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朱学勤

　　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明年就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了，我想到了这个关键时候，社会上有各种声音出来，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辩论，从前两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三场辩论是相对前面两场辩论而言的，前面两场辩论我就不重复了，第三场辩论是从郎咸平的讲演开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点私交，当郎咸平在报纸上作为财政专家、公司法专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时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评面扩大，扩大到否定整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赞成了。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下半夜，我跟他说老朗老朗啊，你毕竟是从外面回来，不知道三十年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仅仅从三十年来官方的文件、三十年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这些主流媒体的文字记录来判断三十年中国，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基本的发展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再说。

　　与郎咸平对立的观点，后来起来反驳郎咸平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全盘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从总体来说是赞成改革开放立场的，但是我对皇甫平的观点也有保留，”两平”之争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一边说改革开放糟的很，一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价值判断上针锋相对，却共享的历史前提是一致的。什么历史前提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一场改革，一场改革贯穿三十年。你要么说它好的很，要么说它糟的很。我说先不要下价值判断，首先进行历史学的事实还原，三十年来中国是只有这一场改革吗？还是有另外一个面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我的观点是：

　　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或者说，三十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

　　结束文革：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阶段改革，经过三年徘徊，第二阶段改革重新起步。两场改革之前当然有联系，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产物，但是无可否认，两场改革之间有断裂，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国者，好也罢坏也罢，更多的是与第二阶段改革相联，而不是与第一阶段改革相联。如果不把这个历史事实还原出来，有十个皇甫平，一百个、一万个，发表一百篇、一万篇当年

解放日报的评论文章，也不足以说服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文革与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为什么我们说文革结束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不能仅仅归咎于四人帮后面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支持，因为文革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989年苏共解体，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单元，两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齐的历史单元，让世人选择应该改革什么、放弃什么、选择什么。从1789年开始的激进革命运动，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国发生“热月”事变，雅克宾派专政嘎然而止。然后是社会还俗大潮，所谓社会还俗，单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厌烦世俗的生活，会出家，出家会厌烦，然后还俗，社会也是，在一个癫狂的时代整个社会出家，进入超凡入圣的年月，但是社会不会持续太久，时间长了，总会产生从广场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归运动。这一场从广场到厨房、从革命到世俗的转折。革命几乎席卷了20世纪大半个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历史含量极其丰富，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来分析历史的这一天，从正面、反面、侧面、负面，多方面的解析历史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们今天议题有关的，我点到一句，点到为止：这一天仅仅是长达半个多世纪激进革命的终点，结束了中国激进的革命，社会大还俗，群众从广场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变发起者几乎没有历史自觉。他们结束文革之后还是进行文革路线，所谓三年徘徊。此后的路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抓了四人帮，可是此后三年的路线并没有改变。改革是在那三年当中孕育起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对文革的否定，也是拖着一个长长的文革尾巴，历史在断裂中相连。

　　第一阶段改革：青春浪漫的岁月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阶段改革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中断。如果说第一阶段改革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

　　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

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开明官员、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岁月，这就是80年代初期的社会风貌。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阴霾。就是那样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是两代人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十八、九岁应届大学生。那时某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发社会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门口就排起长龙，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长龙又出现，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民族突然变得年轻，如果要寻找那个时候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我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陈云出来掌舵，这是因为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回归的半途，此其一。其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家公认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而他的左膀右臂中，胡耀邦则是有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创伤，党内那么多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满身透明，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来说几乎是一个“阳光青年”，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无人代替。

　　1997年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他说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问：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一点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说，对，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长叹一声，“总是要叶落归根嘛”。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说他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

　　第一阶段改革也有它的隐患

　　第一个隐患，它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改革派的官员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风暴，你去看那个时候所谓的启蒙作品，和千百万民众当下的利益结合不紧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方都市报的言论版，每一个话题和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民众在社会具体运作当中的权益、损益是结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经历过那个岁月，也经历过启蒙，那个启蒙是悬空在天上的，和千百万民众的利益有结合，但是结合的不紧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更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总的发展趋势很明白，摆脱计划经济，趋向于非计划经济的模式。但是非计划经济的模式是什么呢，党内是前后徘徊的，开始说是学匈牙利模式，后来说学新加坡模式，再后来在党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经济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时，检索党的文件，今天我想起来都是绕来绕去的绕口令，开始是说“公有制前提下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后来又说是“政府制订计划、计划指导市场、市场影响企业”等等。有四个字呼之不出、呼之欲出，这四个字大家今天都明白，那就是“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始终没有堂堂正正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件里，这是第二个隐患。

　　第二个隐患，刚才我说到历史在断裂中连续，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场改革改变了政策，改变了经济政策，但是并没有真正触动政治体制，尤其是邓小平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没有触及。刚刚要触及，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

　　那么发生的原因，我们不从个人品质上去找，至少是你这个体制，从文革中来，选择了新的经济政策，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改变啊。历史是在断裂中相联，尽管第一场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标，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有过两个小高潮，都是以邓小平的讲话为标志，1980年邓小平有一场讲话《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经催促要设立专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提出各种各样的草案、方案，他自己个人的论述，多次切入旧的政治体制的命脉，他曾经说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英国、美国、法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里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经说过，我们要寻找到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坏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坏事。他还说过，一个党、一个民族千百万人把他们的荣枯兴衰命运维系于我一身，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目标，还没有触动就中断了。

　　改革中断，徘徊三年，重新启动

　　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

　　当时江泽民新任总书记的，第一个七一讲话我们记忆犹新，1989年7月1日在党校说的话，提出分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社会主义改革观，一种是资本主义改革观，要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党的教育坚持到底，，要把个体户——当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一说，因为那时还谈不上民营企业家，都是年广九、傻子瓜子、个体户这样的人，要把个体户罚的倾家荡产！而2002年第二个7月1日讲话，讲的是“三个代表”，要欢迎资本家入党。两相比较，可以说明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邓在辞去所有职务之后，三年闭门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里想到的事情，总结的历史，不亚于文革时他在南昌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来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年邓复出重新推动改革，他已经是垂暮之年，接近90岁了。他肯定要总结的是前段改革的经验教训在哪里，第二场改革从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场改革改变了三年徘徊，使中国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邓小平来说，最后推一把中国，时间之窗留给他只有两年，他聪明也好，幸运也好，他抓住了这两年。这两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那是邓小平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有作为和为幸运的两年，为什么这么说？前面几起几落我们不说了，就说第一场改革虽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牵制、拉扯，左的这一面是反对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所谓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十一年里，两种声音来回拉扯，两三年就有一个小事件，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小风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说是单年自由化、双年反自由化。阶段性的拉锯，没有一年平息过，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时候，我们看到右的声音没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鸦雀无声。左的声音呢，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突然凋零了。

　　时间之窗给邓小平打开只有两年，他抓住了这个两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好坏我们且不论，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他改革意图的时代，其实还不是第一阶段改革，是第二阶段改革，是他行将去世之前的两年，和去世之后出现的。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

　　第二阶段改革和第一阶段改革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历史背景剧变。前一场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场改革的发生背景是89政治风波不能再发生了。如此一来，第二阶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阶段改革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的前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广度、深度远远超过第一场改革。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那时离89风波并不远，这当然是邓南巡推动的结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现在突然市场经济喷薄而出，写进了党的最高文件。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国超过了英国，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过德国，成为第三。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阶段改革可以比拟的，正是这个东西迅速改变了中国人既贫既弱的情况。李鸿章临死的时候，以他的历史眼光洞见到此后中国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以后中国老是在变，变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鸿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变。实现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就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当下三十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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