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今年8月，深圳的一些中小学展开了清退代课教师活动。这些教师往往在一些学校代课接近或超过10年，在《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前，这些教师被校方解除合同。

　　无独有偶，LG也对一批为其连续工作5到10年的员工不再续约，理由是公司的业绩不好。一些小公司，也开始逐渐清洗自己单位的“十年元老”。

　　北京某电视台近半年进行了幅度很大的用人制度改革。过去的台聘、部聘、组聘被统一变成了台聘和企聘两种方式。过去未签约的电视台各栏目组临时工有数千人遭到清退，一切非台聘人员都要和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约，然后被该公司派遣到此电视台工作。

　　尽管该电视台人事部门强调，人力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年，只是在最近加快了脚步，仍然有媒体认为它此举正是为了规避即将生效的新法。

　　在该次清退中离职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临时工表示，离岗的时候他被告知受一次偶然事件的影响，本电视台不再用临时工。

　　他没有拿到补偿金。“我知道有的栏目组，无论自己辞职还是被老板开走，最后一个月工资都拿不到。”这些临时工理论上并不存在，长期以来，他们的工资不用工资卡，而是用发票报销的方式换取现金。现在该电视台要用劳务派遣的形式来规范用工制度。

　　劳务派遣也是许多外资企业常用的一种方式，沃尔玛长期利用这种方式在中国实现用工。最近沃尔玛采购系统也进行了裁员。

　　10月22日，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在中国位于深圳、上海、莆田、

东莞的四个分部，全部下达了裁撤令。总数超过1200名员工中，将分批次裁掉约200人，比例超过15%。沃尔玛的公关说：“此次裁员,是沃尔玛全球采购办公室优化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并非只针对中国。”

　　对于西方一些跨国大公司来说，裁员会特别谨慎，除了遵守当地法律之外，保持公司尊重人的形象也是非常必要的。一般是给出“N＋1”至“N＋3”的经济补偿，N代表在该公司连续工作的年数。

　　英特尔公司的补偿标准是工作年限加3之和，乘以平均月工资。除了补偿外，被裁人员还可以申请转到英特尔其他部门，此外英特尔为裁员员工专门请了专业服务公司，帮助他们寻找猎头公司和新的工作机会，教他们掌握新技能，帮助裁员员工度过这段离职期。

　　在《劳动合同法》生效后，N+1将成为所有在中国经营的中外企业的义务。但在新法生效之前，一些企业还在利用最后的合法手段摆脱一些他们眼中的“包袱”。

　　劳动合同法：企业的紧箍咒？

　　-本刊记者/张雄

　　此前，《劳动合同法(草案)》曾创造过一个史上之最。2006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热情的公众总计提交了191849份意见。其中大部分来自个人和国内的行业团体，也有一些来自外国公司。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主任李援说，这是历届人大常委会法律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收到意见最多的一次。

　　“此后再没有第二次就该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因为争议实在太大了。” 一直关注此法的北京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志刚向《新世纪周刊》说。

　　忧心的企业主

　　《劳动合同法》起草始于2004年，其时正值母法《劳动法》颁布10周年。10年间，企业形式和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劳动争议纠纷大幅度增加。据劳动保障部的统计，1995～2006年的12年中，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13.5倍，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加5.4倍。

　　劳动争议案件中的核心，便是合同问题。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一次全国劳动法执法检查，发现中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的签订率更低。

　　该调查还显示，60%以上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是短期合同，大多是一年一签，有的甚至一年几签。

　　“劳动合同短期化的主要原因，是用人单位试图通过短期劳动合同，最大限度地自由选择劳动者，并减少因解除劳动合同而应向劳动者支付的经济补偿。但是对于劳动者来讲，没有长期稳定的合同，就缺乏稳定安全感。”杨志刚说。

　　劳动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郑尚元告诉《新世纪周刊》，很多西方国家的劳动法规定，固定期限和非全日制员工合同属非常态。《劳动合同法》力推无固定期限合同，有利于保证劳动者的稳定感。

　　从起草到颁布，新法饱受争议的最大原因就是企业要为员工担负更多的责任。这部将于2008年新年实施的法律，让不少企业主寝食难安。

　　河南省一名赵姓企业主公司做得红红火火，用他的话说，他有个患难与共的团队。

　　“员工们都非常卖力，我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我觉得签不签劳动合同，对我的员工并不重要。说句心里话，我也不知道企业能存在多久，我与员工多签几年有啥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我总有一种授人以柄的感觉，如果有员工拿着这个合同去告我，我还咋在圈里混？”面对采访，赵先生一脸苦衷。

　　赵先生说，一旦签订了劳动合同，就要负责缴纳员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金。他宁愿每年给员工发5000元左右的红包，而员工们也很高兴这样的做法。赵先生表示，像他这样做的企业并不在少数。

　　相比于国内企业，在华外资企业“入乡随俗”式的违法用工更易成为媒体注意的焦点。分析人士称，新法可能导致的用工成本增加，亦会对其在华投资策略产生影响。

　　在全国人大收到的外国公司提交的意见中，时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的杨森称，“严格的规章”可能会增加生产成本，由此“迫使外国公司重新考虑是否在中国进行新的投资或是继续开展业务。”

　　“社会要发展，劳动力成本必然要上涨。中国人已经当了30年廉价劳动力，还让继续这么廉价下去不大可能了。”郑尚元说。

　　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向《新世纪周刊》表示，新法可能会对一些生产型企业造成影响，不排除有外资将生产基地转移至印度东南亚等劳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但另外一方面，这对‘中国制造’来说可能是件好事。以前国外老说中国是血汗工厂,原因大多归结为中国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不够。《劳动合同法》的出台顺应时代潮流，在国际上理应受到欢迎。”王辉耀说。

　　新法超前于时代？

　　有评论称，《劳动合同法》对资方要求过于苛刻，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这是一部超前于时代的法律。

　　“我看根本不存在超前的问题，”郑尚元说，“当下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仍是严重供大于求。正因如此，国家要出台这样的法律保护劳动者。否则企业主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非法用工。”

　　但在资方看来，新法偏重于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难题或许会很快摆在企业主面前。

　　华为辞职事件后，国内大公司的HR(人力资源)专员立即成为记者热追的对象。媒体希冀从他们的口中获悉企业应对新法的举措。多数HR对此保持了沉默。“台湾那边的老板还没发话，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一位台资IT企业的人事专员告诉记者。

　　“为什么一定要说‘对策’呢？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好像我们对新法挺抵触的。”田一(化名)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了，她是北京一家外资企业的人事部经理。在这个拥有数千名员工的生产型企业里，暂时并没有类似华为或者沃尔玛裁员的消息流传，一切看起来风平浪静。

　　尽管事先声明了不透露公司及自己的姓名，田一仍习惯于用字斟句酌的口气去小心谈及新法下劳资双方的博弈。“我们公司在用工问题上向来循规蹈矩，劳动力成本一直就不低。”对于华为的做法田一表示理解，但她认为在一夜间成为众矢之的“没太大必要”。

　　“新法能不能产生作用在于它能不能执行到底。从员工的角度来讲，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权益是什么，但他们也很明白，一旦拿起法律来维权的话，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田一说，职工中敢于向资方叫板维权的主要有两种人：有很老的资历、不愁后路的以及陷入绝境的人。

　　新法中规定，对于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未犯重大过失者，公司无权辞退或不再续约。田一说，对于公司管理者而言，有时会很难判定员工的“重大过失”，而这一点很可能被上述两种人“恶意利用”。

　　“公司愿意营造一种氛围，你好好干，都会得到好的发展。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有员工大错没有小错不断，老请病假，你又没法不批。但是这能算‘重大过失’吗？法律的实际效果和预期效果总会有很大的距离。”田一认为，新法对公司运营提出了“很大很大的挑战”。

　　羊毛出在羊身上

　　《劳动合同法》是否会提高企业的用人成本？这是所有企业主都在盘算的问题。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劳动合同法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说：“如果你是一个守法的企业，这部法律不增加企业的劳动成本；如果是一个违法侵犯工人权利的企业，那么劳动成本将大大增加。”

　　信春鹰还表示，一个企业最终的利益和效益一定与其守法成正比。

　　在劳资矛盾升级催生新法的大背景下，对号入座的多数企业主注定要重新计算人力成本。

　　“新法不大可导致来工作机会的减少。” 杨志刚说，“该用多少人还是得用多少人。至于成本是否会提高，还是那句老话：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增加了清退员工的成本，它还可以降工资。企业主总是有办法的，毕竟是资方市场。”

　　(实习生熊巧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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