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猎人

　　浙江千岛湖畔的乡村里，人和野猪的攻守变得更加激烈。

　　从表面上看，这是山里人和野猪之间延续多年争夺生存资源的战斗。实际上，城市化正在消灭大量山林和耕地，野猪和猎人都被逼迫着在更狭小的场所作战

　　★ 本刊记者/陈晓(文) 刘震(摄影)

　　每年4至8月，61岁的塔山村村民邓荣清，只是一个普通老农。身材不高，小头宽肩，背有些佝偻，满脸灰黑色皱纹，有老山猫一样狡黠的笑容。安静地坐着，喉咙总会吞吐出低沉的咳咳。眼睛在没有阳光的暗处，显出浑浊的灰白色。

　　一入秋天，他就不再只是个矮小瘦弱的老人。

　　每年9月，政府规定的禁猎期结束，邓荣清会从淳安县里商乡乡政府领回猎人们寄存的枪支。全乡1万多人，一共40支猎枪。邓荣清说，整个乡里，他这把枪号933637的猎枪打的野猪最多。因为这个出色的战绩，他在县里拥有一些特殊身份，比如一张浙江全省范围内带枪狩猎的通行证。整个淳安县只有两张。

　　他从17岁开始跟着父亲和野猪作战。野猪是一种世代和山里人纠缠的动物。平时在深山里以树皮草根果腹。每年秋季，就到庄稼地吃精细的粮食。猎人和野猪的战斗一直没有胜负。每年都会从山上抬下几十具野猪的尸体，但每年庄稼地里，都会有野猪拱倒的庄稼，摧毁的粮食。

　　最近几年，这个位于浙江千岛湖畔的乡村里，人和野猪的争斗变得更加激烈。因为野猪正在增多。今年入秋以来，野猪泛滥的消息在山村里流传：每天晚上都有农田遭殃；鲁莽的野猪甚至在白天进入村民的后院，从厨房的窗口射击都能打到野猪。猎人们还赶出7只野猪的猪群，“我年轻时最多看到6只的猪群。”邓荣清说。

　　2007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浙江省林业厅、省公安厅组织开展以“为民除害”为主题的集中猎捕成灾野猪的专项行动。整个浙江省，有1000多个乡镇经批准成立了狩猎队，持有“两证”(猎捕证和持枪证)的猎手已近万人。

　　从表面上看，这是山里人和野猪之间世代持续的，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但现在有更强大的力量加入这场争夺——城市化正在消灭大量山林和耕地，野猪和猎人都被逼迫着在更狭小的战场上争夺。

　　猎人出发

　　从村庄步行到山里，沿乡村公路走大半小时。公路的一侧是政府的公益林，1998年后禁止砍伐。树木密密茬茬，掩盖了树林里的真相——山坡几乎是直壁，充满高过人头的锋利茅草，最适合野猪出没和藏身。

　　公路的另一侧是浙江少有的平地。尚未收割完的玉米、稻谷、红薯，都是野猪喜欢的食物。平地被连绵重叠的大山环抱。山色随远近不同，最远的暗蓝，是海拔1000米左右的千里岗山脉。山脉四周逐渐低下的广大丘陵地带，海拔一般在400米以下。从淳安县到附近的开化、常山、衢州，都是位于千里岗山脉以下的矮丘。

　　最低地方海拔110米，邓荣清的村子就在这个区域。

　　11月10日晚，从山里飘来一阵雨。雨后的第二天是打野猪的最好时机。野猪夜里吃完庄稼，通常会进山找个平坦草密的地方睡觉，一夜奔跑不会超过60里。

　　邓荣清身着迷彩服、迷彩帽、绿胶鞋，腰缠由麻绳和木板组合的刀鞘，插一把猎刀，扛上猎枪出门了。猎人轻装上阵，从不携带食物或水，靠山泉野果充饥。要打到猎物，就得和它们拥有一样的生存能力。

　　相同装扮的四位同伴，牵着七条猎狗在村口等他。乡里惟一一家猎物收购站的老板说，这是当地最强的狩猎队。年纪最轻的余振发和枪法最好的余小林是队伍中的“前锋”，他们要赶着猎狗满山追赶野猪，在发现它的第一时间狙击。于金龙负责追踪，找到野猪进山的路线。邓荣清和余光根都六十多岁，负责守坝。邓荣清把这个岗位形容为“第二线”。如果野猪躲过前锋和猎狗的追捕，他们就要等在野猪逃跑的必经之路上解决它。

　　他们在一起合作5年了。“我们就像兄弟一样，”邓荣清说，他是队伍中的老大。如果有人在打猎中受伤，猎物换来的钱就全给受伤的人治病。他们一起买了联网的电话卡，相互之间打电话不要钱。

　　多年在山林里和动物追逐，他们的技艺和装备都在不断更新。从前的土枪15分钟才能放一枪，现在猎枪一分钟可以放四枪。从前晚上打猎都是在准星上缠一根白色的棉条，现在可以带头灯打。从前用竹哨互通信息，现在换成了手机。

　　但一些基本原则没有改变。邓荣清的父亲告诉他：梅花鹿、穿山甲不打，因为对农民和庄稼没有伤害。豺狗要避开，它对着你叫你就会倒霉。而且它吃动物，对山里人有好处。打幼崽不经济，肉太少不好分。上半年一般不打猎，因为立冬以后动物的肉才好吃，野兔除外。进深山打猎，早上十点以前不能东问西问。

　　没有人能比猎人更了解大山的美妙。再过一个星期，他们会进入海拔约800米的深山里。站在山巅，云雾缭绕，植物像瀑布一样悬挂在峻峭的石壁上。

　　和这里相比，“千岛湖这边根本不算风景。”余振发说。他是队里最年轻的成员，今年40岁。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猎人们年轻时的身影：瘦小，精悍，好斗，喜欢在山林里游走。他的妻子比他小20岁。邓荣清说，因为喜欢自由自在，猎人们都很晚结婚。

　　最后的猎人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打猎是乡民和野兽争夺山林资源的手段，又像是场盛大的乡村集会。打到猎物，见者有份，上山围猎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成为一支二三十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在山里呼喝。邓荣清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猎手，出猎一次半个月，回来两手空空，打到的猎物早就被偶遇或跟随的村民分食干净。对一个家庭来说，“打猎的都是败家子。”邓荣清的老婆说。

　　但猎户因此赢得乡里人的“尊敬”。他们自称是乡里的“强者”。在乡村社会，面临土地、宅基地等家庭利益时，争夺总是很激烈。“没人能占我的便宜。”邓说。他曾经三次被选上村长，但他都不当。现在村里有什么大事，村干部都要来家里和他商量。甚至整个乡村社会的管理都是以他们为枢纽。邓荣清没有任何职务，但经常会有公安局、乡政府的人来找他沟通。“如果能管好我们，也就可以管住下面。”他说。

　　他们很可能成为最后的一群猎人。他们和野兽之间的角力出现了很多连这些“强者”也无法控制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威胁着狩猎的基本资源：猎枪、子弹、狩猎地带……

　　邓荣清家曾经有6支土枪。邓荣清带着两个儿子，一晚上可以打回好几只猎物。1994年，国家统一收缴农村自制土枪。1998年发放狩猎证，乡里每100个人中只允许2个持枪名额。

　　国家要求他们配备300块一个的铁质枪盒，装25发子弹的皮质子弹袋，围在腰间沉甸甸的一排。他们隶属公安局的保安科管理，公安局的人有时突然进村抽查：猎人们的枪是否锁在枪盒里，是否有给枪管上油、擦亮。他们每年上缴50块的林业资源费，30块管理费。

　　为了买到子弹，邓荣清要写好申请，去乡政府和派出所盖章，县公安局治保科审批，再到杭州市公安局开许可证和准带证件，最后才能在西湖边的弹药专卖店买到子弹。跑完所有程序，要在千岛湖镇和杭州市呆一个多星期。邓荣清总是一次买好三年的弹药，因为弹药靠调拨，并不是随时都有。今年杭州市西湖区的打野猪专项行动还没有落实子弹。浙江省民用枪支弹药调拨管理中心主任姜根旺告诉记者，狩猎行动将因此推迟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