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中部地区期待“试验田”

　　经过东部沿海试验获得外向型发展经验后，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获得更多的基于本土资源的内生型试验经验，这一背景下，中部“试验田”呼之欲出

　　自今年6月份“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后，热闹了一段时间的国家试验新区之争沉寂下来。但是，11月初，一个消息不胫而走：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国家发改委报国务院待批，以探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发展之路。

　　消息传出，正值十七大报告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之际，因而引起广泛关注：中部两大中心有望被纳入“先试先行”的国家试验区视野，这是否意味着区域协调发展将步入纵深推进的攻坚阶段？

　　“四大雁阵”的总体布局

　　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

　　自2006年“中部崛起”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中部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成为最后一个战略板块；在驶向市场一体化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中，这也是“承东启西”的关键板块。完成最后一个“集团方阵”的排兵布局，一个“四大雁阵”比翼奋飞的区域协调发展壮观蓝图日渐呈现出来：西部在大开发中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由传统资源时代向产业时代挺进，普遍驶入加速增长的轨道；中部6省承接和对接产业梯度转移，在承东启西中谋求崛起，意欲挥别“不东不西”的尴尬；东北3省则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昭示出“老工业巨人”重振雄风的气概；东部更是志在将“率先发展”进行到底，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演绎出凤凰浴火重生的新版传奇。

　　尤其在东北、西部和中部欠发达区域，中央政府加大重点领域的投资倾斜，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环境，提高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些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东部沿海地区依托自身的经济基础，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继续保持领先发展势头。

　　各个部门也在为扭转“东富西贫、南强北弱”的不均衡局面，谋求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各显神通：商务部推出“万商西进工程”，用3年时间推动万家境外和东部沿海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开展投资、采购和经营协作；交通部门规划到“十一五”末，中部各省与相邻东部地区间将至少建成两条以上的高速公路通道，与相邻西部地区间至少建成一条高速公路通道。

　　区际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互动又互补。一些地方政府以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建设为载体，调动各种资源扩大投资规模，包括以税收优惠和土地低价吸引投资，使得一些不具优势或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的区域，也形成较大的工业规模。与此同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合作全面展开。各地区出于增强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开始突破传统的制度性障碍，推进区域经济整合，发展各种横向合作。区际竞争促进各区域提高本区域竞争力，区域经济合作和生产要素大规模区际流动，增强了区际互动发展关系。

　　十七大报告中说：“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一描述，将一个互动、互补、互相促进的区域协调发展蓝图勾画得十分清晰。

　　中部需要“试验田”

　　四大板块的宏观格局已经形成，但是“四大雁阵”比翼奋飞还期待“领头雁”的带动。十七大报告再一次明确提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一描述，为区域协调发展指出了以点带面的“头雁带动”式路径。

　　回顾深圳、浦东的改革试验，无不是“一雁带群雁”、“一点带全局”的发展范式，并由此造就了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奇迹。而选择重庆和成都进行综合改革试验，无疑对西部地区探索城乡统筹发展也具有重要的试验意义。

　　实践证明，一个区域的发展需要有“增长极”，“增长极”的作用需要“增长核”来激活。“增长核”的作用越强劲，“增长极”的作用力度就越大。沿海地区的发展靠“增长极”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样需要“增长极”。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中部崛起研究中心主任吴永保说，推进中部崛起，关键在于以点带面，将最具综合比较优势的城市塑造成区域的经济中心，形成中部地区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功效的“增长极”。这就需要中部的中心城市率先发展，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发展高度上的提升、在功能辐射上的强化、在产业层次上的引领作用。在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已经将发展中部地区四大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突破口，作为发挥中心城市功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推进战略。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吴永保认为，对于市场化程度更逊一筹的中部地区而言，国家若能在中部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其在有关领域率先突破的空间，就等于在中部地区设置一块“试验田”，把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土地使用、财政、税收、投资等体制障碍；市场体系建设难以统一、社会资源难以整合、教育科技以及基础设施的区域共建共享的机制难以形成等问题，放到这块“田”中来试验，借助国家层面的力量化解城市圈建设中的体制机制瓶颈。

　　目前，中部6省都把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作为重要战略部署。如果中央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有助于中部“以点带面”局面的形成，并通过叠加效应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试验田”试什么

　　事实上，关于国家试验区的争夺已有时日。从2006年起，申请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呼声便不断从各地传出，范围涵盖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今年“两会”上，来自湖北、湖南、辽宁、海南等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吁请国务院在当地设立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专家们普遍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和建设，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使命。

　　试验区一直是中国渐进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更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推进改革的重要力量。因而，中部试验田试什么？成为国家战略考虑的根本问题。

　　湖北省社科院院长赵凌云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在中西部地区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试验重点肯定不同于东部沿海试验。事实上，中央在沿海地区进行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收获的主要是基于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外向型”经验，这些对于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固然重要，但基于本土资源开发的内生型改革与发展经验同样重要。

　　在新的改革阶段，需要将外向型经验和内生型经验结合起来。中西部地区设立国家试验区，应该是基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型与外向型相结合的改革试验，通过试验基本形成强化经济发展动力、缩小城乡和区域差别、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确保资源环境永续利用的理论架构和政策设计。

　　成渝综改试点今年6月获批，一个重要的背景是，重庆市3100多万人口中有80%的居民，城乡居民收入比为4:1；成都市1100多万人口中有农村人口600多万。较大的城乡差距，使两市具有与我国中西部省区相似的基本特点，因而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区，体现了内生型“探路者”意义。

　　国家发改委在中部地区选择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下一步国家层面综合改革试验区，也充分体现了内生型这一新的试验要求。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惟一的特大城市，在中部地区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功能。近年来武汉城市圈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已经形成，其带动辐射作用日益增强。而长株潭地区位于我国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三市具有天然的城市群资源，区位优势明显。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进行“先试先行”的改革探索，有利于明确城市圈内部各城市的职能定位，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动发展，提升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发挥中心城市的积聚和辐射能力，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权威人士指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是我国重工业和制造业集中的老工业基地，在这两个区域紧扣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有利于走一条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为全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发挥示范作用。

　　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善腊说，针对武汉城市圈建设中存在的差异大、产业结构趋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武汉城市圈的改革试验要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各项改革，力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城市化的路子。

　　据了解，近年来湖南、湖北两省均把城市圈发展作为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战略，两地在资源节约、环境治理、产业发展和公共设施配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进一步在更高层面开展深层次的改革探索创造了条件。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开展改革试验，将有助于破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提高中心城市的竞争力、辐射力和带动力，增强城市圈整体承载力，使城市圈真正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平台。(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皮曙初沈翀)

　　来源：瞭望

　　解析中部两大城市圈

　　中部城市圈试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