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环保组织因身份与资金问题陷入窘境

　　“那天晚上杭州电视台播放节目说，我们那里污水不随意排放了，可是第二天我又拍到了随意排放的污水”，韦东英边说边拿出自己的相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展示了10月25日拍到的照片。韦东英是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镇的一个普通农妇，过去几年里，她用日记和照片记录了钱塘江畔的水质变化和污染情况。(详见本刊今年第12期《农妇韦东英的环保日记》)。

　　说这段话时，韦东英正在参加近日在京举行的“2007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下称“环保民间组织年会”)。本次年会围绕2007年度环境状况及公众参与状况、环保民间组织能力建设与工作领域拓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众多环保民间组织还共同发起了《节能减排 人人参与》的倡议。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环保民间组织年会”，韦东英说。和她一起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来自全国400多名环保组织代表和学者。在这里，韦东英第一次系统地接受了有关河流知识的培训，也第一次就河流保护等问题与多个环保民间组织交流经验。

　　“他们好多人和我一样，做了好多年也没结果，环境问题还是没解决。”尽管有些失望，但是在这次交流中看到的成功案例也给了韦东英希望。她也想像他们一样，让钱塘江污染问题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最终得以解决。

　　“推动环保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韦东英口中的“他们”是指像运建立一样的民间组织们。

　　运建立，环保民间组织“绿色汉江”的创始人。因为她的努力，湖北省

　　阿拉善SEE协会秘书长杨鹏代表组委会做年度报告时表示，“环保民间组织通过监督、调解、诉讼以及提供资金援助等方式，化解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矛盾，维护污染受害者正当的环境权益，起到了伸张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此外，环保民间组织还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发动公众参与。“26度空调节能行动”(下称“26度行动”)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2004年6月，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等6家环保组织联合在京共同发起了“26度行动”，倡导夏季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起初3个月，该活动只得到10家企业和两家使馆的承诺加入。2005年，该行动得到了全国51家环保民间组织的响应和支持；2006年，各级政府部门也开始加入进来。2007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要求所有公共建筑夏季室内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6度。

　　“26度行动由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规定，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环保民间组织功不可没。”在杨鹏看来，这也是环保民间组织一条非常健康的发展道路。

　　除了环境维权及参与节能减排等热点环境问题外，环保民间组织还在探索新的道路，即主动建言献策，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2005年，山西省生态经济学会组织专家和科技人员完成了“山西沿黄等典型区域经济研究”及“山西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发展研究”项目。这两个项目后来均通过了山西省发改委组织的专家评审，为山西省制定“十一五”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山西省发改委在《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也吸收了该学会专家参与调研编制的工作。

　　1994年3月，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环保NGO“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简称“自然之友”)在北京注册成立；之后，各地环保NGO发展迅速。2002年8月，14名环保NGO代表组成的中国民间代表队首次参加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与此同时，大量未通过注册成立NGO、只能以其他形式存在的环保民间组织也应运而生。

　　中华环保联合会2006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2768家，其中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有1382家；民间自发组成的有202家；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共1116家；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内地机构68家。

　　与此同时，环保民间组织也开始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自然之友原会长梁从诫及北京地球村创始人廖晓义均被奥组委聘为“特别顾问”。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也曾在多个场合与有关环保民间组织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支持环保民间组织的发展。

　　“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环保总局副局长周建在出席本次年会时表示，我国环保民间组织成长于群众之间，以维护公众权益为目标，近些年来发展良好，在开展环境监督、法律援助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联合政府和民间的重要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