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在日本图书馆手抄南京大屠杀证据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04日02:21 扬子晚报
中国学者在日本图书馆手抄南京大屠杀证据
 关于日军暴行,日本报纸自己也有报道

中国学者在日本图书馆手抄南京大屠杀证据
资料图片

  由省委宣传部、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合承办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卷,昨日在南京举行首发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志军出席并讲话,高度评价这一丛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据了解,以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张宪文领衔的专家、学者,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从2000年开始了《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搜集、编纂和出版工作,到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时,首批发行了28卷史料集,共1500万字,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次出版的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第二批,共27卷,连同此前的28卷,共计近3000万字。

  孙志军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70周年纪念日前夕,《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卷出版发行,是我们纪念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有利于警醒世人更好地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难以泯灭的伤痛。全面整理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我省加强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的一项重点工程,也是一项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传世工程。

  孙志军指出,这次推出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卷,视角更加独特、资料更加翔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将会极大地丰富人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识,极大地推动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当前日本国内仍有少数极右势力刻意歪曲和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部分国际国内民众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尚存模糊认识的情况下,《史料集》第29-55卷的出版发行,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南京大屠杀真相,揭露日本侵略者令人发指的历史罪行,反驳日本右翼势力否定歪曲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谬论;有利于教育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共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推进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维护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有利于广泛挖掘史料,丰富史实,推动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研究员表示,南京大屠杀事件已经发生70年,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绝不能仅仅简化为几个数字、名词和概念。《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这套丛书使我们描述这段民族历史的记忆更加具体化、深刻化,也让我们在今后与日本学者共同开展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时,挺硬了腰杆。于英杰

  幕后 “不让复印,我就手抄!”

  侵华日军司令部参谋的“作战日志”在日本一小图书馆被发现

  南京学者将之抄写回国,有力证明屠杀是军方的有指挥暴行

  在本次出版的27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单卷本的《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格外引人瞩目。这一卷史料主要收录日军侵华时期的作战命令、战斗报告等的文件以及作战部队官兵此间的日记文本。相比于中国民间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指控,这些文件都出自“加害方”之手,并且这些文件均产生于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昨日,负责主编此卷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告诉记者,卷中披露的最“珍贵”史料当属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参谋西原一策大佐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手书的军方《作战日志》,是他偶然在日本东京一家小图书馆里找到的。这一发现在日本也属首次发现,这份军方作战文件的披露,再度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绝非日本右翼分子所辩解的那样是个别日本军士的行为,而是占领南京后日军部队不折不扣的“有指挥”暴行。

  用铅笔写下的“血腥”日志

  “第十一师团辎重队将十二三岁的少女强行带走,并在行军途中加以凌辱。根据宪兵的报告,其他类似事件还有很多,这使我感到有必要设立慰安所。”

  “南京沿岸的尸体多得惊人,太平门外也是如此,正在一个劲地燃烧着……挹江门道路上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令人掩鼻……”

  上述两段文字分别见于西原“作战日志”的12月4日页和12月26日页。王卫星介绍,侵华战争时期,西原一策隶属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任作战科的科长。“从这个身份来说,西原记录下的作战日志,已经不是西原个人的日记,而是一份日军军方的作战文件。我们研究战争史料,军方文件最重要,被列为一类史料,因此西原作战日志的发现,意义重大,更为珍贵的是,我们发现的这份文件不是影印本,不是临摹本,而是西原本人70年前用铅笔一笔一笔记录下的日志原件,其可信度不容置疑”。

  在这本20000余字的《作战日志》中,西原一策清楚记下了大量的日军暴行。尤其是在12月18日的日志中,他详细记载了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在南京用机枪射杀中国俘虏15000人的事实。关于此次屠杀,以往的史料均出自山田支队所属官兵之手,山田本人虽然在个人日记中声称此举“请示”过上级,并得到了“全部杀掉”的回复,但一直以来属于“孤证”,没有其他相关文件能对山田的说法予以佐证,而新发现《作战日志》对此记录则充分说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是十分清楚这场屠杀的,如此血腥的大规模“屠俘”是有指挥,有计划的。

  日本民间小书馆的偶然发现

  对于西原一策《作战日志》原本的发现,国内外研究学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著名学者、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比较文化系主任笠原十九司教授就表示:“这是一项重大发现,连日本学者都不知道”。而发现者王卫星在谈及此事时,却连连表示,这是“偶然间”的重要收获。

  2006年8月,王卫星赴日本搜集素材,用于编写《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之《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国际上比较公认的战争史料研究一般分为三个部分:受害方、加害方以及独立第三方,南京大屠杀加害一方的资料,多保存于日本各大图书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启程去了日本”,王卫星说:“开始的时候,主要在东京国会图书馆里寻找资料。”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与考证后,笠原十九司给王卫星提了个建议,“王,你可以去一家叫‘靖国偕行文库’的图书馆去看看,作为国会图书馆的补充”。于是王卫星找到了这家民间的图书馆。

  在日本,标明为文库的图书馆多是一些民间的小图书馆,但这些小图书馆都很有特点,有不少藏书是国会图书馆里所没有的,王卫星回忆说:“事实证明,这个选择绝对正确。”

  一走进“靖国偕行文库”的大门,王卫星就开始在藏书目录中认真寻找。突然,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滑进了视线:“西原一策”。“当时就觉得眼前一亮,在我的记忆中,西原一策是侵华战争时期,日军上海派遣军的一名高级参谋,他所写下的战争记忆应该很有史料研究价值。”王卫星立刻提出借阅这本名为《作战日志》的书籍,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本书籍并不是影印本,而是货真价实的原始笔记,西原一策在笔记中用铅笔记录下了他在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时期,军中的相关规定和任务。“阅读这本日志,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在之前的研究中,从未在任何一本资料书籍中查阅到这本日志以及上面的内容,我当时就想,这会不会是日志70年来首度被人发现呢?”

  西原一策后人不允许复印照相

  王卫星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笠原十九司。没过多久,笠原教授就和王卫星一起来到书馆重新查阅此书,得出的结论是:“该《作战日志》很有可能是首度被学术界发现”。而从书馆的藏书记录中,也证明了这点,这本《作战日志》是由西原的后人前不久刚刚捐献给书馆,并且明确要求:“可查阅,可抄写,但不可复印与照相。”

  出于严谨治学的考虑,熟知日语的王卫星和笠原教授各自誊抄了一遍《作战日志》,“幸好,整个作战日志只有2万余字,我们用了几天时间,认真比对每一个字的写法以及标点符号,确定无误后又相互对照了好几遍”,王卫星说:“考虑到日语翻译中的准确性,我先后请日本学者及国内大学中专事日语翻译的语言学教授翻译了多遍,反复校对,力求尽可能精确地反映原文含义。”

  几经考证,这样一份珍贵的战时军方资料,才最终收进《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本报记者 朱昕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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