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重新起航

　　英国人哈彻的名字就像当年的斯坦因和伯希和一样让中国考古人闻之色变。他把在中国南海的寻宝故事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个刺激了中国考古学界两代人的故事是，1986年4月，阿姆斯特丹，哈彻委托嘉士德拍卖他打捞上来的中国文物。一次拍卖会上就出现23.9万件之多的中国文物，这样的盛况，在欧洲收藏史上前所未有。中国驻荷兰使馆急电国内，请示此事。《国际海洋公约》、《世界各国海洋法》，却没有任何一条能制止此事的法律依据。无奈，国家文物局只好派出了两位陶瓷专家耿宝昌、冯先铭，携带了3万美元，想把文物买回来。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笔巨款。

　　可是，在整整3天的拍卖中，中国人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每一件瓷器的起拍价格，都在估价的10倍以上，3万美元形同废纸，二十多万件珍贵的中国文物，眼睁睁花落旁家……哈彻由此赚了两千多万美元。

　　1999年4月，他又在中国香港附近的海域找到了1822年1月在中沙群岛触礁沉没的中国清代商船——“泰星号”。

　　“泰星号”遇难时，船上载有两千多名乘客和船员，乘客中有商人、学生，还有大批外出谋生的中国劳工，那次海难仅仅有198人获救，死难者比后来的“泰坦尼克”号还要多200人，“泰星号”也因此被称为“东方的泰坦尼克”。

　　作为压舱石，船上同时装载着上百万件在欧洲十分畅销的中国德化窑瓷器。

　　让中国考古人悲愤的是，为了在收藏市场上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哈彻竟将其中的60万件打碎，把剩下的35.6万件运往德国交于拍卖。即便如此，这么大数量的瓷器单凭欧洲文物市场还无法全部消化，于是拍卖行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买家。据说，这场持续了九天的拍卖会最终的总成交额高达三千多万美元。

　　一次又一次，游弋在我国南海的“哈彻们”捞得沉船上的中国宝物，扬长而去，船辙在中国的南海拉开一道又一道口子，残阳染红了伤口，又迅速被海水平复，没有人，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

　　南海国宝遭遇到的历次浩劫深深刺痛着考古队员的神经。“南海一号”打捞也注定是中国考古人“南海自卫反击战”的第一枪。在它被发现的那一年，中国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同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

　　水下考古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1990年正式诞生了第一支“水下考古队”。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先后对福建连江定海沉船遗址,广东吴川沙角沉船,山东胶南琅琊台沉船遗址和海南文昌宝陵港沉船进行了调查，及时抢救并发掘了福建平潭“碗礁一号”。

　　2002年，水下考古队得到了国家财政部4000万元的资金支持，考古队队长张威终于能组织对“南海一号”的大规模考察和局部打捞。

　　水下考古和陆上考古的区别远非多些麻烦这么简单。在水下20米深处，氮麻醉的威胁始终伴随着他们，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2002年3月，当张威和其他队员凿开一个窗口进入船内时，他们惊呆了：在一个面积仅几平方米的小舱内，就捞起了四千多件精美绝伦的文物，绝大多数瓷器完好无损、灿然如新！当他们将几千件宝贝小心翼翼地带到水面上时，“心里说不出什么是滋味，又想大笑，又想哭一场！”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中国的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

　　这艘沉船的谜底还无法彻底解开，我们只知道那一天大概是在八百多年前的宋高宗时期，“南海一号”的前身在那里等待，等待拯救，或者等待死亡。

　　历史学家赋予这种等待的结局以饶有意味的象征意义：封建社会中后期以来，历史开始由陆权时代进入了海权时代。有一条规律为后来的史学界所普遍认同，那就是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败于海洋。

　　尽管之后中国同样有元朝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有郑三宝带有世界巡游色彩的辉煌，但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将海上贸易提到前所未有地位的一个朝代。

　　也是在南宋，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第一次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统治地位。

　　因为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他组建舰队，改善港口，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

　　历史学家认为，“南海一号”出海时，必须经过由当地市舶司开具公凭(出海许可证)，并进行“抽解”(收缴部分货物充税款)。

　　南宋偏安杭州，对海上贸易的依赖与日俱增。高宗初年，市舶收入就占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强。

　　从科技上看，在南宋时期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日益精密的指南针指向，比北宋时期更为进步。

　　从“南海一号”已经被打捞起来的文物，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在世界海上贸易中的地位：一些“喇叭口”大瓷碗，其式样在国内从未发现过，却与阿拉伯人常用的“手抓饭”饭碗很类似。还有一些陶瓷首饰盒上出现中国文化少有的图案，显然其是专门为国外客户制作的。考古学家据此估计，该船上的很多商品都是当时国内厂家根据国外市场要求特别制作的。

　　目前“南海一号”沉船点发现铜钱已达上万枚。其中，年代最老的是汉代的五铢钱，这次发现的最新的为建炎元宝(南宋初年)。这么多的货币一方面可能表明在当时中国的国力之盛，中国货币可以成为“海上丝路”的硬通货。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将英国的崛起归结为三点原因：一是重商；二是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三是国会通过了《航海法令》。

　　然而历史最终为中国这场“等待”做出了抉择：尽管无数艘“南海一号”的货易之利，为南宋朝廷续命不短，但随着南宋朝廷1279年在崖山海战的覆亡，可能改变中国未来历史的海上雄国之梦终究伴随南宋王朝的没落，湮没在了南海的微澜中。

　　以后的中国，频出“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的海禁政策，乃至焚毁出海船舶，阻断海外交通。甚至连脍炙人口的“郑和宝船”，船队上的任何部件、图纸却都找不到。

　　中国的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从此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张悦 特约撰稿 杨大正 发自广东阳江