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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农业博士园“种”的是别墅
2002年12月,韦尔旭接到通知,让他作为村民代表去镇里开会。会议由时任金凤镇党委书记的朱军主持。韦尔旭在会上得知,九龙坡区政府引进了一个高科技农业项目———博士园,要投放到白鹤村。
九龙坡区是重庆市的统筹城乡示范区,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都市农业的开发建设。而白鹤村又是重庆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
村委会主任钟家祥介绍,除去博士园,全村已有10个农业开发项目,一般都是苗圃花卉、葡萄种植,或是集中养兔等,全村2000余亩农田,现已流转土地500亩左右。
而博士园项目则又要大批量租用村民的田地,它分两期,每期500亩,进行大棚种植。韦尔旭记得,镇干部是这样说的,“园区建成后,人气聚集了,大家卖农产品、开杂货铺都可以挣钱。”
田地被租用后,农民可获得每亩900斤谷子作为租金。另外村民们还得到保证,他们可以到博士园打工、学习大棚种植技术,每月最低有600元的工钱,将来有机会自己进行大棚种植,从而发家致富。
当时村民都嫌租金太低。村民许凤说,她家有5人,共有5亩稻田和1亩旱地,稻谷亩产1000多斤,旱地种玉米、红薯和蔬菜,即使那些杂草也可养活3头猪。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资料基本不需要购买。
直到次年,都无人签约,后来镇政府将租金涨到了1000斤谷子,村民们才都签了转租合同。
许凤也签了转租合同,但是她根本不清楚合同上的具体内容。她说,那天生产队长拿来的合同,只有最后一页,上面有几行字,然后是许多村民的签名。
记者从生产队长处获得一份合同,上面只写了村民同意将田地转租给镇政府,政府在两年内完成招商引资,进行实质开发。上面没有任何项目的名称、使用用途等具体内容。
许凤说,她也能理解,村民们为何糊涂着就签了字,自2000年以后,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打工,许凤的儿子和儿媳也在其中。许凤老两口不忍土地撂荒,坚持着耕种。
“种它干啥,种地不赚钱,荒着吧。”儿子每次回家说这话都让许凤心里很不是滋味。
“钉子户”孤独抗争
等到陆陆续续有人开着小车来看房,并花大把大把的钱将房子“买”走,韦尔旭才看出门道:原来这是一个房产项目。
2003年8月30日,白鹤村的400余人都签了转租合同。韦尔旭则是村里唯一没有签字的农民。“补偿太低,损害了我的利益。”
博士园一期所需的500亩中,需要房屋搬迁的有8家,韦尔旭是其中之一。镇政府给予的补偿标准是,土房每平米补偿150元。
“而且耕地的补偿也不高。”韦尔旭承包了4亩柑橘园和1亩鱼塘,它们每年有超过2万元的收入,“流转后则只有不到3000元的租金。”
韦尔旭记得,开会时镇党委领导说此次转租是按照重庆相关征地政策来操作的。他回家便去查阅了文件,发现“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上都表示:转租和征地不同,转租必须是要农民自由、协商,不能强迫。
此后,韦尔旭去找镇政府书记,要求补偿金额赠加1万元。他得到的答复是,只能多给他2000元。协商失败。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2003年的2月20日。”韦尔旭去果园转悠时发现,栽种6年刚开始结果的橘树,其叶子黄了、蔫了,100多株都枯死了。韦尔旭知道那是被人撒了药。他想起,此前曾听到风声,若不搬走,果树就要被弄死。
除了柑橘树,韦尔旭家里还有一口鱼塘,妻子曾担心被人下毒。韩伟笑着对记者说,“就是不养鱼,整塘水装月亮,装星星,我也不流转。”
12月12日记者电话金凤镇党委书记刘小敏核实相关情况,刘小敏以太忙、不方便说为由,将电话挂断。
2003年一开春,博士园动工,挖掘机轰隆隆地挖掉了世代延续的田坎、边界。农田被平整后,铺设各种管网。各种建材小山似的被拉进来。直到一栋栋的小楼修起来,村民才感觉有些不对。
“当初没说要建房子呀?”韦尔旭想。等到陆陆续续有人开着小车来看房,并花大把大把的钱将房子“买”走,韦尔旭才看出门道:原来这是一个房产项目。
韦尔旭说,大棚建设不会对土地造成破坏作用,但是别墅盖了50年后,那些地就会坏了,没法种植庄稼。韦尔旭更不愿意把土地流转出去了。
侵犯耕地底线就是违法
重庆成为城乡统筹试验区给中小地产商到城市周边的农村找地提供了机会,吕小遂说,但是耕地属性不得更改。
和韦尔旭不同的是,宋洪军则是在另一个层面关注着博士园的一切动态信息,从它所涉及的政策领域到目前的销售动态。
他是重庆嘉和日盛置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策划总监,同时又是一家农业开发公司的老总,正设计一种“兼顾农业和房产”的“农业地产”项目,准备步博士园后尘。
他说,“博士园是重庆第一家农业地产,但决不会是最后一家。我不希望它成为先烈。”
怎样利用农民手中的土地?这是宋洪军如今常会思考的问题。宋洪军说,是因为重庆城区地价飞升得太快,才让他们这些中小地产商调整策略,打算“农村包围城市”。
今年7月30日,香港信合以41.8亿元的价格,拍下了城区中一块307亩的土地。这让宋洪军震惊,每平米2万多元,“那是天价了。”
“这就是比谁更有钱。”让宋洪军更感到绝望的是,香港、北京包括本地的大地产商都争相在重庆拿地,但他们都不开发。“囤着,直到房价上涨到可赢利的价位。”
宋洪军说,重庆注册的地产开发公司有2400多家,真正有项目的大概有400多家。“大多数是手上没地。如果都只在主城区开发的话,用不了一两年,一半的都会死。”
当重庆成为城乡统筹试验区时,宋洪军发现,机会来了。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乡村和城市的边缘变得模糊,甚至相互交错。这些处于都市边缘甚至是被都市包围的农田,不可避免的逐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农业和非农业的界限也将越来越模糊。宋洪军说,于是到城市周边的农村去找地,就成了中小地产商的出路。
“重庆成为城乡统筹试验区给我们提供了机会,不然不敢这么干。”宋洪军和地产界朋友讨论博士园项目所具有的可行性时,总结出三大好处:第一可以利用统筹城乡的一些优惠政策;第二就是开发的投入比较小,特别适合中小企业的资金能力,第三就是利润空间并不比在主城开发小。
“主城区的别墅价格动辄数百万元。一栋拥有田园花园的别墅虽售价60多万,但土地租金只有千斤稻谷,这会没有竞争力吗?”宋洪军说。
在博士园的网站上,记者发现,该公司以相同模式在大连、沈阳都开发过类似产业,并取得良好销售成绩。
宋洪军深信,发展近郊都市农业将是一种趋势,但目前最大的风险来自政策和法律。“用农业开发‘管护房’的名义,就是为了规避可能的政策风险。”
市农委的吕小遂说,“土地流转改变其权属性质就是侵犯了耕地保护的底线,那就是违法。”
如今,韦尔旭孤零零地住在土包上,每当暮色四起时,韦尔旭说他会有压迫感,仿佛觉得那些时髦的管护房在向他的土屋紧逼。
对于能坚守到何时,韦尔旭心中也没有底,他又听到风声,明年无论如何都要让他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