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耕地锐减 建设用地仅存50余万亩

　　疯长的工厂，瘦身的耕地

　　本刊特约记者 傅学里 发自温州

　　今年，温州下辖县级市瑞安市传来的一条消息震惊了浙江省高层：4月4日凌晨1点，瑞安市一位副市长带着几十台拉着沙石的工程车以及推土机来到陶山镇霞林村，突击填埋掉100亩水田，并用催泪弹驱赶试图阻止的村民。

　　“中央把土地管紧，地方官员就急得跳起来了。” 不久前，一位浙江经济学家受邀到瑞安给机关干部讲学，闻知这起事件后愤慨不已，“太出格了。”他告诉记者，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高压之下，包括瑞安在内的温州地区，建设用地供求矛盾非常突出，特别是工业用地供地不足，严重挑战了“土地+资金=GDP”的传统发展模式。

　　数字显示，2003年以来，温州GDP增长速度连续排在浙江省最后几名，2003年倒数第一名，去年是倒数第二名。征地难和供地不足已经让温州执政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2003年的一份政府报告如是记述：“我市的供地率在全省比较低，全市有近10万亩土地已征而未能供地。”

　　饥渴之下，200多人的霞林村总共100多亩耕地中被两家企业征去100亩水田，而当村民阻拦企业破坏耕地，副市长毅然亲自出马，试图打破“征而未能供地”的尴尬局面。只是事与愿违，此事被媒体曝光后，两家企业被迫停止施工。后来，村民们状告村委会“非法转让土地”被迫撤诉，他们便在覆上一层沙石的耕地边搭起简易房，日夜守卫——意在阻止企业进场施工。

　　撇开霞林村村委会是否“违法转让土地”这一纠纷不说，副市长亲自带人填埋耕地这一具体行动可以称之为“2007年之怪现象”，背后展现的深层矛盾不能不令人忧思。

　　不断缩减的耕地

　　“土地是这儿的稀缺资源，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在温州采访，记者不断从官员、企业家以及当地同行那里听到这个“著名论断”。工业用地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越来越尖锐”。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是，2002年瑞安一个县级市的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相当于15个霞林村的征地量)，而工业用地需求却达到1万多亩，市郊的地价高达每亩25万元，远远超过当时上海郊区及苏南地区的地价。

　　如今，温州城区的工业用地拍卖价高达200~250万元一亩，而且是“定向供应”。

　　眼下，温州市政府推行“企业大型化、产业重型化、资金外向化”新政，促使土地资源迅速向大企业集聚。譬如，“全国‘十大锁王’中的温州六巨头强强联合组建集团公司，温州市政府一下子批地200亩，其他企业都羡慕死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

　　被政府青睐的大企业还有，温州本土企业精良集团获得70亩优惠价格土地，温州籍商人邵联勤的服装企业上海斯尔丽获50亩优惠价格土地，“这就使得中小企业在温州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周德文号称“温州最忙的人”，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有中小企业找上门来，请他帮忙找政府批地，但是“能帮忙拿到地的微乎其微”。

　　企业主们抱怨发展无空间，而“土地瓶颈”则是温州执政者的口头禅。

　　最近几年，温州每年的建设用地规模在1.7万亩左右，依此规模，21世纪的头10年需占用耕地面积在22万亩至27万亩之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000年时温州全市耕地面积不过253.2万亩，10年间将近1/10的耕地被占用。此前，从1978年到1995年，耕地净减40.96万亩，年均减少2.41万亩。

　　整个1990年代的10年，温州工业化和城市化齐头并进，市中心鹿城区和龙湾区的耕地保护率仅为40.1%和52.9%，东南丘陵市郊牧野田园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笔都”、“中国印刷城”、“中国鞋都”等工业厂房。

　　“经济猛兽”困在土地的笼子里

　　消逝的耕地背后是一个经济增长奇迹，也是一个城市化大跃进的样本。

　　1984年4月，时任温州苍南县钱库镇委书记的陈定模毛遂自荐到一个名叫龙港的地方当首任镇委书记，当时他面对的是一片荒凉的港湾和5个冷落的小渔村。这个镇委书记好胆子，他发动农民造城——谁愿意出3万元人民币，谁就可以进龙港镇建新屋，就可以有一个龙港镇户口。结果，短短10天内，就有2700家专业户申请落户，“家家办工厂，户户闻机声”，掀起农村工业化的浪潮。

　　10年后，当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龙港镇考察，龙港镇已经是闻名全国的“中国第一农民城”，在费孝通的笔下，我们得知，建镇之初的龙港镇“路不平，灯不明，水不清”，人均收入307元，但到1994年全镇面积已经从7平方公里扩展到58平方公里，纵横街道54条。

　　“现在每年创造10亿元以上的工业产值的龙港人，要把‘第一农民城’变为‘农民第一城’，这个词序的改变，预示着中国农民在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更大作为。”当年费老判断说。如今，龙港镇已经发展成一个23万人口、年产值近100亿的现代化城镇。

　　可以说，龙港浓缩了“温州模式”的基本特征。起步于家庭工业和个体经济的温州正是通过发展“小商品，大市场”式“小狗经济”，一跃成为中国重要的轻工业生产基地，温州甚至一度定位为“国际性轻工城”。然而，小工厂林立的温州，“成也轻工业，败也轻工业”。

　　温州的产业基本上集中在服装、皮鞋、箱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低加工度的制造业结构上，“低小散，依靠规模取胜”的轻工业在21世纪初遭遇了土地瓶颈，2003年以来温州GDP增速下滑，2004年上任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诊断出三大症状：一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二是要素难以为继，三是环境承载难以为继。在这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市，所谓“要素难以为继”，其实就是土地资源匮乏，供地不足。

　　“企业发展非常困难，工厂急需扩大规模，但是根本拿不到地。”温州市瓯海区民企老板康和平(化名)近一年来一直愁眉苦脸，手中的制造企业急速膨胀，年产值已经超过2亿，但厂房依然挤在2亩多的地里。他甚至动用了区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去“活动”，至今新厂房的用地仍未有下落。据说，连奥康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也得不到土地供应。

　　企业规模大了(至2006年底，已有498家年产值过亿的民企，其中31家超过10亿)，“胃口”也大了，每年省里下达的1万多亩用地指标犹如杯水车薪，成千上万家企业等着政府供地。

　　温州就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经济猛兽”，而这个笼子的名字叫“土地”。

　　2004年宏观调控后，“土地”更成为制约温州发展的最大“瓶颈”，目前温州市可用于建设的土地只有50余万亩左右，有人推算，10年就会全部用完。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