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的中国:历史动力

　　“不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你们今天的决定可以通过体育运动促使世界和中国拥抱在一起，从而为全人类造福。”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时间下午，在申奥的最后陈述中，何振梁轻轻地将100多位奥委会委员的票权价值，放进了创造历史的“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里。

　　4个月后的11月10日，卡塔尔首都多哈。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迈勒拿起手边击槌，轻快地敲落——审议通过。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和中国，“北京赢了！”

　　◎李鸿谷

　　5年之后，2006年回顾中国加入世贸的影响，当年的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揭示了一种递进式的变化:“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履行国民待遇的原则，本来该原则只是涉及给国外的企业与中国企业一样的待遇。但是，如果我们给予外国企业国民待遇，那么首先就必须给予国内所有的企业(无论是何种所有制企业)同样待遇。长期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土地使用、进入

垄断行业等方面都遭受了或多或少的歧视性待遇——我国政府并没有将平等待遇问题只停留在解决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平等待遇层次上，而是在更深层次上落实所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待遇。前几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强调必须对农民工实行国民待遇，我非常激动，因为国民待遇已经延伸到如何对待农民工了。”

　　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线索，将15年的“入世”过程与“入世”后的变化，放在同一时间轴里观察，龙永图所揭示的变化，实则是他同一逻辑的自然推演——中美关系与最惠国待遇问题根本性解决，是一项挑战，其应对选择是“入世”;而“入世”之后比如国民待遇诸问题，又形成新的挑战??其间的逻辑是:挑战—回应。在龙永图的分析里，这种结构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变革的动力体系，“许多事情积重难返，仅仅凭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往往不行。一个健康有效的外力，则可能推动我们完成那些想做却迟迟做不成的事”。

　　2001年，奥运会与WTO之于中国，最深刻的理解，它们都是“一个健康有效的外力”。

　　如此理路，我们已经进入到历史动力的寻找，或许必须将现代化进程做景深植入。

　　历史研究者形成基本共识的二分法是: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发生划时代的革命性巨变，是从西欧开始的。西欧从16世纪以来，发生了一系列的内在变革(宗教革命/科学革命/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工作革命)，逐渐走向了现代工业世界。变革的全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却是一个与传统有内在连续性的大变革过程。这种西方式的原生型现代化，是一种内源性社会变迁(endogenous change)。非西方世界走向现代化世界，则是近一两个世纪以来的事。由于缺乏内在变革动力，只是在西方变革大潮的影响下，为了抵抗或应付西方的扩张与挑战，才走上了变革之路(西方的入侵或扩张/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反传统的思想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新的社会整合)。并且变革是在与传统的剧烈冲突中进行的，非西方世界的这种传导型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社会变迁(exodogenous change)。

　　依循此论来观察中国近代之变革，北京大学已故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的描述是：“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入侵’，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运动。由于这一全新的外部因素介入，中国被卷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自身的王朝循环。这样，中国社会演变的格局从渐进的积累性变迁改变为急剧的传导性变迁。近代中国发生的大变革是由外力推动的，这是它不同于历史上变革之根本特征。”

　　这种格局之下，“挑战—回应”成为最直接解释中国现代化历史演进动力的方法论。

　　所以，龙永图回顾中国入世，给予的结论是，“更深刻的意义在于，中国是世贸组织在60多年的谈判历史中，以国际谈判促进国内改革最经典的案例”。

　　奥运会与WTO，这两桩在世界与中国关系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有了6年历程，“挑战—回应”是否仍为最具统治性的动力之源？这显然值得观察。

　　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美国时间8月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CNN)采访时，表达了自己对北京空气污染问题的忧虑，“保证运动员的健康是国际奥委会的首要工作，如果北京空气品质太差，像自行车这种耐力赛可能要重新排定比赛时间”。而此前，国际奥委会从未对北京的准备工作发表过任何批评。在北京申奥时刻，环境是北京能否获得举办权排前二位的考量因素，或许罗格的说法延续了这一要素的重要性。显然这是北京奥运会严峻的挑战，但它是否直接传导而成为中国环境改善的“动力”之源呢？

　　如果离开更具传播性的奥运逻辑，回到中国环境变迁观察，1998年的国策“退耕还林”，可以认定是中国政府大强度地环境治理的开始，而这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亦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之后一年，人口、资源、环境已成为中国决策者思考中国发展最核心的要素。再后，产生了“环境友好”与“生态文明”的国策。在决定再次申办奥运会之前，即已开始的层层推进中国环境整治进程，似乎很难简单地将一种或几种外部性的“挑战”认定为其变化的核心动力。当然，或许北京奥运会最直接最明确的因果关系，是首钢的搬迁。这是我们可以判定的奥运会作为“挑战”动力最显著的结果。虽此，首钢搬迁，除了奥运会，还有北京整体规划对重工业的重新定位之因。单因致果，从来不具备真正的解释力。

　　回到世贸谈判的“国民待遇”，如果我们按时间次序来研究这一概念的发生史及其演变，简单地看，“三个代表”——一项政治纲领性理论早于2001年已经提出。“国民待遇”问题在政治与理论层面，亦已完成其决定性建立。循此路径，中国制度的结构之变迁，其内生性动力，才可能是最为核心的推动力。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认定，那种单向性的“挑战—回应”动力体系，未必足以对中国现实变革提供全部的解释力。

　　至少看起来，中国政治家已然穿越过于强势的“奥运概念”。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奥运会北京要发展，有了奥运会北京将会更快地发展”。而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就任上海市委书记时亦坦陈，“奥运会和世博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巨大的，但绝不是‘唯一的拉动’。这两大盛会办或者不办，不决定中国经济的全部”。

　　显然，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至少大大有别于6年之前那个特殊的2001年。对此的观察，有传播效力的描述来自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美国的一年相当于中国的1/4年，或2.8个月，英国的一年相当于中国的3.1个月。一位美国人或英国人在中国3个月的时间感受到的变化，需要在他的老家待一年才能感受到。换句话说，中国的生活节奏快了4倍。我们也可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些数字，假设你正躺在法国南部的海滩上懒洋洋地阅读，那么过去30年当地发生的变化，中国只要5年。或者，如果你生活在尼日利亚，中国最近一年的变化你需要30年才能看到。”北京大学教授尹保云，用“时间的压缩性”来描述东亚NIEs(日本和“四小龙”)的现代化特征。而渣打银行这份报告计算结果，最接近中国的东亚，“新加坡一年等同中国的半年;而一个韩国年相当于中国的8个月”。

　　对这一变化稍具历史感的观察，来自美国的《时代》周刊，在他们今年初的封面报道里描述道：“闭上眼睛，你想象一下，就像中国所说的传奇故事，在经历了近200年外国势力的屈辱，入侵、内战、革命和无法言说的悲怆，中国正在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份杂志叙述说：“你也许已经知道全世界都涌入了中国。比如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上海、深圳之类的城市开工厂、时装店和展厅。但你未必知道，中国也进入了世界。通过对外投资和收购天然资源，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改变了从安哥拉到澳大利亚的经济。现在中国正在把它的商业威力转化成真正的政治力量。他步入了世界的舞台，举止就像下一代的世界大国。”

　　如果忽视上述种种激烈变化了的中国现实，我们将难以认真讨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问题。中国与世界实力对比过于悬殊，外部性力量自然会占据决定性位置。但当中国力量完成其原始性积累，进入“时间的压缩性”时刻，那一直隐而不彰的内生性动力因素——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上升为最核心的动力之源。显然，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动力，在这一时期正处于程式转换升级时刻。对此最为克制的自我定义，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

　　将经济与财富总量角度转移到思想史的角度，西欧“内源性社会变迁”的另一种描述是:“以他者作为理解自我的工具，作为建构自身的方式，是任何主体性形成所不可缺少的过程。黑格尔曾对这个过程做过经典性表述。在《历史哲学》中，他利用波斯、印度和中国所组成的东方世界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按此论定，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中国须进入的“那个世界”，那些普适性原则，其源头实则西欧“自身特殊或主体性”。那么，当中国完成了它的世界进入，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呢？如果更严肃地讨论中国动力，或许这同样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在莫斯科那一“创造历史”的关键时刻，“奥运改变中国”是我们最真实的期待。从这个起点出发，未来之现实，将演化成“中国改变奥运”，更准确地说将是中国改变世界。

　　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显示了他足够的观察与理解力，“我坚信奥运会能使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样也能让世界拥有一个更公平的角度看待中国。简单而言，是更深的理解。其实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奥运会像催化剂一样让它更进一步”。

　　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

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胡洵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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