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最好的医改模式是将保方与供方合二为一

　　本报记者 王世玲 实习记者 陈培婵 北京报道

　　长远目标是把医疗保障和服务提供合二为一

　　《21世纪》：政府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已成共识。但是到底补需方还是补供方，引发了讨论。您认为应该 “双管齐下”，即“财务和服务保障同等重要”，但强调最根本有效的方法是在“医疗服务上下功夫”。为什么？

　　李玲：上一期已经讲到，如果政府只管筹资，放开服务提供，结果很可能是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解决不了，政府出力还不讨好。为什么建议“双管齐下”呢？

　　一方面，所谓“补需方”，就是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也就是只提供财务保障。理论上讲，保险方一手托两边，既能控制患者，又能控制供方。但我们看看它所产生的“激励机制”。

　　第一，对患者来说，有了保险就会有“不花白不花”的想法，也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中国患者这种不愿意吃亏的心理非常明显。

　　第二，对医疗机构来说，如果按服务量进行偿付，服务越多报销越多，比如现在的医保基本是这种方式，那医院有信息优势也有积极性多提供服务。患者和医院可以合起来骗保险。当然，保险方也不是傻子，可以用很多方法控制患者和医院。但是，回顾各国走过的路，这些方法效果都不佳。例如，美国从控制价格，到制定治疗指南、处方清单、转诊制度、按病种付费等，设计了一整套控制费用的办法，费用还是快速上升。因为保险加入后的三方博弈的过程就是把保费推高的过程，也是老百姓负担增加的过程。保险方的控制手段都是“堵”，而不是“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有效的方式是把保方和供方合二为一。在此模式下，不是按服务量收费，而是按人头进行总额预算。美国的管理保健就是这种方式。

　　1990年代初美国卫生总费用占13%的GDP，但还有约3500万人没有保险，是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受到很多批评。克林顿政府的计划就是要政府做全民健保，同时从供方控制费用。但这个计划没有通过，转而求其次，就把保险公司和医院结成联合体，即管理保健模式，按人头收固定的年费，参加者可以获得一年的医疗服务。这时激励机制不是多看病就多赚钱，而是促进参加者的健康、把费用控制住才能多赚钱。可是，美国的医疗体系是分割的，无法形成统一的体系，所以美国一直想做全民健保而没能实现。如果美国能形成统一的体系，就相当于政府把筹资和提供服务合二为一，这和全民医疗服务模式(NHS)在机制上就趋同了。

　　以英国为典型的全民医疗服务模式相对更有效。现在对英国体系的批评往往强调这种模式下看病要排队。排队的原因是要保证有限的资源优先服务于最需要的人，而不是最有购买力的人。医疗服务按疾病严重程度和社会效益排序，按需分配。如果不威胁生命，对有一定享受性质的医疗服务，就得排队等待。这也是医疗服务效率的体现。英国卫生总费用只占8%的GDP，人均2300美元(仅为美国的1/3)，健康产出列发达国家前列。所以英国的专家说，如果花到美国那么多钱，英国体制就是最完美的了。

　　为什么这样的体系更有效？因为它符合医疗的规律，采用“疏”而不是“堵”的方法。医院及其医务人员都是国家公务人员，替国家履行保障老百姓健康的职能。大量经验证明，由于医生具备的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以及医疗服务的复杂性，如果把医生作为一个对立面，想方设法处处提防来监督医生的行为，要么是徒劳的，要么成本太高。所以，把筹资保障和服务提供合二为一可以作为我国医改的目标模式。

　　但另一方面，立足中国现实和一些国家的改革经验，我国现在还做不了这种模式，同时补需方和供方，才能在短期内使老百姓真正获益，从而推动改革深化。

　　我国的现实是，已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多层次的公立医疗服务体系，同时，已经举办了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等

社会保险项目。若采取管理保健模式，必须把每个人都保足了，医院才愿意承担，目前我国这些医保项目保障水平都还很低，医院是没办法包的。另外，医保控制供方是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一系列基础性准备，例如建立法律依据、制定临床路径、测算单病种费用，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同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医疗体系完善过程中采取的是不同的步骤。总的来说，各国医改都是基于现有体系做出的设计。

　　《21世纪》：也就是说，您认为长期目标是“保方和供方合一”，短期目标是“双管齐下”？

　　李玲：对。立足于我国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少、筹资水平低、服务提供以公立机构为主、管理监督水平不高的现状，现实可行的方式是“两条腿”走路，财务保障和服务保障双管齐下。以直接提供服务的方式保障居民对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同时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提高居民抵抗重大疾病风险的能力；另外由商业医疗保险提供补充保险。

　　这样做不仅仅是解决看病的问题，而是要给全体人民提供整体的、连续的、无缝隙的健康保障。要利用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从“医疗体系”转变为“健康体系”。

　　直接提供服务是保障健康以及基本医疗服务的可行和有效方式。首先，从覆盖面看，保障覆盖扩大是渐进的过程，其间仍将有大量人群没有医疗保障；从受益面看，在目前的保障水平下，采用保险方式只有很少人能够实际得到偿付；从管理角度看，低水平的保险管理成本太高；从服务可得性看，即使有了医疗保险，老百姓也可能面临“无医可就”的困境，尤其是边远和欠发达的地区。其次，当前无保险人群，甚至新农合覆盖人群的门诊费用接近或者超过住院费用，是重要的负担，而且门诊费用的增长速度高于住院费用，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这些人群的门诊保障是当务之急。最后，当前医保对费用控制的作用有限，是医疗费用上涨过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控制费用必须和扩大保障同时进行。

　　《21世纪》：有人判断，新医改方向为补需方成为主调，您怎么评价？

　　李玲：国家的医改方案还没有公布，大家也都是做些猜测。这种猜测的依据可能主要是因为国务院今年出台了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政策。实际上，今年“两会”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之前的一些文件中就已经明确这个政策。而关于医改方案的设计和讨论是之后的事情。所以，可能不能把这个政策认为是医改某种趋势的体现。

　　我个人认为，补需方成为主调不大可能。如果真成了政策应该也走不远，早晚要走回来。

　　（李玲，北大医改课题组主笔、北大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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