到中央党校，环境变了，没有上级压着，讨论起来比较自由。“县委书记的讨论有时像在吵架。因为他们敢说，掌握的具体情况多。”很多县委书记跟谢志强说：“有些问题我在这里就是放开说了，回去之后就没什么说的了，就是怎么做。”

　　直接、开放、敢言是中央党校的传统。20世纪70年代，“真理标准讨论”从这里发源，随后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全民族。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定了“四不”原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虽然“课堂有纪律”，但“研究无禁区”，允许思想观点充分表达为历任校长所倡导。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来到中央党校，除了感叹校园漂亮之外，还没想到中央党校教员、学员的思想这么解放。

　　大门逐渐打开

　　1985年，靳薇刚到中央党校，这块地方在“地图上找不到，查号台问不着。”那时中央党校还是个标准的保密单位，有严格的保密要求。

　　今天，中央党校的门已经逐渐敞开。在这里受训的官员们，有机会接触“欧风美雨”的熏陶。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央党校和国外很多研究机构、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学员出国考察也是中央党校课程中的重要内容。2001级中青班学员、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就在学期后半程去了趟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接见了他们，在那次考察中，他们还参观了新加坡的议会，采访了每周一次的议员接待日活动。

　　胡锦涛担任校长期间，开始有外国学者到中央党校讲学。

　　2005年6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

　　彼得皮奥特到访中国之前，就通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办事处的有关人员向中央党校的靳薇教授联系，说他想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讲。靳薇通过向上级层层汇报，最后得到校方的支持。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都参加了那次讲座。

　　当然，即使是现在，对很多中外政要、学者来说，想叩开中央党校的大门、登台演讲，仍非易事。

　　这所特别的学校，不仅在外国人眼里有特殊的能量，对于中央部委官员来说，来中央党校做一次讲座，可能比开几次全国电话会议更有利于落实某项工作。

　　这里，每周五上午都会照例举行全校性大讲座，国家部委领导、国家领导人来到大礼堂，除了介绍国内外形势以外，他们也是来求得各级官员的理解和支持。

　　企业家也期望来此吸收能量。十六大以来，中央党校对外培训中心向民营企业家开放，一度引发各方热评。一位民营企业老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同是镀金，“去北大清华读MBA和到中央党校上过课，那大不一样。”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