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在华韩商：赚钱后也应回报中国

　　郑晓权：中国给了我这个空间，所以我要回报中国

　　5年前他还是一个打工仔，如今他已经是销售过5亿的公司老总。

　　2001年11月，40多岁的他，一个汉字不认识，一句汉语不会说，带着一张地图就开始了在中国的旅行。

　　由于不识汉字，他错过了火车；由于不懂汉语，他又坐过了站。到一个企业打工，他只要做最基础的体力活，冬天冻得得得瑟瑟，却不要任何报酬。

　　在闹过无数啼笑皆非的笑话之后，这个中年人踏上返回首尔的飞机。登上舷梯，回望北京，他心中默念：“我已经有信心来中国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

　　这个中年人就是青岛韩人商工会李沧支会会长、青岛丽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晓权。

　　谈到当初在中国的这三个月，郑晓权说：“自己有意要锻炼自己，锻炼自己克服困难的精神。”当时的郑晓权在韩国一家大公司任科长，虽然也曾在大宇等知名企业任职，但人到中年事业还没有起色。“人应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于是他辞去工作，准备自己创业。

　　他发现如果到中国投资办厂机会很多，他决定给自己三个月时间，“流放”到中国。如果自己能在中国生存下来，就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三个月后，我确信我能，我可以。”郑晓权说，“我一直有个信念，我要做就做第一。”

　　2002年8月郑晓权带着几位合伙人筹集的100万美金返回中国，他要在一个最好没有韩国人的地方投资建厂，于是在青岛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当然事后证明我错了，到了青岛发现到处都是韩国人。”但选择青岛为他今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刚建厂时一共八个人，两个从韩国带来的，五个在中国雇佣的。”然后一边搞产品研发、试制，一边申请医疗许可证。产品几次送检，就在产品最后一次前去办审批时，“非典”来了。刚下火车的郑晓权在济南火车站被查出体温高，被隔离起来。“正想大干一番的时候遇上这个非典，真是不堪回首。”

　　但是这并没能阻止郑晓权。“也许是别人被自己的诚意打动了，2003年6月23日药品许可证终于下来了。”谈到此时郑有些激动，尽管他说此前整整十个月没有任何收入。

　　从2003年7月产品正式上市后，郑晓权的公司走上了正轨。 从青岛开始一家一家的发展代理店，不断提高售后服务标准，到2006年底销售额将近6亿。

　　这期间丽可还先后获得中国市场用户满意品牌，中国医疗器械十佳，中国消费者满意第一品牌等称号。

　　言谈中郑晓权经常引用一些经典书籍中的句子。他说自己喜欢不断地学习，就是坐车的时候也希望能看点书。

　　“企业的灵魂不仅仅是追求利润。” “我们把社训定为‘健康、爱心、奉献’”，“也正因为中国给了我这个空间，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果实，所以我要回报中国。”为此丽可每年都拿出专项资金来资助儿童或者孤寡老人。2006年2月，郑晓权获得了首届青岛慈善奖。

　　2007年11月7日，青岛丽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5周年纪念活动拉开了帷幕。会上郑晓权自豪地告诉大家，包括供货商、本厂工人、代理店，现在为丽可健康事业做事的人已达10万。

　　洪智善：常常被认作是中国人

　　韩国环境资源公社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洪智善先生，当初独自来到中国，从零开始创办北京代表处时，所感受到的最大的难题不是举目无亲，不是不懂注册手续，而是“不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2007年10月10日，在北京CBD区的富尔大厦20层，记者再次见到了韩国资源环境公社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洪智善先生。

　　2006年1月洪智善被派驻中国。下了飞机，孤身一人的洪智善便开始了韩国环境资源公社北京代表处的建设。一切从零开始。

　　这次来华洪智善带着韩国环境资源公社社长高社长给予的重要使命：了解中国的政策环境，与中国环保有关的部门、组织建立联系和沟通，通过扩大

中韩废弃物控制方面的交流，推动中韩环境改善、资源利用再生事业的发展。韩国的一些经验对中国应该是有用的。

　　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洪智善考进了韩国环境资源公社。工作没多久，为了提高自己的汉语，洪智善又进入中国学院学习中文，每天早上7点上课，学习一个半小时，然后上班。前后学习了两年，从不间断。当时刚好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来考察，作为公司唯一学中文的人，洪智善做起了翻译。

　　2002年2月洪智善第一次来到中国，去了故宫、天坛、八达岭等，并在中国过了春节。

　　“一个人过来，一切都是陌生的，举目无亲，压力很大。”洪智善说。

　　第一步，找办公室。韩国环境资源公社虽然是政府提供资金，是环境部的下属机关，有点类似中国的事业单位。为了节约成本，他找到了韩国某环境产业协会驻华办事处，租用了其中一套办公室。

　　然后开始注册机构。但是洪对中国的法律、外国机构注册程序一无所知。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代理注册机构的信息后，洪智善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两个月后环境资源公社北京代表处正式注册成功。

　　谈到在中国开展工作时的困难，洪智善说：“最大的问题是对中国人的思考方式不熟悉。”“要跟什么部门接触完全不知道。”“面对庞大的政府机构，从中找到能跟自己有结合点的部门，真是太不容易了。”

　　经过半年多的接触，洪智善觉得可以主动去找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谈一些有关废弃物处理方面的事情了。“一个一个上门拜访、沟通，然后看他们是不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找到合适的。”洪智善说。

　　最让洪智善感到困惑的是有些部门的低效率。他说：“在韩国跟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打个电话，一次基本上就可以约定时间了，基本上2-3天后就可以见面。但是在中国，刚开始要去拜访某单位，要处处打电话，有时不接待，最后终于有人说可以，但是让先发公文，发过去公文后两三个星期还是没有回复，后来又打了几个电话才得到的回复。”

　　说到这儿洪先生一脸很无奈的样子：“要是在韩国很晚才回复的话，其负责人将被投诉。”

　　洪智善解释道，韩国

公务员2000年以前态度也不是很好，但是自从市民组织(NGO)起来以后，韩国公务员作风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这样，洪智善拜访了十几个部门，慢慢地跟相关部门建立了联系，得到了认可，其中一些还进行了建设性的合作。

　　洪智善说，在2007年11月初韩国环境资源公社将与中国信息产业部、韩国环境部联合举办一个关于循环经济的国际论坛。谈到这儿，洪的汉语很流畅，显得有成就感。

　　来了一年多，洪智善一家四口都到了中国，一家人去了中国不少的旅游景点。谈到这儿洪智善很高兴地说，自己多次被认作是中国人。“有的人会猜，你是福建来的？还是台湾来的？”老婆也说我长得像中国人，而且是中国南方的。”说完洪哈哈大笑起来。

　　洪智善说，当年大学同学90人，如今已经有差不多十分之一都在中国工作了。有在绍兴、天津做老板的，也有在中国读博士的。还有一些同学表达了将来来中国的意向，“相信将来来的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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