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改革动力来自政府和资本的结合

　　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拔地而起，所谓赶英超美，那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蓝图，用他的错误方针、错误的方法赶英超美，一个跟头跌入三年大饥荒，而真正实现赶英超美，倒是邓小平去世之后的05、06年，虽然这个事没有广泛的宣传，但是我自己从小记得毛的口号，看着这个口号怎么几经波折，最后实现赶上英国，极其惊讶，中国就这么赶上了英国？你要想想，当初是1840年英国在广州这个地方敲开中国的大门，而中国赶上英国，是我们在05、06年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大版图上，出现了一个沿海大外滩。外滩我们都知道，小外滩是上海黄埔江边的某一段，我说大外滩，那就是从渤海湾经过

长三角，再到珠三角，这一个大的外滩。这个大外滩出现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观，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你们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你们不要再享受所谓不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滩浓缩到小外滩，我一直说这么一个笑话。只要有外国朋友，尤其是台湾朋友来，我总是带着他们开车，从延安东路高架猛一拐弯，看到外滩璀璨的灯火：那边是92年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群楼，像是曼哈顿一样，这边是30年代上海的欧洲老建筑，台湾的学生经过这里，一拐弯老是会“哇”地惊呼一声。老听他们这么喊，于是我说，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哇”！这个“哇”缩龙成寸，是把世界浓缩在这里。老外滩是老欧洲的一个缩影，陆家嘴金融区的灯火是曼哈顿风格的缩影，一个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黄埔江。黄埔江两岸分别是老欧洲和新美国，整个世界就浓缩在这么一平方公里之内。但这仅仅是外滩中国，从这里开车行程半天，你会看到内陆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幅图画了。

　　第二阶段改革功不可没，。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说法：当下是中国五千年来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中国我没有经历过，但是较黑暗的时期我经历过。当下中国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有，这也就是我对“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开放到了第三场辩论，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众会发出不满之声？

　　第二阶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阶段改革它的动力来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渊，参与改革的人是千百万的民众。当然一马当先，是党内的改革派、官员，还有就是持开放取向的知识分子，有观念风暴。那时改革的愿景，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阶段改革呢？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我们看一看政府行为，第一阶段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阶段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相当强烈——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转向招商引资。我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招商引资”，这成了各级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一个经济学家，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跟我说，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就来自于各个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资公司，省和省之间就是两个大型投资公司的竞争，动力来自于这个。

　　千百万的民众产发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离弃感

　　1989年海外资本撤离，当时邓说过一句狠话，“资本家资本家，我就不相信资本回来以后，资本家的政府不回来”，大幅度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几乎是零门槛。经短暂撤离，海外资本一个回扑，远远超过第一阶段改革。我在欧洲访问的时候，欧洲人告诉我，为什么欧洲的高税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来自于你们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给欧洲的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场所，这个投资场所遭遇不到工会的纠缠，所以欧洲工人要继续罢工，提高工资，欧洲的资本家第一话时，你要罢工，我工厂就迁到东欧去，第二句话是，再不行我迁到中国去！到后面这句话提出来，欧洲的工人阶级全部没脾气，降低自己谈判门槛，留住工厂、留住资本。

　　第二阶段改革时，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资本投资的天堂。开始几年，总共是1.3万亿美金卷土重来。资本家回来了，资本家政府也回来了，现在任何一个欧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国的萨科齐来访问，不带人权官员带企业家，来要大量订单。邓小平就是这样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发生这样一件事，可谓奇观：一个是权，一个是钱，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自有资本主义运动以来，包括英国工业革命在内，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动力，这两个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过的，资本主义所经之国没有一个国家发生两部

发动机并成一个，成为一个大马力发动机，没有这样的事情。权、钱结合，在中国形成这一场市场经济的风暴，它造成的社会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它使中国付出怎样的社会代价，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极其缓慢，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是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二个秘密。第一阶段改革是有双向目标在那里的，第二阶段改革只有一项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进度极其缓慢，权力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成为官员权力的盛大节日。那当然会造成制度性腐败，会发生千百万民众被剥夺感，被改革开放抛弃的那种离弃感。

　　如果计算数字的话，至少沿海地区大多数中国家庭，绝对收入在上升，但是你问他的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的话，倒反而不如第一阶段改革。这二者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这样出现的。

　　允诺的镇痛作用消失，社会公信力丧失

　　我刚才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和台湾的学界、学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里去讲学的是美国大牌的中国学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当代讲座，有一个讲稿，我去的时候正好出版，他给当代中国下的定义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我不赞成这个定义。为什么不赞成？这句话里主语是“威权主义”，这是跟东亚四小龙相比，“有韧性”这一定语，当然是指中国坚持改革。定义中国为“威权主义”，本身我就不赞成。东亚四小龙无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权、右翼意识形态主导，而中国的意识形态虽然发生大幅度萎缩，但核心结构还在，实际上是一场左翼政权。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原始积累，在本质上跟亚洲四小龙不一样。所以对这个主语，我就不赞成，没有区分政权和意识形态左右之间本质性差别。

　　左翼意识形态组织的这场原始积累，这是中国第二阶段改革的第三个秘密。它当然有便利。它的便利是什么呢？因为左翼意识形态有一个宏大的愿景放在那里，我们总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人到时候都会有面包的，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只鸡的，每一家的车库里都有一辆车的，这是共产主义。这个左翼意识形态可以给原始积累过程中千百万弱势阶层起一种镇痛的作用，因为有一种允诺在嘛，我们最终是代表你们的根本利益嘛。时间长了，镇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个便利性就走向了反面，造成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政府公信力的严重丧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却又装作相信，而主流意识形态又装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两边都在“装”，这是当下中国公信力丧失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随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车没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这么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公信力丧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可信了。

　　全世界都在谈中国，但是中国关于这一场崛起，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呢？世界上关于中国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还有说中国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但是中国把自己这一场剧变说清楚了吗？中国失去了说清楚自己的能力。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人满身是嘴，反而说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稽？

　　第二阶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场列宁主义”

　　不是有韧性的威权主义，那么是什么呢？我也不隐瞒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愿意把这个观点提交给广东的朋友来批评。我认为第二阶段改革塑造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结构，这场转变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市场列宁主义----“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市场成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触摸到的现实，但是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从列宁主义而来，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市场和列宁主义居然能结合。有朋友说，列宁当年也设计过新经济政策啊？对，那是短暂的政策设计，那和中国当下现实不可比拟。所以用新经济政策来解释当下中国，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捉襟见肘的。

　　我觉得既要承认已经变化了的，还要直面没有变化的，你老老实实的承认，这是一个市场列宁主义的结构，这样才能使我们能够维护该变的、已变的，对还没有变的，当变则变，应该改变的是政治体制。我们和东亚四小龙的差别就凸现在这里。东亚四小龙是右翼威权，那个政治体制和市场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说右翼威权本身没有破坏过市场结构，是先有市场结构，后有威权。中国不是，中国在1949年以后，一面倒，曾经采纳过以俄为师的东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曾经在那个时代创造过一个巨大的国有资产。这是不能用东亚四小龙不能解释的巨大现实。只有市场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和东亚右翼威权的差异。

　　同时，我们跟东欧的差异在哪里呢？我们在49年之后确实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在1978年之后中国是最早进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场经济那一头摸索。市场化的取向有别于东欧，列宁主义政治结构跟东欧基本一致，以东欧模式也同样不能解释中国。

　　1989年之后，苏东先是实现了民主化，然后实现市场化，对那个庞大的国有资产实行民主体制底下的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实际上是派出过代表团到德国去参观、访问，访问什么呢？关心德国统一之后，怎么处置东德巨大的国有资产？德国成立一个信托局，对东德的国有资产实行市场拍卖，竞价拍卖。中国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我们也拍卖，也化整为零，表面来说中国和东欧在1989之后不又殊途同归了吗？不。德国信托局是提供上下两块夹板，下面这一块是社会保障，东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经积累起的社会保障，保证你工厂拍卖之后不会流离失所；上面这一块是什么呢？给每一个东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上你是有总经理、老板一样的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包含你基本的罢工权利。当然他们也遇到过很多的问题，但有没有这两块夹板，是造成同样是市场化，但中国与东欧的改革发生完全不同社会后果的根本原因。

　　中国呢？只学当中这一块，上下两块，没有了。你这样来处置当中这一块国有资产，才会出现这么多民怨、民愤，才会出现这么广泛的剥离感、被离弃感，这是第二阶段改革出现这么多社会弊端的原因。

　　总而言之，形塑今日之中国者，第二阶段改革也，非第一阶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为改革开放辩护，但有一个前提，要还原三十年中国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说服民众。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用第一阶段改革残留在民间的那个温馨的回忆，来粉饰、遮蔽第二阶段改革的弊端，那么完全可以预见，辩论进行下去，改革方将会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现在，争论不过出现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何去何从、何利何弊，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热点。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时候，还能够像此前一样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向老百姓说实话、说真话，在说实话、真话的前提下，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来，重建第一场改革那样的上下共识。

　　中国此后还是会有艰难曲折，甚至大的颠扑。总得来说，市场化这一块已经渡过了不可逆的拐点，这是让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气的地方。至于说另一块怎么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平顺的一个转折，我想这是各级官员应该考虑的问题，从最高当局，一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走的好、走不好，关系到我们下一代人。

　　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我只能引用温家宝在今年三月份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温家宝说，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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