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与稀缺并存

　　如何既不占太多耕地，又能保障工业化进程中的用地需求？这是一道摆在温州执政者面前的现实难题。“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腾笼换鸟’的话，温州经济就没有出路。”王建满看得很清楚，他开出一个名为“腾笼换鸟”的药方。

　　王建满上任半年后，温州市统计局专门成立课题组，调查了242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的用地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工业园区作为产业积聚的主要基地，不仅土地利用率和产出低下，而且土地浪费严重。温州全市到2004年底共建成10个工业园区，但至今园区内仍有43%的土地没有开发。工业园区内累计开发土地面积共计39.7平方公里，其中已建成投产面积只有22.8平方公里。有些中小企业一家就圈占几十亩乃至上百亩，珍贵的土地被闲置和浪费了。

　　“土地资源供给不足和土地使用集约程度低的问题并存，工业园区低水平发展问题仍较为突出。”温州市统计局的一名官员表示。

　　数字显示，温州全市园区的工业集中度只有18%，每亩产值只有147万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深圳、上海等地的高科技园区，每亩土地的产值已经超过6.67亿元。此外，温州的工业园区厂房绝大多数是一层，二层很少，三四层基本没有。这些厂房占用土地面积超过3万亩，但建筑面积不足1.5万亩。

　　这就不难理解，温州执政者会开出“腾笼换鸟”药方，其核心就是追求土地的亩产值，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我们的构思是把产值低的企业迁走，让高产出、高附加值的企业搬进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温州市委宣传部一名官员解释说。

　　不过，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产业升级之路，非行政干预所能达成。正如这名宣传干部向记者所介绍的，几年前，政府给一些大企业批了很多地，结果这些企业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壮大规模，但大量土地已被企业控制在手里，政府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到达温州第一天，记者拜访了一名“富二代”——民企接班人，他父亲经营着一家年产值超100亿元的大企业，27岁的他直言不讳：“我们家除了厂区的200亩土地，还有储备用地(具体数量则不愿意透露)，否则现在在市区根本拿不到这些工业用地。”他还告诉记者，不久前他的一个朋友把手里的200亩储备地转让出去赚了1200多万元，“有些人千方百计拿到土地后，不盖工厂，土地紧缺，只要放着就赚钱。”

　　目前，温州一共拥有30多万家中小企业，全市工业总产值95.5%、80%的税收是中小企业创造的。眼下，不少中小企业都处在扩大厂房扩大生产规模的历史阶段，结果遭遇了土地瓶颈。

　　为此，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专程前往日本考察，在土地资源紧缺的日本，周德文看到了一种独特的工厂，“日本人向空中发展，像盖高层

　　温州市政府采纳了周德文的建议。去年6月，正式下文推行标准厂房建设，计划5年内建成100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在温州龙湾滨海园区，记者看到了正在建设中的标准厂房。据悉，今年11月以前已经建成20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政府已经规定，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原则上只供房，不供地。”周德文介绍说，以圈地发展的模式在温州已经没有任何空间。

　　然而，标准厂房的建设步伐远远跟不上温州企业求土地谋发展的速度，企业外迁已经成为进行时。10月，周德文带领温州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上海松江区，令温州企业家们振奋的是：“松江区当场批1000亩土地给一个温州老板，这在温州简直是天方夜谭。”周德文介绍说，温州企业外迁每年2000家以上，保守估计投资额在200亿元以上。

　　“庙小装不了大菩萨。”一名温州籍民企老板对记者说，“造成温州民资和民企外流的最初动因真的是供地太少。”当然，土地稀缺背后意味着土地成本居高不下，周德文甚至认为，温州的工业用地成本已经不适应中小企业发展，制造业外迁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土地指标交易所

　　“腾笼换鸟”，建设标准厂房，围海造地……为了解决建设用地供求矛盾，温州人做了种种探索和努力。关于围海造地，记者在温州听到一种议论：如果浙江省不批建设用地指标，造出来的11万多亩新增建设用地还不是闲置？

　　环视整个浙江，处处呈现建设用地供求矛盾的局面。数字显示，预测浙江省到2010年各项建设用地需求量为14.95万公顷，需要新占用耕地9.49万公顷，而同期国家下达给浙江省的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为6.67万公顷，供需缺口达到2.83万公顷。在这种情况下，供地不足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瓶颈。

　　温州如何突围？这是此次造访温州，记者常常发问的一个核心问题。

　　瑞安市副市长陈林大胆向记者描述了一个构想：设立一个“农地转用指标交易所”，在中央控制土地利用总量包括农地转用总量的计划管理模式下，各省市的农用地转非农用地指标是按照户籍人口和土地面积来核算的，结果“越穷越大人口越多的省份指标用不完，而发达省份可能不够用，正好相互调剂”。

　　根据这位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生的构想，如果农地转用指标可以交易，则温州可以跟其他省市购买指标，然后温州占用耕地搞工业，卖出指标的地区农地转用减少，在全国范围内依然可以实现年度耕地保护总量平衡。

　　在陈林看来，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因为有产业集群优势，在温州一亩耕地改搞工业，可能抵得上内地某些地方100亩搞工业，而且卖指标的地区拿到温州的钱“可以补贴农业也可以搞工业，或者干脆补发教师工资”，美好前景是：内地大批农民可以迁往温州等发达城市转化为产业工人，由此内地农业生产可以实现规模化。

　　问题是，温州的农民答应吗？因为这将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温州农民被驱离土地，被迫成为“失地农民”或者被迫成为“产业工人”，这种人为的工业化以及城市化，会否是建立在牺牲一两代农民利益的基础上？

　　或许，温州人应该回到现有建设用地的框架内，深耕每一亩土地，让每一亩土地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和财富，这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