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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钱连招呼都没打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8日15:51 新民周刊
先来了解一个法律词组：律师风险代理。 律师风险代理是指当事人不必事先支付律师服务费用，待代理事务成功后，当事人从所得财物或利益中提取协议所规定的比例支付酬金，如果败诉则无需支付。律师的这种收费方式在国外称胜诉酬金或附条件收费。从律师收费的实践看，胜诉酬金制度或曰风险代理制度已相当普遍。胜诉了，为有偿服务；败诉了，则为无偿，律师不仅不能取得任何报酬，甚至可能损失一笔不菲的前期投入。我国《律师法》没有关于律师收费的规定，1997年国家计委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也未涉及胜诉酬金制度及风险代理制度。由于胜诉酬金制度或曰风险代理制度有其自身的弊端，需要进行有效规范。(2007年6月29日北大法律信息网) 周立太告诉我，自2006年后，有关部门规定，中国律师事务所不得再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办理案件。 周立太第一次起诉被委托人拖欠费用的案件发生在2004年。当时的媒体描摹：被告刘某因工伤几乎双目失明，要求煤矿企业主给予工伤赔偿。在找到周立太之前，所有接待过他的律师都表示，不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受理案件要先收费后打官司。不采用风险代理方式，是因为“接触过很多打工者，确实是没有什么诚信”。周立太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受理了这个案子，收费额度定为20%。刘某对这个20%“表示异议”。可刘某别无选择，在合同上签了字。 周立太根据刘某伤残鉴定等级和他本人提供的月工资收入水平，将索赔金额定为32万元。周立太四处奔走，但刘某却与被告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接受了对方11.5万元的赔偿金。刘某解说的原因是：办理这类案子周期很长，一般都在3年左右；他最担心的是，导致他受伤的煤矿会在三五年内倒闭，真是那样，他将一分钱也拿不到。拿了11.5万元的刘某，与周立太“招呼没得一声”，悄悄地回到了老家。 刘某境遇凄惨。他受伤后，妻子离家出走，儿子只有3岁。回到家乡，刘某与家人分灶吃饭，孩子感冒了，“都没有拿一分钱出来，都是用我们(老人)的”。刘某这么做的“想头”是，“我现在就是靠那些钱，花了几万块，我还剩几万，我就是要把它藏在我附近的地方，我不会给别人知道的。即使法庭到时要强制执行，反正我是不会拿出来的。把我的儿子抚养成人以后，我就靠我的儿子来养我。” 周立太已经没有其他精力和可能来追问如此这般“主持下的调解”，同样倍感凄惨的他，将刘某告上法庭，追讨自己应得的律师费1.4万元。当时欠周立体律师费的民工，已有160多人，刘某是他作为“民工律师”告民工的第一人。周立太说：“我为什么选择他？这有两个因素。第一他在重庆，距离不远，诉讼的成本不大。交通费的成本不大，其他城市第一我要往返的差旅费比较高，增加诉讼成本。第二在重庆除了他也有类似的现象，我要通过他来震慑一些当事人。” 极端事件：2007年9月被“泼尿” 周立太在2004年起诉刘某的第一个民工欠费案件，几乎代表并包括了后来他遇到的同类案件的所有特征。 因工受伤、为索取赔偿的民工，在行政仲裁不能调解双方要求和条件的前提下，到社会商业经营性质的律师事务所，寻求法律援助，欲以打官司的方式赢得自家“养命钱”。这位民工踏遍能够受理案件的法定地域，在大街小巷呼天抢地：谁来帮帮我呀！得到的回应是：先拿钱来！ 在“为什么全中国只有一个周立太”的质问里，这位民工在周立太的风险代理委托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与其说这是没有选择的无奈，更准确地应该讲，受伤索赔者是将孤注一掷的希望，寄托在了周立太的身上。 一直执著于“先做人，再做律师”的周立太，高张“匡扶正义、直言解怨”的旗帜，同意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受理委托人的案件，心态基础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农民，现在开县老家，我名下还有一份“承包地”；我当过兵、打过工，“对农民进城打工的一切苦难，有切肤感受”， “我是为民工打工的民工”。 说到收费，“这事还要讨论吗？”周立太如是回答：可以坦率地说，有些当事人，打官司之前他管我喊爷爷，打完官司我只能管他喊爷爷。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该我得的我就要得。这是律师事务所的正常收入，“有那样说的，周立太收穷人的钱，很不道德，请问，根本不受理穷人官司的人，有道德吗？我没有收入，我就不能正常生存，我要吃饭，我要开支，我的事务所要正常花费。没收入，我怎么为你打官司？” 生怕煤矿倒闭，与其一分钱也拿不到，不如时下能够得到多少，就先入袋为安。钱多比钱少好，然而拿不到钱肯定要比拿到很少的钱更糟糕。委托者的忧虑和担心，并非不是理由。于是，刘某作出了选择。何况，失去劳动能力的他，后来的“生计”只能依靠这笔数额并不“巨大”的财产了。 而周立太的社会呼吁是：如果像这样下去，还有谁敢来给打工者民工打官司。作为个人性质的咒骂是：狗日的，我要不是律师，我还要打人呢！ 法庭判决周立太胜诉，然而他迄今没有收到刘某的欠款。 曾有媒体文字描述了周立太当年刚到深圳的生存景象：1999年，周立太在龙岗区一个小招待所顶楼上，以每月350元的租金，租了一个不到两米高的铁皮房。周立太说：“当时我的那个床是捡来的，当时有一个老乡买了一个单灶煤气炉，他不要了，我就去把它拿来煮饭，头天下午我就煮一锅稀饭，涪陵榨菜三毛钱一包，我就买几包榨菜。我大部分时间是以这种生活过日子的。” 俟建立深圳立太律师分部，周立太的“办公室风景”是：事务所承办的大多是民工工伤索赔案件，耗时长，收入无保障，很多律师都不愿意留在这里工作。为了能留住他们，周立太免费为这些律师提供吃住，但是每月大笔的额外开销又使周立太越来越难以承担。 同时，司法部门有规定，出庭时当事人必须在场，这意味着伤残民工在打官司期间必须留在深圳，而他们受伤后大多数已被工厂驱赶。面对这种情况，周立太把他们收留下来。一位姓崔的民工说：“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人特别多，没有床睡。他就拿出一张不知从哪找来的弹簧床，让我睡。说实话，自己睡地上也就可以了。”在深圳，周立太先后收留过200多个伤残民工，并免费提供吃住。 周立太病了，有当地记者去找他： 我租了部摩托车，七弯八拐，找到了这个私人诊所，他像一头累垮的老牛，斜躺在长沙发上打着吊针，重感冒已经让他说不出话，鼻涕眼泪齐出。这是个简陋的诊所，坐堂的医生对我说，他舍不得去医院，有什么病拖一拖，然后才到我这里打个针抓点药。 看着眼前的“打工者代言人”，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深圳的律师多不胜数，但是，愿意代理底层打工者官司的，恐怕不多。这不是来钱的官司，同时，也是令一些部门、企业生厌的事。把老周累垮的，不仅是手上麻团般的案子，家里养着的几十号人，更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周立太的就业状态如是，而那些打工的农民工们，生存状态又如何呢？ 技校毕业的民工崔某说：我们毕业了，本来说分配。以后说分配不了，要等上两三年。企业效益不好，我们就去深圳。 受伤的民工张某回忆：对于未来，满怀憧憬。正当梦想开始起步，意外发生了！那个机器突然合拢，当时关也关不了，开也开不了。我说糟了，我这个手没有了，光剩几根筋了。在那吊起来，一甩一甩的。我心想，完了。 民工彭某则痛不欲生：想过自杀。真是这么想过，很多人都这么想过。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叫那个医生干脆给我打一针让我死了算了。我又没有办法现在回去，子女都养不活，连自身都难保。 许多民工都这么说：说实话，找到周立太，就是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因为别的律师不代理，求天天不应。只是，这其中的一些委托人，后来将赞扬变成了怀疑：他离我想象的还不够完美。周立太的风险代理案件，被拖欠费用的，大致占整体数字的60%左右。 最极端的事件发生在2007年9月3日。那天下午，周立太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一同前往委托人张某的家。周立太对张某说，你的官司，我们通过2年多的时间，通过工伤认定，先行裁决，伤残等级鉴定，经仲裁，最终得到法院强制执行，按照你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你应当支付律师费。张某回应道：拖得那么长，钱还少，我给你个卵律师费。周立太解释：人要讲良心，打官司法律是有规定期限的，仲裁是按重庆市标准裁决的。张某回答：老子就不给，良心值几个钱。已经身残的张某，拿起床头小便用的茶缸，劈头将尿泼洒到周立太身上。 周立太出门大吼：老子不是律师，今天真想砍他几刀，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污辱。 大叹一声：人家不搭理我 我把向周立太的提问，通俗地拉回到“钱”字上。 记者：今天赶到重庆，我是来采访一位律师，不是采访雷锋。这样表述，我想表达的是，我已经认识到了律师和雷锋之间的差异。最理想化的律师，与雷锋这个符号象征的道德、品格，应该在同一平面上。但是，再理想的律师也一定是个收费的律师。不过，进城民工的工伤赔偿案件什么的，不是可以找“不要钱”的法律援助部门吗？ 周立太：政府的法律援助，是有相应的职能部门，接到民工受伤这样的投诉，他们将这些案件“下发”到各个律师事务所去办理。每个律师事务所都会担当一些这样的社会工作。这样的法律援助官司，费用就是“上面拨一点，事务所出一点”。这是社会“义工”。合伙人组成的商业化律师事务所，尽义务是一回事，是一小部分，大量主要的业务，从社会意义讲，是为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从养家活口说，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继续解决好自己的就业问题，这也是很有社会意义的嘛。 还有，一些疙疙瘩瘩，时间拖得很长，纠缠得很的案子，真的不能是“无偿”就能够得到解决的。也不能用“无偿”来强制它得到解决。 记者：现在，风险代理的办案形式终止了。只是，在这以前，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有那么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又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周立太”，以至他们的法律要求，出现了“求远远大于供”的局面，使得周立太“奇货可居”，你就抬价了？ 周立太：不是。我可以开高价，但我真能得到么？我打的都是穷人官司，还硬要高价，这有用么，有意义么？ 我的规定是，以1万元的风险代理官司为例，律师费用不能低于2000元。也就是事务所收入，不能少于2000元。这就是20%的由来。你说高了，我说低了。“市面”上的收费是，一个案子，参与仲裁，请付2000元，出席一审，请再付2000元，参与二审，请再付2000元。这就是6000元了。而且，办案车马费，另算另付。我这收费是高还是低？ 我绝对不是“奇货可居”，而恰恰是身在此山中，认得真面目，我的委托人都是穷人，几大类型化的官司，追讨年薪，一个民工的年薪最高能高到哪里去？百十个加起来，一年才将近百把万。这些年你能碰上几件百万元案件？单个的，几个的，涉及的钱不多，程序却一样不能少。所以，忙得要死，钱少得要命。 记者：商业上，那就是只能“跑量”了。 周立太：单个高些的工伤赔偿案，规定操作的时间太长。有些人一开始心里就是想好的，你出头，官司赢了，我就拿钱走人。 如今，在周立太律师事务所进门墙上，高高张挂着用宋体大字制作的印刷品，上面明码标价各类性质、不同标的案件的收费标准。签署代理书时先按比例收取部分，结案时客户再予以付清。我问，这样还会发生委托人胜诉后“逃跑”的问题吗？能否从法律条文的制定上，“在法理上想些办法”，用“法制”来阻止这样的事件再发生？ 周立太大叹一声：眼下的委托人胜诉，法院执行方式是直接将款子发放给当事人。关于律师费的收取，是由律师和当事人自己把握交款时间和方式，法院不能代收。法院只是保证支付给当事人。这事我早就想过了。在2005年，我曾经分别两次给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写信，要求上述机关制定一个规则，就是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在给当事人执行应发款项的同时，将律师与当事人协商好的律师费发给律师事务所指定的银行，由银行根据协议扣发，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保障了律师行业的正常发展，也保障了律师的正常收入，同时也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二是杜绝了律师的偷税漏税。在银行发放给律师事务所应收费用的时候，按国家规定扣除税款。第三是它可以培育一个好的制度，也就是诚信制度。打官司签合同，彼此严格遵守契约文本，互相制约，各不拖欠。我多次写信呼吁，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人家不搭理我”。 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周立太？ 与周立太告别，已是夜深时分。交谈中，说到2003年四川农妇熊德明遇到温总理，总理一句话，被欠款立刻送到老百姓的手上；周立太解说道，那时候，国内民工被欠薪已高达数千亿元。 周立太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还要说，富人需要法律，穷人更需要法律。富人可以用钱来摆平很多事情，穷人缺的是钱，“打”的是钱，缺的就是“钱”这个资源。为摆脱和解决自家困境，穷人更需要法律，穷人也更必须遵守法律。穷人进饭店吃饭，不能吃完了，一抹嘴说，我是穷人，我没钱，就走人吧？穷人上火车回家，不能到了地方跟列车员说，我没钱，你打死我？ 后边的话就粗了：民工进城出力挣钱，有老婆没老婆的，都单过，有打熬不住的，去找“三陪”，也总不能完事了，吼一声，老子我没钱，提裤子就走人吧？“以穷人的名义求助法律，也以穷人的名义抵抗法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只能是更加贫穷的恶性循环。是生活条件的恶性循环，更是精神状态的恶性循环。” 在收集到在资料中，有人这样感慨：“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年来，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周立太，这真是一种悲哀。‘富裕’的律师界有很多人觉得他是沽名钓誉，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出名，但是我不知道，既然律师这个职业出名肯定比不出名好，但是这样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第二个人愿意出这样的名呢？” 有篇文章这样结尾：周立太的困境，实质是整个社会递进时代的困境，是能否真正执行法律正义的困境。 站立在事务所的门口，周立太大声对着我说：追讨律师费不仅是律师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是要纳税的。谁空喊高尚，谁到老子的律师事务所来，老子给他两个案子，看他做不做，“不生儿不知屁股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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